传承发展云南优秀传统廉政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力正风肃纪反腐，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出台，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除此之外，柔性的文化熏陶涵养，促使官员形成不想腐的自觉自律，也很重要。在这方面，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滇之入宦途者，倔强迂谨实所不免，顾鲜以赇败”，倔强、迂谨、清廉是古代云南籍官员最突出的品格特征，这是清代乾嘉时期云南大理学者师范，对古代云南籍官员品格的概括。他还分析这一品格的形成原因，“固属风土之厚而仁渐义摩之效，于此可见一斑”，也就是说，是云南风俗淳厚与教化得力起的作用。显然，师范对于这一品格是持赞誉态度的。

师范（1751-1811年），字端人，号荔扉，又号金华山樵，大理弥渡人，白族。祖籍山西，先祖在明朝洪武年间随明将傅友德出征云南，后来定居云南。师范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举人（乡试第二名），但七次参加会试都没有中第。之后通过大挑任四川剑川州学正，又以军功选授安徽望江县知县，最终客死于此地。

师范著述宏富，其中《滇系》是他“四年积劳”，“以乡人说乡事”，靠一己之力修成的一部重要的云南志书。在这部书中，他遴选一些云南籍官员和在云南为官者，记述他们的重要事迹，每每又加上自己的评论，希望以此来激励和劝诫当时及后世的从政者，尤其是云南的从政者。上面的那段话，就是他对云南籍官员政治品格的概括。

在《滇系》中，师范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云南籍官员。如昆明人毛玉在明朝嘉靖时期参与“大礼议”的争论，从礼法传统出发，认为以藩王身份继承皇统的嘉靖皇帝，应该先过继给伯父孝宗皇帝为子“继嗣”，然后才能合法继承皇位“继统”，因此触怒嘉靖皇帝，被施以廷杖酷刑而死。建水人包见捷，“雅负清望，属吏承奉，莫敢不自厉”，他自己向来以清廉闻名，所以属下官吏也都效仿，严于自律。万历皇帝派遣众多亲信宦官充当“矿监税使”，赴各地以征收矿税等为名捞取钱财，受到百姓的强烈反抗，很多正直的官员都纷纷劝阻。其中包见捷尤其踊跃，“言尤数”，多次进言皇帝，陈述矿监税使的危害，招致皇帝忌恨，受到处分，但他认为自己尽了为百姓请命的责任，根本不把处分放在心上。万历时期，“公廉恤民，治声大起”的昆明后卫人严清，不趋附当时权势熏天的首辅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他担任吏部尚书，“日讨故实，辨官材，自丞佐下皆亲署，无一倖进者，中外师其廉俭，书问几绝”，掌握朝廷的人事任免大权，严把用人关，在他的监管之下，没有人能靠钻营取巧获得官职，官场上行贿买官的风气几乎断绝。

而在倔强、迂谨、清廉三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应当是孙继鲁，他为人“耿介，所至以清节闻，然好刚使气，沾沾自喜”。在担任山西参政时，他多次惩处当地不守法纪的藩王，离任时，众多怀恨在心的藩王拦住他的去路，打开他的行装，想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清廉，最后发现里面只有几件旧衣服，别无其它财物，这才心悦诚服地为他摆酒践行，并表达歉意。他与总督翁万达争论守卫北部边防的策略，因语言过激，被逮进牢狱折磨而死，那些藩王中还有人为他鸣冤。这是说他清廉。他在任淮安知府时，因触犯织造太监而被其诬告，皇帝下令将他逮捕到京问罪，幸亏得到大学士夏言相救才免除处罚，但他却不予相谢，引起夏言不满。这是说他迂谨、倔强。对于孙继鲁与翁万达的争论，师范曾经亲自去北方实地考察，认为孙氏的主张“不虚也”，“惜语多愤激”而招致祸端，肯定他的主张有可取之处，但也认为他出言不当而招人忌恨。在师范看来，云南籍官员的这种倔强、迂谨的风格，虽有不畏藩王、宦官、权臣，“铁肩担道义”的可贵之处，但有些人过于任性使气，完全不会灵活变通，出语咄咄逼人，即使所坚持的意见是对的，终究会给自己带来祸殃，对事情本身也没有益处。可见师范对这一品格并不是全盘认可，而是认为应把握好分寸。

