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党史人物传‖ 费炳传略

费炳，1909年（宣统元年）旧历二月十九日出生在云南昭通县距城3华里的石头塘村的一个中农家庭。父亲费正熙，字向之，是个秀才，也进过师范，早年是在有钱人家教“专馆”，后来在县立女子小学教国文。家中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二哥种田，三哥和费炳读书。

费炳8岁时到城里进北校读小学，6年间都是早去晚归。

1922年费炳高小毕业。父亲在费炳未毕业前就去世，遵照父亲的意愿，费炳读了一年私塾，考进省立昭通二中。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昭通中学的学生响应全国人民发动的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运动，成立了“昭通学生爱国联合会”，进行游行示威、演讲，抵制日货等反帝活动，费炳积极参加，激发了反帝的爱国热情。

戴仁甫老师教旧学好、上新学也好，大家称他为“戴小圣人”。他经常对同学讲马克思主义，费炳和他的侄子戴德明在昭中是很要好的同学，于是多去戴老师处，戴就介绍《新青年》、《剩余价值学说》、《价值与价格》等有关革命理论的书刊给费炳看，使费炳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革命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费炳的三哥费煃进过保定军校，在广东滇军干部学校当教员，1925年回昭通结婚。他对费炳讲了一些孙中山先生得到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主张国共合作，请苏俄的人来当政治和军事顾问，并办起黄埔军官学校，使费炳感受很深。

费炳的一个姐夫金豹卢，在美国留过学，在成都刘文辉部工作，他与在武汉政府的孙科、徐谦等有交往，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及国共合作很拥护，经常带一些武汉、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给费炳，使费炳了解当时的一些革命形势。

1926年费炳和查宗藩在昭通二中毕业后，有钱的同学都到昆明去升学，费炳和查宗藩由于家境不富裕，不能继续升学，就在一起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在接受了戴仁甫老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介绍后，就想找共产党干革命。他俩当时还不知道昆明已有共产党组织，在找不到共产党的情况下，商量先在昭通干起“革命”来。费炳去买了一些纸，在查宗藩家以“革命党隐部”的名义，连夜分别写好了一些“在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压迫剥削人民，使国家不能独立，民族不能解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内容的传单标语，在天蒙蒙亮前到四城门街上及辕门口龙家牌坊上张贴。另外费炳又在4月底以到昭通来的“革命党隐部”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周子滨（周办了一个私塾，每年5月他都带着他的学生，帽子上围着“勿忘国耻”、“誓雪国耻”的字条到街上宣传，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希望他与各学校联系5月初的国耻日扩大宣传活动。周子滨接信后很高兴，随即去和费煃商量（他们是好朋友，费煃当时在二中当军事教官）要做点样子给来昭通的革命党人看看，就以二中为主体联系其他学校组织起来，于5月9日国耻日，带着学生队伍，游行并呼口号到园宝山开大会，推几个学校领导老师作“勿忘国耻”、“誓雪国耻”的演讲，并呼口号，大会开得很成功。

费炳在与成都金豹卢通信时，得知四川宜宾有个中山学校，是个革命的学校，既可读书，又搞革命，费炳就和查宗藩商量去进这个学校，以便找共产党，恰遇金豹卢来信托费炳和另一个亲戚送他母亲和妻子去成都，不料路过宜宾时，一打听中山学校已停办，原来是国民党“左派”办的，请有共产党人去任教，蒋介石“四一二”反共后四川也受波及，中山学校被迫停办，查宗藩和费炳先后回昭。

1927年寒假，胡光和到昆明升了高中后回家过春节，他与查宗藩和费炳是昭二中同学并且是亲戚（费炳三哥的妻弟），他就多次来找查宗藩和费炳两人，他大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共产党革命的一些话。费炳当时只认为他是县长的儿子，怎能搞革命，就对他不很热情，他春节后去昆明了。1928年旧历二月，费炳到查宗藩处，一见面查就说：“老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要找的共产党已找到了，我参加了党，你参加不参加？”费炳说怎么不参加，我们不是还到四川去找嘛，查宗藩就说那我就介绍你，费炳高兴地说太好了，于是查宗藩就说“参加共产党要无私无畏，严守党的纪律，努力做党的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一些话，费炳当即满口应允，这样费炳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查宗藩介绍黄际春入党，费炳又先后介绍彭寿熙、朱端芳（即朱革非）入党，并进行交友，准备发展入党的乐洪相、陈绍权、童光敏、伍兴让（即伍谦之）等后期同学。

