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弘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

作者毕昌献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而毛泽东同志系我党调查研究的开创者、践行者和集大成者，为调查研究树立了光辉榜样。调查与研究始终是他认识与改造世界、推进中国历史进程和改变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强大武器。当下，学习和弘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对于新时代开创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通过调查与研究，毛泽东接受了最先进的思想，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世界急剧动荡不安，各种思潮汹涌激荡，各种主义如浪涌来。毛泽东作为湖南一师学生，面对积弱积贫的中国，彼时的思想与信仰尚未确立，但受到岳麓书院倡导的湖湘实学文化的影响，在探索救国救民的过程中，他就以“游学”的方式与校友萧子升徒步900余里走访了5个县开展社会调查，对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农民的疾苦有了深刻认识，这成为他思考国家未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现实基石。同时，毛泽东等人创立新民学会，他主张会友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研究当时世界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新民学会经常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这一时期，虽然毛泽东在思想信仰上仍感到困惑，但是他对调查与研究有了一定的认识，并经过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思想认识。正如后来他回忆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实录毛泽东》第一卷，长征出版社2013年版）。

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心，利用工作机会，如饥似渴大量阅读各种新出版进步书刊，特别是《新青年》，给他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努力探索，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而他兴趣最大的是哲学、伦理学，他认为，“哲学、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之所以如此认识，是因为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同时，他与李大钊等学者和有志青年结交，热烈探讨冷静思考，潜心研究分析对比，经过去粗取精把握本质，综合归纳判断趋势，他思想信仰豁然开朗，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

他认为，只有研究不去实践，信仰无法变成现实，充其量只能算个理论家。1921年心怀理想信念的毛泽东回到长沙参与创办文化书社，湖南《大公报》上也登载了毛泽东执笔的《发起文化书社》，他在文中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文化书社是一群互相了解完全信得过的人发起的，这群人此前大都为新民学会的会员。在毛泽东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二、通过调查与研究，毛泽东发现并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领导人民缔造了新中国

毛泽东重视学习研究，更重视实际调查读“无字之书”的治学之道，然后不断去探索与实践。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通过调查与研究，牢牢地把真理攥在自己手中，找到革命正确的道路，推进了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历史进程。

建党到建国这一时期，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每一个阶段，毛泽东把调查与研究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和看家本领，他对革命与革命战争正确的指导，都与毛泽东呕心沥血的调查与研究密不可分。通过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在革命紧要的历史关头，他始终能作出正确决策，这是他被遭到排挤后又能回到党的领导核心的关键所在。

北伐战争时期，毛泽东面对我党同国民党合作还是不合作的激烈争论中，他应用其1921年到江西安源煤矿调查经验，在党的三大上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他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

针对国共合作之后党内存在“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及国共合作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打压，毛泽东毅然回到湖南老家韶山，在1925年利用大半年时间进行调查，他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接触广大群众，在乡村作了深入全面的社会调查，这年秋天在总结调查的基础上，他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到中国农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他主张大力组织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这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起源。

随后，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面对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诘难，他深感研究农民的材料缺乏，于1927年历时32天，毛泽东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他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澄清了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看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农民是“革命先锋”、农民运动“好得很”。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为中国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阐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即经济学上的“二八现象”：80%的土地被20%的人占有，因而得出结论：土地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成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同年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在红四军中召开了为期两天的支队长、支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毛泽东亲自发问和做记录，并同与会者一起探讨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接着他又召开连队士兵调查会，听取战士意见，在此基础上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使调查与研究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方法。

正是调查与研究，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及革命队伍树立起极高的威望，自然而然成为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了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他对湘赣边界各县群众斗争、反动派状况、土地分配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基于调查对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毛泽东逐步把调查研究活动推广到全党，并广泛应用于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调查研究成为我们党指导革命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方法。

三、通过调查与研究，毛泽东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道路中，多次号召全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优良传统，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把调查零散的认识研究后系统化，粗浅的认识深刻化，探索和挖掘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尔后形成正确的决策部署，战胜了来自国内外以及自然灾害等各种严峻考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当时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年人民出版社1996版）”。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针对照搬和借鉴苏联体制弊端已严重暴露，毛泽东思考如何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探索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他历时两个多月，先后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工作汇报，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他提出，汇报材料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提出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初步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框架，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随后，党的八大将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的思想作为指导方针，明确规定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下去搞调查研究。为此，他要求各级党委负责人亲自做调查研究：“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版）。在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为从根本上解决国民经济问题，毛泽东还三次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一次是1960年底，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在三次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摸清了国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由毛泽东发起的这次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直接推动了党的作风的根本转变、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们党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他的历史功绩也必将会永远载入党和国家的史册。

转自2022年第4期《云南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