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打响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启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征程
1924年国共第一次携手合作，开展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运动。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军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迅速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席卷南方大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17日，原驻宜昌的第14师师长夏斗寅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5月21日，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6月5日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宣布分共。在“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之中。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据党的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英勇牺牲。另据1927年11月统计，共产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5.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
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走上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7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赴九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指示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前往九江开展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鉴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态度日见右倾，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会议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建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在九江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并派前委书记周恩来赴赣领导。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歼灭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胜利的旗帜在南昌城头高高飘扬。南昌起义这石破天惊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不畏强暴、坚定信念的英雄壮举。陈毅曾深刻地指出：“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于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地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八一功在第一枪”，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使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继南昌起义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接踵而至，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如雨后春笋开始遍及全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创建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直接领导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性。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通过党的纲领的第一条即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早期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在党刊上相继提出，“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等观点。但此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关于组织军队的问题尚未实际开展。1926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军事运动议决案》，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作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明确“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决议还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决议虽然强调党要“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但没有提出党应力争直接掌握军队的任务。这说明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充分认识，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方面。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和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促成中共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发生根本转折。在残酷的革命现实面前，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不掌握军权，不独立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不开展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党决定立即转变革命斗争方针，开始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南昌起义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中国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真正有了自己的子弟兵。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整编后总兵力2万余人，下辖3个军：第11军，军长叶挺；第20军，军长贺龙；第9军，副军长朱德。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整编后的军队，已经不再是国民党所属的旧式军队，而是一支由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斗的革命军队。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南昌起义开始组建的，并“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规定在军旗、军徽上以“八一”二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8月1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南昌起义初步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在政治上、纪律上和组织上，开始探索党对军队全面领导的实现形式。
起义前，党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是领导南昌起义部队及其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起义成功后，为了加强指挥，党在部队中设立和健全各级党的组织。部队绝大多数军、师一级由中共党员任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团、连设指导员。如第11军党代表为聂荣臻；第20军党代表廖乾五，下辖第1师党代表方维夏、第2师党代表陈恭、第3师党代表徐特立。据萧克回忆：“南昌起义时，兵士党员很少，党员干部也不多，但都很听指挥。”
此外，起义军还从加强革命纪律、树立革命信念入手，塑造这支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毋庸讳言，南昌起义新诞生的这支部队刚脱胎于旧军队，难免带有各种旧军队的习气。据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回忆：“当时部队军纪非常不易维持，以致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时时发现。行军途中，由于条件艰苦，很多新兵开小差、遗弃子弹等现象都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战士们在饥饿后直接拿老百姓的瓜果鸡鸭充饥，引起群众的惶恐与反感。”针对这些情况，起义军及时整顿，宣布如有发现无故鸣枪及乱入民室者，就地枪决。同时，加强部队纪律教育。在对士兵宣传中，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要求：“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进行的）乃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此后，起义军又发布军中布告，明确，“照得本部各军，富于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通过加强对起义军的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坚定官兵的革命信念，打牢官兵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
起义军南下广东遭遇军事失利后，朱德等部队领导人通过建立起坚强的组织机体，实施政治训练和思想教育，摸索实行党对军队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全面领导。朱德在率部转战途中开展了著名的“赣南三整”，其中1927年10月底进行的大余整编就是对部队进行组织整顿。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同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这对加强支部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整顿党、团组织中，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部队经过这次整编，面貌焕然一新。虽然战士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据粟裕回忆：“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朱德等对部队进行的一系列整顿，有力地巩固和团结了部队，为南昌起义军余部成功发动湘南起义和实现井冈山会师，为日后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治军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朱德同志从一开始就注重思想建军、政治建军。他领导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
“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更从根本上孕育和铸就起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不变军魂，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最终定型与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掀开了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开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可贵探索
“八一南昌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南昌起义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武装革命壮举，更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的开始，为毛泽东创立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红色政权理论和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作了重要的探索和有益尝试。
南昌起义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历史时期的序幕，对土地革命进行了初步探索。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南昌起义决策过程中，提出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说：“在九江会议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的意见。（李）立三、（恽）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邓）中夏、（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惟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的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翌日恩来到浔，始传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方得最后的决定。”由此可见，南昌起义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实行“土地革命”的新政策。
从南昌起义发布的一系列宣言和政纲来看，南昌起义体现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力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央委员宣言》就明确提出了“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须正确而勇猛的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起义胜利当天，中央委员及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提出的政纲之一，就是“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起义总指挥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则郑重宣称：“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1日致前委的信中也明确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由于起义之后战事频繁，部队一直处在运动之中，未能有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土地革命纲领难以付诸实施。然而对土地革命问题的探讨和摸索，却一直在进行之中。把“土地革命”的口号付诸实施，是在起义军南征行动失败之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湘南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先后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插标分田”，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
南昌起义开始尝试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初步探索。南昌起义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不在城市，而是在广大的农村，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实践上开始寻求和探索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
首先，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的构想中，就考虑和广东东江农民运动相结合。张国焘在1927年11月8日致中央扩大会议的信中说，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其任务是去指导前敌方面的工作，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由赣东入粤，与广东东江农民结合。”南下途中，1927年9月《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向潮汕进军的问题》也指出：“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夺取广州为佳。”“望电知粤省委另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1927年10月李立三再一次肯定“回粤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些史料表明南昌起义领导者虽然仍把大城市放在重要位置，但此时南昌起义所要建立的根据地已不是大革命时期完全以城市活动为中心，而是包括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可见，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变化，起义领导者已开始注意到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其次，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农村找到了立足点，最后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的计划，暂时意见不可能”。指示起义军余部，“各就所在地与农民结合，努力实行农村斗争”。
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后，保留了两支队伍。其中，从乌石头突围的起义军1000余人，在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的带领下，历尽艰险到达海陆丰地区。1927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致信海陆丰县委，指示“海陆丰的工作，应防止变成单纯军事行动的倾向。我们的运动，应注意在乡村中即刻实行没收土地，大杀土豪劣绅，而且我们要领导农民能长期斗争。”这支部队后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成为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主力。
另外一支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的率领下，于1928年初进入湘南举行起义，创造了坚持数月之久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此后，又辗转到达井冈山，实现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进一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
除此之外，南昌起义中许多革命者纷纷到达全国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播撒了革命火种，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土地革命的燎原之火：贺龙、周逸群、段德昌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许继慎参与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李文林参与创建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徐成章参与创建了琼崖革命根据地；黄道参与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雷经天参与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开拓创新，迈出了宝贵而又艰难的第一步，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辉煌历程的重要历史节点。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念；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黑暗反动势力奋起抗击的英雄气概，对中国革命道路艰辛探索的百折不挠精神；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赤胆忠诚、英勇奋斗的革命情怀。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矗立的一座不朽丰碑！
（作者单位：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江西省南昌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策划、江西省南昌市史志办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