费炳入党后与在昆明的旅省学会“新昭通努力团”配合，反对县教育局长蒋子麟的贪污事件，费炳同查宗藩商量，由费去动员后期同学陈鸿基、陈鸿图、伍兴让，连夜写了一些反蒋标语到街上去贴，由于在昆明和昭通学界的昭通人士都反对蒋子麟，不久蒋子麟自动辞职。

1928年下半年，中共云南省临委带来一些书刊，其中有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周恩来题书名）一书，费炳看了很激动，当即与查宗藩商量，在费炳家住地石头塘及附近各村开展农民运动。费炳白天夜里都到贫苦农民家中，交谈农民的痛苦，应当团结起来，互助合作搞好生产，进一步讲到“耕者有其田”，比较进步的就谈共产主义。在1929年春节正月初的一天早上，查宗藩通知费炳到文庙里一间房里与先后回昭通指导工作的王启瑞、浦光宗开会研究昭通党的工作，随后查宗藩和费炳就到石头塘村大庙前预先约好召开7个村的农民成立“农民联合会”，当即入会者300多人。另外，浦光宗向费炳约好于2月25日早上由费炳带到郊区望海楼的几个农民积极分子（准备发展入党的）传达省临委“加强农村工作的报告”。“农民联合会”成立后，农民在团结互助修沟打坝增加生产上起了大的作用。至于“耕者有其田”、“共产主义”、“武装斗争”等只是在宣传阶段。

1929年冬，接中共云南省临委指示，认为在昭通城郊公开搞农民联合会，容易被当时正在镇压革命的反动政府破坏，要费炳对农民作个别联系并要费炳找社会职业作掩护，当时找不到职业，费炳就在石头塘村大庙上于1930年1月间办私塾，以联络群众。3月费炳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当技术主任教官的三哥费煃来信并带了旅费要费炳去进军校，经查宗藩报省临委，得到指示，认为很好，机会难得，可以借费煃的关系考进军校做党的军运工作，于是费炳将保存在家的书籍文件、油印机等及农会的关系交查宗藩，费炳于5月间去武汉。报考军校八期录取后，于同年11月入校，学制3年，一年入伍生满后，集体参加国民党。

1930年费炳到武汉进军校，党的组织关系仍在云南。1931年上半年得知云南党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失去了组织联系，费炳就在外找关系，在武汉无法找到。1932年初武汉分校并入南京本校，得知南京有世界语学会，由于费炳买有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中所说他到莫斯科得到世界语者热烈欢迎的事，费炳就想中国的世界语者一定有共产党员，于是就约“读书会”中比较好的吴懋德两人去参加南京世界语学会学习世界语，不料去了半年，未能找到共产党。

1932年暑假，费炳同吴懋德商量，由于吴懋德在上海有小同乡，且听说上海的中国公学在“一二八”抗战时很活跃，办了一个暑期训练班，到那里去学习可能找到共产党。于是费炳资助他旅费由他到上海去，果然找到一些线索，与中央特科通信取得联系。1932年暑假，费炳约着昭通小同乡、读书会成员陈熙去上海找吴懋德，想找到共产党组织，在军校毕业时介绍读书会同学去参加红军。不料按地址找不到吴懋德，即回校，不久吴来信说他害病住了医院出来（后来知道是被捕入狱不久出狱）。1933年底费炳将毕业，吴懋德的消息又断了（后来知道又被捕入狱）。读书会有10人，云南2人，贵州4人，四川2人，湖北1人，河南1人，其中河南同学自动去方振武抗日部队。陈熙不等毕业就写血书，要求费炳介绍他参加共产党，由于吴懋德的关系失落，未能使他如愿。除读书会的同学有一定的秘密性外，云南同学中的朱家壁、龙泽汇、陈复灿、罗瑛、韩润珍、陆文明，费炳和他们在私人感情上较好，在思想上有共同的进步思想。

