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入党故事：执着追求 无愧于党

王淑兰

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的老父亲。—— 题记

我的父亲生于1932年4月，他出生在一个偏僻贫困的小山村，现在已是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父亲于1951年9月从家乡参军入伍，1964年10月以连级身份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军旅生涯十三年。在部队期间，荣立三等功三次。他于1952年4月入团，1954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父亲已是拥有6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1951年9月，父亲在家乡镇雄报名参军，经过体检、政审等环节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原25军128团，后整编为14军123团。这批新兵驻防的目的地是滇西保山，他们从兵源地镇雄出发，边行军边训练，走走停停，一年后才到达保山。这批新兵从镇雄出发，步行一个星期后，于9月底到达昭通，在昭通过的国庆节。从镇雄到昭通的行军途中，父亲不叫苦不叫累，每到休息地，就主动扫地、打水、烧水，为战友的休息做好所有准备，他的表现得到上级和战友的认可。

部队在昭通驻训了半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即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期间，发展团员、党员的活动都没有开展，全部停止，这时候的党员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加入党组织的，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老党员。在这段时间里，父亲萌生了加入党组织的念头。听父亲讲，那个年代入党特别难，门槛很高，必须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真正优秀的人，才能被吸收进党组织，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件人人向往、人人羡慕的无上光荣的大事。要入党，前提条件必须是团员，团员才有资格申请入党。父亲在家时，读过四年书，按当时的划分，文化程度为高小，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人都没有进过学堂学习文化，父亲算是少有的文化人。“三反”运动结束后，父亲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团支部书记谢开文找他谈话，先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后，又问“申请书是哪个帮你写的”？父亲肯定的回答“是我自己写的”，谢开文书记微笑着点头，眉宇间流露出肯定和赞许的表情，这赞许和肯定有两层意思，一是入团申请书写得好，二是积极要求进步向组织靠拢，思想意识好。1952年4月，部队离开昭通，向滇西进发，5天以后到达会泽，在会泽休养了一周，通过入伍以来的行军过程的考验，父亲在会泽顺利入了团。父亲的原话是说“入了团，以后就要往党员奋斗”。在一同入伍的战友中，父亲是第一个加入团组织的，入了团，他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迈进了一步，离党组织又靠近了一步，离实现理想又进了一步。

父亲所在的部队从会泽出发，又经过半年走走歇歇的行军，1952年10月来到了驻防地—一保山市龙陵县镇安镇。保山，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东与大理白族自治州、临沧市接壤，北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相连，西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毗邻，西北、正南同缅甸交界，国境线长170公里，龙陵县镇安镇位于县城北部，怒江西岸，被誉为龙陵县的“北大门”，地理位置很重要，部队在此驻防对保护西南边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53年2月部队开始发展党员。父亲说，那个时候入党好困难哟，哪里像现在有的年轻人认为入不入党的无所谓。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父亲自入伍以来一直追求的人生目标。接下来的入党过程有一点小波折。从1951年参军入伍，直到1953年2月部队开始发展党员，父亲此时已多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已参加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学习；他是当年一同入伍这批战友中第一批参加入党培训班的学员。听父亲讲，能够参加入党培训班的人少之又少，每个连只选拔一两个人参加，都是在全连表现好、拔尖的人才能够入选，全团上千人的队伍，能够参加培训的也只有二三十人。培训回来后，指导员对父亲说：“啟富同志，经过多方面的考验考察，你各方面的表现都达到入党条件了；就是家庭出身这里有问题，你自己向党组织汇报说家庭出身是贫农，但是你的军人登记表上登记的是中农，你只要承认自己是中农，马上就可以填写入党申请表了；如果你说自己是贫农，就需要去调查。”父亲回答：是军人登记表填写失误了，自己的家庭出身三代都是贫农，希望组织去调查，彻底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指导员立即着手办理，部队寄了信函到地方上去，要求地方政府配合部队，了解、证明父亲的家庭出身问题。从1953年2月到1954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地方上一直没有回函回信，父亲的入党就因为家庭成分这个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下来。在这期间，指导员曾几次对父亲说：如果你承认你是中农，和军人登记表上记录的一样，马上就可以填表入党。父亲回答：我的家庭出生确确实实是贫农，如果为了入党私自改变了家庭成分，就是欺骗党组织，就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我不愿意这样做。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是很重要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就意味着你是无产阶级，根红苗正；中农也是农民，是基本能解决温饱的农民，中农这个成分，也是农民阶级，对个人前途没有影响，在政治上对他入党也没有一点影响。而父亲就是这样执着，宁愿冒着可能入不了党的风险也不愿做出欺骗组织、违背意愿的事。

1953年5月，父亲被部队推荐要去上步兵学校，那个年代，部队宣传的是要不走样的学习苏联体制，到步兵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就可以提干，就是“辈子兵”了，一辈子都当兵；是职业兵，那是多么光荣、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啊！连长找他谈话，父亲明确表示：入党问题还没有解决，不想去上军校。那时候上军校，没有文化的战士先要学三年的文化，再学习两年的军事，五年以后才能毕业；而父亲属于有文化的人，进入军校可以直接参加三年的军事学习，毕业回来后就可以提干了。父亲却不这样想，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入党是首当其冲的大事，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比提拔当干部更重要，入党问题不解决，提拔当干部也不愿！连队把这个情况往营部报告，营教导员、营参谋长找父亲谈话，父亲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部队已经在这里考验了我这么多时间，如果我去上军校，新的环境，一切从头开始，还要重新再考验我几年，就更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够加入党组织了？”营教导员说：“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只是你去上步校是团党委专门点的名，我们不敢把你留下，你是非去不可的”；营参谋长说：“其实呢，我们也舍不得你离开；即使你不去上步校，对于你这种优秀的人，我们也会提拔使用的”。父亲回答：“提拔不提拔的都不重要，党籍问题解决不了，党的组织会议都不能参加，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去当干部，别人都会看不起你。”为了不去步兵学校学习，父亲在体检身体的时候动起了脑筋。体检是在保山进行的，他就想到：如果说自己身体这里那里有问题呢，怕被医生检查出来，不敢说；于是，在检查视力的时候，父亲就故意出错，回到了原部队，放弃了去军校学习的机会。

转眼到了1954年10月，这时候父亲已经当上了班长，他是一同入伍的战友中第一个当班长的，其他的班长都是建国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兵。父亲是一班班长。那时候，一个班住一间房，一个排住一栋房，排长就和一班住在一起，排长的床位和一班班长的床位在一起。一天晚饭后，通讯员到营房给父亲送来一封信“啟富同志，你有一封家信”。排长正好和父亲在一起，他抢先接过信来，一把就撕开看了起来。原本部队的要求是不能随便看别人的家信的，因为父亲和排长的关系处得融洽，排长就抢在父亲前面看了家信，他边看边说“土改了，家里分到了土地，分到了马……”“咦，你的家庭出身怎么会是中农呢？中农怎么能够分到土地、分到牲畜呢？”排长马上拿着这封信去找指导员。一封家信就这样无意中证明了父亲的家庭出身，解决了地方政府迟迟没有回函的问题，父亲很快就填表入了党，用他的原话来说“入党很困难，又很容易，就是一封信就解决大问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父亲195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一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在部队期间，还是回到地方工作，几十年间，他都配得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