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党史人物传‖傅发聪传略

傅发聪于1920年12月11日（农历冬月初六日）出生在昭通县闸心场一个破落的工商（客栈）兼地主的家庭里。家庭主要生活来源是靠傅发聪父亲分得祖上房屋一院约300平方米，开了个客栈，取名“民生栈”，兼卖茶水，作为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另有几亩旱地或出租或雇工自种。1929年母亲病逝后，父亲另娶了一位姓高的继母。1931年前后，昭通地区土匪横行，闸心场这样的大集镇都被土匪抢劫，傅发聪家被洗劫一空，还绑架了继母。其父为了赎回继母，多方奔走，出卖了绝大部分土地。继母赎回后，家中一贫如洗。为了维持5口之家的生活，靠借贷重开“民生栈”。其父于1932年只身去镇雄，在镇雄县政府谋得一个民政科长的职位，不时寄点薪水回家补不足。留下继母领着4个孩子经营客栈和少许土地为生。闸心场这个昭通县的大镇，距城25华里，地处川滇通道，是一个较开通的驿站，就是现在的北闸镇。镇上除傅发聪父亲、二伯外还有几位秀才，常常能听到他们讲些历史故事、古典文学，议论时政。中国的几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都能听到，其故事广为流传。傅发聪最崇拜的是外号“及时雨” 宋江的“义气”和打富济贫的“抱负”，刘、关、张 “桃园三结义”的“忠贞”以及供奉在大龙洞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慈航普度”的“善心”。所有这些美好的教诲和楷模深深扎根在傅发聪幼小的心灵中，促使傅发聪在日常生活中和与人交往中去模仿效学，并常常引以为乐，对傅发聪一生的为人处世打下了初步基础。

傅发聪在闸上从六七岁起就进小学私塾读了一些老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1933年由于对继母的误会，傅发聪离家到了石头塘外婆家，适逢舅父费炳从南京军官学校毕业回家，看到他的几个侄子和傅发聪在家闲居，无处读书，很不放心，就主动去找他的老同学（北城完小校长王开仁）说情，让傅发聪和费道荣、费道源、费道和分别插入与各自文化程度相适应的各个年级就读，傅发聪插入高小一年级（五年级）。从此，这4个小学生不管风吹雨打严冬酷暑都从距城5华里的石头塘早出晚归就读于昭通城内的北校。1934年外婆去世后，傅发聪寄食在城内另一亲戚，蚕豆街的“二大妈”王家。两年的城区高小，由于教学质量较高和自身的勤奋学习，文化程度大大提高，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结识了许多新同学新朋友。一种强烈的升学欲驱使傅发聪不顾一切地去投考昭通中学初中。考后一看榜，傅发聪名列第三。当年的昭中共招两个班，名列榜上单数的组成初18班，名列双数的组成初19班。傅发聪和李祥荣、吕茂林、陈靖德等分在18班。

1935年秋傅发聪和同班同学李祥荣、吕茂林、李兴中、彭明达等经常相聚，讨论今后的学习、为人与交往。李祥荣得到一份上海某书店的卖书广告，就约他们商量集资汇款到该书店买了几十本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互相激励好好学习，做一个品学兼优、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好学生。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和镇压，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信息很少听到，但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和欺侮深恶痛绝，对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三民主义则从每周一份“纪念周”会上和公民课中可以听到而且敬佩，认为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当担任傅发聪公民课教师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冷惠然（与共产党有过联系），在任课半年后即介绍傅发聪等去参加国民党。由于他们经历少，幼稚，不明真相，出自纯洁的动机，信仰三民主义，就贸然去照了相县党部设有专门拍“党相”（脱帽半身相）的照相机，又参加了几次“党课”算是参加了国民党。以后由于换了书记长，又忙于功课，特别是政治上有所觉悟后就再也不去参加它的任何活动。

1935～1936年红军长征进云南过昭通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从北平回昭通中学任教的吕耘艺对他们的启发和教育是傅发聪走入革命征途的起点。“红军是宣言书，红军是宣传队”。红军长征经过昭通地区和在此前后的各种活动以及它的领袖们的传奇式的活动和风范在民间广为传播，傅发聪十分敬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三民主义为中国所必须本党视为其彻底实现而努力”的主张，的确是挽救民族危亡，救民于水火的良方妙策，他们很拥护。以此同时，吕耘艺老师又通过课堂上的宣讲和私下的交谈，向傅发聪、李祥荣、吕茂林等介绍了北平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以及全国的、云南的、昭通的共产党人的奋斗牺牲情况。他们感动得无以复加，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开阔了他们的政治视野，同时还在生活小节上教导他们如何做人处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人的残暴激发了他们无比的爱国热情。介绍陕北红军八路军的书刊以及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不断问世。傅发聪和他的同学在吕老师的指导下，在李祥荣为首的几个同学的具体组织下，从班内到班外，从校内到校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同时动员同学购买、阅读课外书，组织了一个青年读书会，号召阅读当时介绍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以及大部头的《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等，再后一点出版的《西行漫记》、《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同时通过交朋友、组织读书小组、下乡宣传、唱歌和演剧等活动联系其他班级，一时昭通中学的抗日救亡空气、读书风气以及团结风气为之大振。