1933年底军校毕业前，吴懋德在上海又无消息（又被捕）费炳失去与他的联系，于是参加了云南省政府向军校要回的18位云南同学到昆明。1934年初费炳被分配到云南教导团三期工科队任队副（即分队长），了解云南地下党自1930年遭受破坏后未曾恢复，费炳认为他应负责进行恢复重建，可是原有的同志所剩无几，且多分散在外地，个别的还去了国民党机关工作，要依靠原有的同志已不可能，只有另想办法，物色有志青年发展入党以作建党的基础。得知昆明有世界语学会，参加世界语学会的费炳认为都是一些有远大理想的青年，于是约着在南京军校时介绍学习世界语的朱家璧同学一起去世界语学会联系参加学会，负责学会的张镜秋要他们实际负责，朱家璧负责教务，费炳负责行政事务。昭通中学师范班的同学李剑秋在学世界语，和世界语学习成绩好的李尚彬同学，3人约好每星期天都到李剑秋住处集会，借学世界语结合交谈国内形势，阅读进步书刊，进一步谈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李立贤由上海东亚体专毕业回昆后也参加集会，几个就组成了一个“读书会”活动，同时费炳又以同样的方式在教导团物色了爱国学员杨重和熊威楚，准备发展他们入党。

1935年上半年，在上海的吴懋德和费炳联系上，费炳写信告诉他，费回昆明后交了一些朋友，准备开办商店，希望他带些货物来以便开张，这是隐语，意思是要他把党的关系带来。吴很乐意，于同年10月改名李浩然来昆，彼此直接交谈恢复重建中共云南地下党的事。费炳随即介绍李剑秋、李立贤、李尚彬参加党组织，11月建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吴懋德事前已报上海中共党组织认可），李浩然为书记，费炳为委员，负责组织兼军运；李剑秋负责宣传，李立贤负责青年工作，两人都是委员兼任，委员会即以4人组成。至于李尚彬，因他长于世界语，专门负责公开的世界语活动，教世界语多接近群众，以发展进步青年以便发展入党。随后不久，又相继发展了任灿光、马仲明、杨重、熊威楚入党。

费炳任中共云南省临工委委员兼军运工作，先在教导团发展了党员，在1935年成立国民党中央军校昆明第五分校后仍在其中任队职。

1937年6月李浩然到上海汇报工作被上海党组织留在上海工作。上海党组织通知，中共云南省临工委书记由费炳担任。中共云南省临工委成立后逐渐与20年代入党的老同志张永和、赵国徽、刘璧华、浦光宗、马冰清等联系上关系并得到他们有力的帮助。

1935年国民党昆明军分校成立后，招收第十一期学生，费炳在学生中物色了杨尚志等5～6个爱国学生组织了“读书会”。读书会成员广泛联系群众。1938年初招收第十四期学生，当时费炳任其中一个队的队长，杨尚志任分队长，又在第十四期同学中物色几个先进的同学苏新仁等组成读书会，由杨尚志负责领导。

抗战开始，费炳设法将在昆明负责领导教唱抗战歌曲的党员李家鼎介绍到五分校教抗战歌曲，结合歌曲向同学讲抗日救亡的工作。党员马仲明也到校负责编辑抗战刊物《战斗周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了学生的抗战意志，毕业后分发到抗日前线部队，起到了对日作战的积极作用。

1937年10月云南省政府建立六十军开赴前线抗战，费炳动员与一八四师师长张冲有同乡好友关系的张永和去做张冲的统战工作，并到张冲师开展党的工作，恰遇张冲也正需要张永和去该师政治部任主任，对官兵进行政治工作。费炳还动员党员杨重和刘孟田通过关系进入一八四师开展党的工作。

1938年初，贵州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由延安来云南做龙云的统战工作，费炳约着李剑秋去拜访他，提供有关情况，协助他做好龙云的工作。