对于为官者的德与才，师范认为德更加重要，这在他对明代正德时期的首辅安宁人杨一清的看法中，可以反映出来。师范称他“博学善权变”。他利用太监张永与另一掌权太监刘瑾的矛盾，鼓动张永铲除与自己也有矛盾的刘瑾，在张永掌权后，他也因为得到张永的支持，在仕途上得到升迁。杨一清善于利于机会，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显然并不倔强、迂谨。师范还拿他与严清比较，“恭肃（指严清）才不逮文襄（指杨一清），而清节过之”，严清的才干不如杨一清，但清廉的品行要胜过杨一清。杨一清“不绝馈谢”，有收受贿赂的行为，肯定也是谈不上清廉的。杨一清的立身处世与倔强、迂谨、清廉的品格都有较大差距，师范将他列入《滇系》，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可能是因为杨官至首辅，地位之高在历史上的云南籍官员中极为少见，而且杨铲除乱政的刘瑾，“晓畅边事”“故相行边，自一清始”，才干、功绩、地位、影响等都使他在《滇系》中不能不占有一席之地。但师范也说：“孙中丞（继鲁）之刚洁，毛黄门（玉）之伉直，严太宰（清）之廉敏，包侍郎（见捷）之清干，皆卓然胜国者。”他称道的这些明朝官员都是德行高洁的人，其中并没有提到杨一清，显然是认为他德行上有污点，这也表明在他看来，为官者的德行比才能更重要。

师范搜罗云南籍官员的典范人物，归纳他们的风格品质，是为了激励和劝诫后来者。“尤冀后贤互相刻励，以无为前人羞”，即后世的云南籍官员，应该继承前辈的优良品格，不要让他们蒙羞。除此之外，他对于在云南为官的外籍人员，也有较高的寄望。

南宋的梅挚曾写《瘴说》一文：“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陨。虽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所谓“五瘴”，即官员身上存在的苛捐杂税、严刑峻法、饱食终日、中饱私囊、爱慕女色的五种弊病，梅挚认为只要犯上任何一种都会导致“民怨神怒”，远比众人谈之色变的“土瘴”，即在古代西南较为盛行的瘴疠之气要厉害。师范对《瘴说》深有感触，评论道：“土瘴在地，有中有不中；五瘴在人，犯之无不立陨。吾愿宦滇者，先自去其瘴，则地之瘴亦何足畏哉？”为官者先要省视、去除自己身上的不足，磨砺高洁的品质，这样才能避免各种恶习恶行的侵蚀，这是他对云南籍官员和在云南为官者的共同期待。

他还例举了不少历史上在云南为官，政绩、声望卓著的人物，作为当时和将来在云南为官者的示范。如他希望在云南为官者，能够效仿元朝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关心百姓的福祉，“因录公传少为论次，倘官于滇者知考公循迹而讲求之，滇之民庶其有瘳乎”。他又称道明代成化时期任云南知府的董复“清而不刻，仁而不懦”；表彰弘治时期的云南巡抚杨继宗：“杨公抚滇，未一载遽卒于官。滇志佚其事，并姓氏亦失之。正史尚在，功何可诬也？观其劾去旧僚八人，凛凛乎包试制之遗风。以较世之貌宽厚习，圆通而黩货者，使与公遇，必啐其面矣”“公尝曰：‘豪强贵势，人皆畏之，我独不畏；金钱货币，人皆不畏，我独畏之。’语虽粗质，其风节已可概见。”杨继宗在云南任官时间虽不足一年，但不顾情面，罢免过去追随自己却行为不检点的僚属，不畏权贵，两袖清风，节操刚正，堪比宋代的著名清官包拯。明朝嘉靖时期任云南巡抚的王恕，“始至滇日，即榜其堂云：‘不携童仆，单身自来，意在洁己奉公，岂肯纵人坏事？’呜呼！此真古大臣之言哉！彼宦途之以声势相高者，舆台傔从，动辄百人，少亦不下数十。州县且然，等而上之，遂至莫可究极，皆端毅之罪人也。”王恕赴任时轻车简从，师范借此批评当时一些官员讲究排场，前呼后拥。

对他人持这样的标准，师范自身也躬行实践。他任望江知县8年，刚正廉洁，不畏权势，爱恤士民，兴利除弊。去世时，身无余财，得朋友相助，才得以归葬桑梓。清代著名的清官昆明人钱沣，与师范是好友。当钱沣被授予御史的职位时，师范写了一首诗寄给他：“埋轮斩马喜从今，风节须凭汗简寻。天下遂瞻真御史，十年谁问老词臣。即无阙事堪焚草，自有嘉谟可尽心。稽首易承颜咫尺，小儒空说九重深”。“埋轮斩马”是指钱沣惩处权臣和珅横行霸道的手下，师范对此举大加赞赏，认为可以留名青史，并且希望好友能够恪尽御史建言献策、激浊扬清的职责，为国家贡献力量。近代云南晋宁学者方树梅，对同处乾隆之世、政治品格相同的钱沣、师范都非常敬佩，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南荔草堂”，因为钱沣、师范的号分别是“南园”“荔菲”。

历史学有资治鉴戒的功能。师范对古代云南籍官员、在云南为官者政治品格的论说，对从政者的期待和对为官施政的看法，以及一些典型官员的立身处世、为官理念、施政措施等，对于今天云南响应中央的正风反腐号召，增强领导干部的政治担当，肃清白恩培、秦光荣余毒流毒，推动云南政治生态的根本好转，仍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执笔： 历史学博士，昆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阳正伟）

作者单位：昆明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