1938年在昆明读书的李长猛、朱君和回到昭通，进一步组织推动了昭通中学的抗日宣传活动和读书活动。李祥荣就在这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接着李祥荣又介绍傅发聪和吕茂林、陈靖德、林安徽参加了“先锋队”。在此基础上组织了“昭通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以统战形式推举县党部书记长的弟弟夏运春为主席，傅发聪为副主席，更广泛地开展了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

这年冬天，震动全省的“打法官”运动和“反对女中封建教育”的民主运动，都是在李祥荣与吕耘艺、李立昆等商量策划下进行的。

昭通的学生运动惊动了中共云南省工委，1939年秋派费炳到昭通重建党的组织。费炳到昭通后先后找多人谈话摸底，傅发聪是其中之一。费炳首先恢复了王正昌和马冰清的党组织关系，然后分别发展了吕耘艺、李祥荣、李立昆入党，再通过李祥荣发展了傅发聪、吕茂林、陈靖德入团（后转党），先是吕茂林、陈靖德、傅发聪编为一个小组，吕茂林为组长，“皖南事变”后改为单线联系，到云南解放时的1950年，傅发聪一直在李祥荣联系下生活和工作。1941年秋傅发聪从昭通中学高四班毕业后，李祥荣同志通知他去镇雄开辟工作。他借助父亲的社会关系，应镇雄县立中学校长刘伯川先生之聘，在镇雄中学谋得一教师的职位，准备先在中学立住脚，然后逐渐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不到两个月得到李祥荣的通知辞去镇雄县中学职务，到昆明免试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学习。

进联大以后，正值国民党右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李祥荣传达了当时中共中央对国统区党的活动方式：“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三勤原则：“勤学习、勤业务、勤交友”。傅发聪就根据这个方针和原则在李祥荣的直接领导下活动。首先是搞好自己的学习，争取每门学科在及格以上，当时因为家中无力供给他生活费，除得一部分“贷金”外，还得挣钱维持生活，因而常在校内外搞勤工俭学，如为学校平整土地和其他劳务，代人抄稿件，做家庭教师等，其次就是广交朋友。

傅发聪在昆明参加的两件事：

一是1941～1942年，经过李祥荣他们的多方奔走，把位于翠湖南路小井巷的“昭通会馆”划归“昭通旅省学会”管理使用，给后来陆续到昆明上学或求职的青年学生找个住宿的地方。

二就是自始至终参加了1945年“一二•一”学生运动的全过程，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1943年秋至1944年秋，李祥荣通知傅发聪休学一年到昭通中学任高十二班班主任，主要是在学生中做教育培养工作，待机开展民主运动。另外联系在大关县工作的许南波和在昭通工作的傅发焜共搞两地的工作。以后因工作需要他们两人先后调离昭通。傅发聪单枪匹马在昭通中学除日常工作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通过各种途径动员全校教师学生抵制三青团在昭中的发展。如高十二班只有一个学生参加，高十三班也只有四五个人参加。二是1944年5月参与组织昭通学生“庆祝苏军解放柏林大游行”，此事后来被李祥荣批评不应举行，因为这种游行无异在国民党面前暴露自己的力量。

1946年秋，傅发聪联大毕业后又被通知到昭通女中工作到1948年初。在女中组织党小组以吕茂林为组长，傅发聪和伍谦之、余维芳为组员，在中共昭通特支的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

1948年初，傅发聪接上级通知，辞去女中职务到昆明面见李祥荣。李祥荣吸收了周玺加入党组织并把党组织关系交给傅发聪，要他俩改名换姓下农村搞武装斗争。傅发聪改名杨先让，周玺改名周文，准备了一批书籍和药品，于3月初随已在昆明等候的宣威县板桥初级农业中学校长周子安去板中做教师。首先傅发聪以约定暗语接上8个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不久李祥荣亲自到板中，事先单独告知傅发聪：“周子安校长是党员，新到的教导主任朱明华也是党员，为了便于工作，准备把你们4人的关系拉开成立支部，书记由周子安担任，但只管统战工作和涉外事宜，傅发聪为组织委员，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管理、教育、发展工作由你个人负责。朱、周为宣传委员。8个学生党员由你负责管理和教育，当你管不过来时可以各分两个党员交周、朱两人负责联系培养教育，但除你以外其他所有同志一概不发生横的关系。”支部分工后同时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党员广交朋友，到农民中去宣传反三征，发动组织农民掌握武装随时准备起义；做好争取镇长吕福舜的工作，以及密切与邱秉常县参议的联系。以后每隔几周李祥荣都要到板中检查板桥和中共宣威城区支部的工作，并把张福崇领导的城区支部和傅发聪联系开通起来。暑假板桥中学派出朱明华，城区支部派出唐兴才到朱明华的家乡与威宁接壤的大水井准备武装起义，并争取魏之龙一股武装力量的工作（以后发展成为威宁海田游击队）。