1938年6月，马子卿到云南巡视工作，将李群杰领导的“昆明支部”和费炳领导的“中共云南临工委”合并，于8月建立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李群杰任书记，费炳为委员之一，兼军运工作。1939年1月又改建为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4月6日在马子卿主持下省工委作了调整，由费炳任书记，6月份又作调整，由马子卿直接任书记。几次调整都经中央南方局根据马子卿汇报的实情决定的。费炳在中共云南省工委任常委，负责组织部兼军运及领导滇东、叙昆铁路、川滇公路沿线的工作。1939年1月费炳在昆明第五分校任队长时，建立了学校的党支部，费炳兼支部书记。

1939年9月国民党昆明军分校派费炳到昭通招收军分校第十七期学生。费炳到昭通后介绍了昭通中学的老师吕耘艺、学生李祥荣及小学老师李立昆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由吕耘艺和费炳一同介绍昭中学生吕茂林、傅发聪、陈靖德和林安徽参加共青团，又恢复了王正昌、马冰清的党籍。费炳11月带着招收的学生回昆明，然后向中共云南省工委汇报重建中共昭通地下党的工作。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马子卿认为中共昭通地下党的工作很重要，随即通知李祥荣来昆明，决定中共昭通党支部由他负责，以后又建立了中共昭通中心县委，仍由李祥荣负责。

1940年10月，借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派费炳到重庆中训团学习之机，中共云南省工委委托费炳到南方局汇报和请示云南党的工作，叶剑英听取了费炳的汇报并告知该向周恩来汇报。1941年1月8日费炳到了红岩村南方局见到周恩来，周恩来首先介绍了“皖南事变”情况，随即分析国内国际形势，他说只要我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是能击退这次反共高潮的，不论形势如何严重，前进道路上如何艰难险阻，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总归要失败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但在此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可能波及到白区的党组织。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备万一，保持白区的革命力量。云南党应遵照党中央决定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必要时组织上派人来联系……费炳听了这些指示和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启示，增强了对党的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心和力量。

费炳1941年初由重庆回到昆明，向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马子卿汇报了情况，当时省工委的领导同志正进行疏散，此时正遇军政部三十六补训处在云南成立（属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直接领导），并传出将来编为战斗部队的信息，干部均是黄埔军校同学。费炳遵照周恩来同志抓武装部队的指示，即认为补训处将来就是武装部队，就与补训处第一团的团长和费炳是八期的同学又是昭通同乡的龙泽汇联系，他也正要约费炳去当他的副团长（当时费炳在昆明第五军官学校当大队长），于是由补训处将费炳调去。补训处3个团分别住在大姚、姚安和南华。第一团住在姚安，征来的兵在做一些基本训练的同时，费炳着重对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宣传抗战救亡的工作，教育士兵坚定抗战意识，以大无畏精神，打败日本侵略者，将日寇赶出中国，以维护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

姚安中学请费炳去讲军事课，费炳对师生讲《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列宁的正义战与非正义战》以及中国的正规战与游击战，尤其着重讲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游击战。更重要的是对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并叫学生写心得，学校领导和师生都很喜欢和满意。

1945年上半年，龙泽汇调到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兵站司令部任司令，费炳被升任补训处第一团的团长。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补训处结束，费炳被调到龙泽汇的兵站司令部任交通组长，随即云南军队奉命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费炳在越南河内除负责交通工作外，为了对付法国重返越南，费炳和由云南去的朱同、杨重、宁坚、吴士林等相商组织志愿军，先后由宁坚和朱同与越南政府联系，云南志愿军协助越南进行反法斗争。胡志明主席很欢迎，随即派宣传部长陈辉僚和他们商谈。志愿军的驻地定在距河内30多公里的河东省美德县永乐社，他们首先动员数十名官兵携带一些武器参加，由吴士林在那里负责领导与当地越军联系，提供一些战斗训练的技术。和他们交流对外与越南政府和费炳联系的是朱同，参加的有费炳、杨重、宁坚、朱同（华侨）、吴士林、安朗（华侨）、朱家璧，越南政府参加和他们联系的有陈辉僚、陆国环（公安部长）、李班（华侨运动负责人）。初时叫“志愿军”，后来胡志明主席认为这个组织有中国人、华侨和越南人，于是就决定叫“国际纵队”。

