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大局、顾大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当前，我们处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继承老一辈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的优良传统，更加自觉地认识大局、服从大局、维护大局。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强调大局意识。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明确规定：“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地方服从中央、不能自定政策、不得单独发表意见，体现了维护中央、维护全党团结的大局观。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在自觉践行大局意识。一部九十多年的中共党史，其实也是一部讲大局、顾大局的团结历史，尤其是在一些紧要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更是着眼大局、把握大局，广大共产党人自觉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顺利发展。

“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

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大局的观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多次面临着如毛泽东所说的介于全局和局部之间的两难选择。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顿时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两种声音，一些人认为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不杀蒋介石难平民愤，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民族大义考虑，联蒋抗日。最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团结一致抗日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派出代表团参加谈判，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这一局部利益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将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样的政策调整显然是以牺牲我方利益为前提的，以至于一向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标榜的张东荪也由衷地感叹：“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编制小了，很多高级将领都只能降级使用，但这些共产党人都以抗战为大局，对个人名利的损失毫无怨言。曾担任过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降了6级，但他欣然接受，说只要能上战场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

抗战时期，广大共产党人不仅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大局至上，在其他各个方面也是大局至上，以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进行“三三制”建设，让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根据地建设和抗战行列。当时“三三制”政权是选举出来的，有时候选出来的共产党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的一些共产党人就主动让贤，退出选举，让党外人士替补。1941年11月，延安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新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选举结果是18名政府委员里共产党人占了7名，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徐特立显然是从团结最大多数人抗战的大局出发，将个人名位抛到了一边。

和徐特立一样为了抗战大局而抛弃名位的还有李井泉。七大时，按照资历和功绩，李井泉理应进入中央委员行列，但他主动退出中央委员选举。当时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因老干部多，照顾不到。”李井泉谦虚道：“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

正是有这么一大批不计私利、服从大局、维护中央权威和团结统一的共产党人，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才促进了共产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如果说抗战爆发后中共调整政策，并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是为了国家、民族大局而放弃政党的局部利益，那么抗战结束后中共占领东北则是共产党顺势而为、充分发挥“东北”这一关键局部以换取解放战争的全局性胜利，背后同样彰显的是共产党高瞻远瞩的大局观。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进入东北，迅速摧毁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这为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创造了条件。正所谓“得东北者得天下”，东北这一局部对国共两党战胜对方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的战略基地，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分割包围的局面。如果国民党控制东北，与华中、华东相配合，就可以南北夹击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此乃“千载一时之机”，占领东北应该成为当时全党的大局，是抗战后重大战略行动。为此，中共中央相继派出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6名中央委员、10名中央候补委员率领延安和各解放区的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全党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晋察冀、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迅速挺进东北，华中的新四军移驻山东，江南的部队北撤江北，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大局观和团结统一的力量。据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我们支援东北，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晋察冀是老根据地，基础好，区域大，人口多，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南发展。而东北地区则正在初创，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又是中央确定要首先夺取的地区。如果我们党占有了东北，进行解放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基地，这对全局是非常有利的。”当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山东干部：“我们山东不惜一切代价，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占领东北的战略决策是基于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大局的考虑，广大干部战士离开业已发展良好的根据地，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体现的正是共产党人担当、服从的大局意识。事实也证明，占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制胜国民党的关键一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

县委第一书记带头让亲属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又有了一次比占领东北更大的“大迁徙”。1959年至1961年，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当时，经济困难集中在粮食短缺上，而农业生活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精简因“大跃进”而膨胀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一方面减少城镇商品粮的供应，一方面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以减轻粮食供应压力和加快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为此，中共中央在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又决定对“大跃进”期间上马的一批工矿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并且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当时，能否将大量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精简回乡或下乡，成为国民经济能否成功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复苏的关键。正如陈云在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所指出的那样，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对调整经济、克服困难非常重要而且迫切，是关系全局的大事，是其中关键的节点。但精简职工并非易事，周恩来当时就说，这件事“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族的生活”，好不容易跃出农门的人现在又要返乡，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口去完全陌生的农村，对个人家庭、个人命运来说都是一种“逆转”。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必须带头。196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在各级行政机关方面，除了精简编制和减少大批人员外，应当由上级领导机关挑选一批得力干部下放，加强基层。首先中央机关要带头，派一批部长、副部长、司局长级的干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选派一批干部下去。机关领导干部在行动，基层党员干部也在行动。陕西榆林米脂县委第一书记常锦城为了完成本县精简职工的任务，带头让本不属于精简范围的妻子提前离职。在精简职工过程中，从中央到基层，层层领导干部及党团员带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计私利，支援农业，回到农业第一线。正是干部、党员的模范带动，使得共产党顺利完成了精简人员政策的贯彻执行。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1800多万名职工，减少城镇人口2600多万人，这些人以克服国家经济困难大局为重，牺牲个人的利益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