1948年9月5日，杨守笃率部带领沾益播乐中学及宣威宝山中山中学起义，李祥荣随起义部队离宣威。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侯方岳通知傅发聪上昆明汇报宣威的情况并布置今后的工作。提出傅发聪回宣威后要着重抓好两件事，第一是加快过去布置过的各项工作的步伐，迎接北上部队开辟宣威工作；第二是努力把邱秉常争取过来，这是开辟宣威工作至关重要的事。并且具体布置由刚接上党的关系的邱秉常的外甥常丕义为首，汇集邱秉常的子女邱淑静、邱淑华、邱明三兄妹及他们的好友蒋君穆4个民青成员组成小组专门集中做争取邱秉常的工作。侯方岳叮嘱傅发聪加强督促，必要时也可出面与邱秉常交谈。傅发聪回宣威以后向两个支部作了传达，对各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常丕义等对邱秉常作争取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有效，在11月当卢汉发电报委任邱秉常为宣威县长时，邱秉常即告知常丕义要他征求“上面”（指党）的意见，可不可以接受这一任命。常丕义向傅发聪报告时，傅发聪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精神，立即回答：“可以接受”，并要常丕义转告邱秉常他们会大力支持邱秉常的工作。就这样，邱秉常才回电同意并亲自拜见卢汉。傅发聪派常丕义与他同行，一方面嘱咐常丕义向中共云南省工委报告邱秉常已接任宣威县长的消息，一方面协助邱秉常向卢汉要枪要钱及办理其他事务。卢汉当即派车押送轻机枪15挺、汉阳步枪300支连同配套的子弹15万发及500枚手榴弹，运到宣威县城武装了3个县常备中队，以后改编为六支队属下的“宣威支队”（又称边纵六支队三十一团）。接着又派武装押运半开10万元到宣威买下大包军米，后来也为解放军所用。邱秉常接任县长以后，撵走和处理了几个坏蛋，安排张福崇掌握收发室，常丕义为联络员，中共云南省工委随即派了耿介（邱秉常的亲属）当邱秉常的秘书，陶靖、陈尔弼任教育局长，邱秉常又任命与共产党有联系的缪少奇带领其部属组建一个当作中坚力量的常备中队，其他两个中队相继派人改组掌握，宣威的政治环境和军事态势大大改观了。

傅发聪等在宣威板桥既积极又慎重地发展了业已成熟的一批党员共8人。1948年12月中共滇东北地委派地委委员兼宣威县书记杨泓光到建新村与傅发聪联系，杨泓光听傅发聪汇报宣威的情况后告知他，他的弟弟傅发焜已经牺牲。中共云南省工委为了开展滇东北的工作，组建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准备进入宣威建立根据地，杨泓光是来布置迎军工作的，他和李天柱（负责沾益县的工作）曾先后与邱秉常见过面交谈过。

1949年2月永焜支队进入宣威，上级通知傅发聪，要他介绍可靠人员参军壮大支队。他一面通知各地掌握武装的中共党员直接就地带队参加支队，一面将板桥中学前后几个班的近100名学生，除留在板桥工作的少数外，全部参加永焜支队。通过常丕义联络，支队进宣威没几天，支队负责同志与邱秉常在他家里共同商定支队在宣威活动期间邱如何配合又如何向国民党省政府应付等问题，邱秉常完全听从共产党的领导和安排。傅发聪此时被通知到昭通向昭通特支书记朱君和传达中共昭通滇东北地委的决定和对昭通特支的批示，并将他手中的关系交耿介后去了昭通。4月他回到宣威时，共产党领导下的两面政权已经成立，一面是以邱秉常为县长的国民党政府，一面是仍以邱秉常为“主任”的（化名为高明）共产党的“宣威县解放委员会”，杨泓光为副主任委员。划全县为5个区，分别派主任副主任及党的总支书记牢牢地控制了宣威全县。傅发聪被任命为县工委副书记兼第五区（西泽区）书记兼区主任，与傅发聪刚介绍入党的吕堃、符文松等同志带一个几十人的工作队一道着力经营中心根据地的西泽区。