1945年到越南河内不久，在昆明的有名的文化人张光年派林景章到河内找到与他们在缅甸工作过的朱同进行筹资创办“南洋出版公司”。费炳与朱家璧、朱同及几个华侨筹款500多法郎在河内“行皮街”开办（其中费炳出了1100法郎），经理林景章。同时又开办了“东方河务公司”，经理朱同。两个公司开业以后，对华侨人士和青年学生政治思想的进步有着重大影响和帮助。激发他们热爱祖国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中越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也起了积极作用。

费炳由越南回到昆明即与刘清联系上党的组织关系后，仍在滇军中做军运工作。1947年底受卢汉委任到鹤庆专区任区保安副司令，并与在剑川的滇西北工委副书记欧根联系。为开展丽江党的工作，费炳介绍在丽江中学教文史课的党员杨尚志给欧根，开展了丽江党的工作。杨尚志后任丽江县中共第一任县委书记，后任七支队三十五团团长及支队副司令员。

1947年1月费炳被调回昆明，在云南省保安司令部民训处当参谋。中共云南省工委要李剑秋、任灿光和费炳组成一个3人小组，做好云南军队的军运工作。李剑秋直接与郑伯克联系，9月李剑秋到滇东北去了，党组织又派了王裕昆来与费炳联系，他是昆明市委建立的“昆明市军队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领导“新民主主义军人联盟”的工作，有6～7人参加负责，费炳是委员，地点设在费炳的家里，工作范围很广，对卢汉所属的部队进行工作，对国民党中央在昆明的嫡系机关和部队也设法进行联系。费炳的工作很紧张，白天在民训处工作，晚上和假日去与认识的人来往，发展他们入盟。费炳曾发展入盟的有绥靖公署与卢汉有亲戚关系的贸易处长，以掌握绥靖公署的情报；有省保安司令部的作战科长、后勤科长、民训处的处长、科长和几个参谋；陇生文旅的政工主任（第一次建党的党员）并和陇生文经常接触（是费炳在昭二中的同学）的四十三补给区的副司令、参谋长和办公室主任、龙泽汇旅（后为军）的政工处长、训管处长、军械科长、第四运输处处长、宪兵十三团团长以及复员军人等。其中有军校同学及教导团和军分校的学生，八期同学严中英对卢汉及云南部队的情况很熟悉，当过卢汉的参谋处处长、玉溪专员。费炳发展他参加军盟后，他主动翻印了《新民主主义论》、《整党文献》等书，进行宣传，做卢汉和龙泽汇的策反工作，并负责四十三补给区司令部军盟支部副书记。军盟组织不仅在在职军人中做工作，还把闲散军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在乡军人联谊会”。费炳经常参加他们开会，争取他们靠拢党，其中有和朱德总司令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他们还写了一封很热情的信给朱德总司令，要求朱德总司令介绍他们参加共产党（此信已转交昆明市委）。

1949年12月云南起义后，解放军四兵团进驻昆明，云南起义军编为暂编十二军和暂编十三军。为了改造起义部队，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先派一些党员以及民青、新联学联的青年由党组织介绍参加军盟组织，以军盟的名誉由费炳向龙泽汇、陇生文联系，派上述人员到部队做政工人员。费炳被省委派作暂编十三军以廖冠贤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军部的军代表，同时将一部分青年组成代表团的宣传队，对部队官兵进行宣传工作。军事代表团1950年3月到玉溪暂编十三军后，对军官进行集中学习，对士兵进行诉苦教育，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以改造旧思想，使广大官兵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人民解放军。同年10月，军事代表团改造起义部队工作结束，少数军官被分配到解放军部队工作，士兵都到解放军部队去，绝大多数军官编为军大第五总队，驻呈贡。

驻暂编十三军军事代表团的工作结束。1950年11月，绝大多数军官编为军大第五总队，驻呈贡，费炳被任为总队长。不久，军大领导将第五总队撤销，军官分到其他总队，费炳被任命为军大第三总队副总队长。军官工作以学习政治为主，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随后复员到地方。