1949年10月，中共滇东北地委为了开辟昭通地区的工作，决定将会泽三十二团的番号组建一个新团，从六支队主力团二十六团抽出一个营（余佩馨营）为主力营，调巧家县和会泽县各一个营（会泽只来了一个连），巧家游击队为第三营，由分管中共昭通地下党的中共滇东北地委委员李长猛兼团党委书记，彝族干部陆炯先为团长，傅发聪为政委，朱君毅为政治部主任。于11月在会泽迤车讯集中，经过短时间的整训，12月，北渡牛栏江驻鲁甸桃园与巧家来的计德生为营长，孙阳艾为教导员的第三营会合后即进驻鲁甸，收编鲁甸县常备中队人枪120余条后，准备在鲁甸全县发动群众建立乡政权，从昭通调集了一些干部如王钦泰、金声云、伍谦之等和几十名青年学生经短期的集训即分散到各区乡做群众工作。大约20多天，龙绳曾派来两个团，说是经过鲁甸回巧家，实际是占领鲁甸。要他们团让路，两军对峙各不相让，后经李长猛主持召开团党委扩大会分析当时全国和云南卢汉已经起义，解放大军即将解放云南的形势，具体考虑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不宜于与龙绳曾动武。经过与对方谈判，六支队三十二团从容撤离鲁甸城，四乡的工作队撤往会泽迤车讯待命。部队东进稻田坝，此时威宁牛棚子彝族土司陆老太婆派人送信给三十二团欢迎他们部队去小住，目的是拉傅发聪压其对头金乡长。此时他们考虑威宁已进驻解放军，他们团去牛棚子接近威宁解放军，了解情况后再作下一步打算。李长猛也急需与上级联系，乃决定亲自去威宁再转宣威沾益。李长猛到威宁见到军代表王明栋称：“陈宋大军已入云南，通告各地游击队停止一切战斗，等待命令。”他们得此消息，即决定回迤车讯待命，3月地委来信令部队各回原建制，团部人马回昭通待命。

到昭通稍事等候，即得中共昭通地委组织部通知，傅发聪同县委书记范玉琦随四十三师一二八团去接管镇雄县。傅发聪为中共镇雄县委副书记、人民政府县长。他在镇雄一年多的工作，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发动群众剿匪、征粮、镇反、反霸、减租退押及建立政权等工作中。先后有昭通专员李剑秋、中共昭通地委第二书记李德仁（祥荣）到镇雄县督促、检查、把关，因而未出现大的偏差。1951年5月中共昭通地委组织部通知傅发聪到专员公署做秘书，未到职而集中到昭通地委会准备到昆明进省委党校参加整党学习。

1952年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整党结束时党校以未经核实查证，而又无限上纲，甚至歪曲了事实的材料，冠傅发聪以“严重地富立场”的结论，给他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党内处分。紧接着以不能当领导而被降职降级。

出了党校，分配到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派傅发聪任大专学生土改工作队通海大队大队长。他当即向部长如实反映他是整党受处分的人以后，仍派他为副队长到通海土改，7月回昆明参加全省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班任辅导员，于10月分配到昆一中任教导主任。傅发聪不计个人得失，不理会头上的帽子，为了培育青少年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全身心的投入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中，乘当时大好形势之风，深入教师和学生群众之中，认真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经过全体教师和学生的努力，1956年被省委宣传部授以省“先进学校”的称号，马仲明、李艺群两位校长先后调走，傅发聪又任副校长、校长。1956年昆一中划归昆明市领导后，傅发聪调到教育局任副局长到1964年。1958年兼任党组书记，1959年“清理内部”的运动中，因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不力（未纠出右派）甚至同情右派，另加两顶“工作极端不负责任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帽子，被打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批斗后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组书记，他无事可做，就自己找活干。本来属于各区县管理的小学，他却插进去带领一个初教科长与市属各区县的教育科长联系，协助他们从小学教师和校长主任中总结较好的管理经验和各科教学经验，在各区县内的干部和教师开会交流。举办各种讲座，推动小学工作，因而对各区县的小学走得也多了解得较多。1965年接到省委的通知“免去副局长职务，任命为昆八中校长”。到八中后不计个人得失，一如既往地和在昆一中一样还是兢兢业业，深入教师学生“抓思想、抓教学、抓管理、抓后勤”。文革一开始，他又被市委工作组内定为“反党分子”。傅发聪是昆明市教育系统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干部。先到二十八中任革委会副主任，“四人帮”被粉碎后又到一中任支部书记，1979年傅发聪主动要求调到省体委先任昆明体育电设研究所书记，后调省体育运动学校任副校长到1982年离休。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