1951年3月费炳被调到云南军区司令部人民武装处（后改为部）任副处长，当时未有处长，费炳即负责筹办云南人民武装的建设工作，即在各县建立民兵组织。

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不考虑费炳是经组织同意在国民党军校和部队的社会职业作掩护做党的工作和军运工作，在未作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党校支部即宣布以“投敌叛党”罪名，开除其党籍，并降几级处分。其理由是：费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与特务头子查宗藩关系密切，来往频繁。1948年费炳在鹤庆第十区任副保安司令时，李岳嵩、白承烈、杨延福等3人被捕，费炳有条件营救而不设法营救，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失。处理结论：“费炳长期在伪军校及反动军队中不起为我党工作的作用，政治上完全蜕化，在李岳嵩等3人被捕问题上表现了反党、反革命的叛党行为，与特务头子查宗藩的关系问题，尚需继续审查。为了坚持党的原则，保持党的纯洁，支部意见开除费炳党籍”的错误结论。后组织上经过多方调查、审查后给以否决，恢复其党籍。

费炳参加省委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嵩明县做土改工作，1952年3月至8月任小迤春村的工作小组长。

自嵩明参加土改结束回昆明听候安排工作，1953年10月省委将费炳下放到省农业厅所属水利局，初任秘书科副科长，不久任科长。

其工作除负责秘书科的来往文件的管理、办理、伙食、清洁卫生、接待来访者及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主要的是协助局领导及各科室搞好工作。1952年肃反运动，主持运动者，首先是学习，接着是抓了几个所谓重点的人隔离审查。在副局长童琨被单独隔离后，主持者在一次大会上特别指着局长龙志均要好好检查交代，不料把龙志均吓着了，借有事回家去跳河自杀。费炳因是开除党籍的死老虎，未作单独的隔离，而是最后尚有一些问题的人集中检查交代后无事。

肃反运动结束，局里认为费炳经过肃反中交代检查并作了调查，没有反党反人民的情节。回到秘书科，随即被分配到局所属水利学校任总务副校长（当时尚无校长），负责办理建校工作，时间在1956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费炳就被造反派戴上“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的黑牌，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时都同学校的其他领导跪在地上，吃饭时，挂着黑牌站在饭堂门前，还要做打扫卫生，挑水挑粪，种菜等劳动。1968年下半年，学校全体人员都到蒙自草坝，原是劳改农场，这时改为五七干校。凡被认为有问题的人被斗批改及劳动改造，到田地里劳动。1969年下半年，由于外地到蒙自找费炳了解有关云南革命情况的人络绎不绝，领导上决定送费炳到昆明。费炳的老伴王德义，进过简易师范、能教小学，父母早亡是个孤儿，在社会上没做过什么，被从昆明抓到草坝审查。费炳回昆明也叫她一同去，她回到昆明仍住在兰龙潭的原住房里。1970年初费炳又被送到大观路民委会所在地的省级机关学习班。在省级机关学习班3年，1972年专案组认为在调查了解中没有发现费炳有危害党和人民的情节，建议省委恢复费炳党籍，于是解放了费炳，仍回省水利厅（文化大革命前由水利局改为水利厅）。可是费炳的老伴王德义却遭到不幸，在费炳到省级机关学习班后，造反派又把她抓到蒙自以反革命家属看待，叫她交代她的罪行，并揭发费炳的反革命罪行，虽一无所获，但她精神上已受到刺激，在草坝害病，1972年由费炳在省体委的儿子费伟林去接到昆明， 1974年因病不治去世。费炳回到水利厅后即向厅领导要求报省委恢复他的党籍，省委负责部门答复，被开除党籍多年，未过组织生活，未交党费，不能恢复党籍，这样就把费炳的问题拖下去。

1979年中央决定政协应有原地下党的同志参加，由于费炳经过多年的审查，政治上无问题，经过省委组织部、统战部和省政协研究，除已在省政协任副主席兼云南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的陈方和在省政协任副秘书长的马仲民外，增加费炳和徐克、李剑秋、唐登民、杨尚志等同志。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阳光照耀下，1952年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被错处开除党籍，蒙冤30年的问题，1982年得到昭雪。

经组织部落实批准，费炳1982年恢复党籍，但只恢复1935年李浩然来云南时的党籍。又经过他照实情申诉，直到1987年才恢复费炳1928年的党籍及级别以行政十一级的待遇。1983年离休，离休后仍发挥余热为党的事业工作，于 2001年1月24日在昆明病逝，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