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党史人物传‖ 浦光宗传略

 浦光宗，1903年2月下旬出生于昭通县，2003年5月逝世，享年100岁。1919年进入省立昭通第二中学第二班。1923年冬进入昆明东陆大学（现云南大学）预科。1928冬在东陆大学土木系毕业。

1919年北京发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北京成立了全国学生爱国联合会，昆明成立了云南学生爱国联合会，省立昭通二中也成立了学生爱国联合分会，其负责人是二班学生刘千祺（字寿安）浦光宗和同学王启瑞、杨恩龙、姜穆清参加了分会组织。7月发生了昭通驻军旅长蒋光亮部下殴打二中学生事件，分会发动学生协助校长姜思敏（勉之）、教师刘盛埴（陶庵）、戴澍春（仁甫）与之对抗，并赴昆明上告，得到省学生爱国联合会及一些开明人士的支持，最后打赢了官司。1920年春蒋光亮被调走，取得了昭通最早的一次学生运动的胜利。

学校有一位思想比较进步的教师戴仁甫，他介绍学生阅读当时风行全国的刊物《新青年》、《新潮》等，受老师和进步刊物的影响，浦光宗和一些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派人到各省宣传“沪案”，通过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及社会各界爱国人士起来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昆明在李国柱、吴澄两人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青年努力会”的策动下，由学联发动全昆明市学生及爱国人士，开展支援“沪案”运动。东陆大学在至公堂召开学生大会，成立东陆大学学生会，并选举代表杨雪芳、浦光宗参加学联。浦光宗被派到金碧路金马坊附近进行宣传活动。

由于李国柱在云南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他于（1926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人在本地入党的第一个中共党员。李国柱入党后，准备建立云南党组织，随即遭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唐继尧的通缉，经巧家、昭通、盐津这条路离开云南，到上海后，由党中央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随即代表中共南方局指派李鑫（号木子）、黄丽生、周霄来云南建立党组织及开展农运、工运、倒唐等工作。

李鑫于1926年9月到达昆明后，随即联系上共青团及“青年努力会”负责人吴澄（李国柱走后交由她负责）并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也就成为云南人中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他们于当年11月在昆明牛角坡建立了云南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云南特委会”，李鑫任书记，李国柱（已离开云南）、吴澄为委员，下设两个支部，一个设在周霄家里，李鑫兼支书，一个设在黄丽生家里，吴澄兼支书。

特委建立后，随即开展工作，利用地方军阀的内部矛盾，策划倒唐，于1927年2月6日发生了“二六”政变。王德三奉中共上级派遣来到昆明，将云南地下党组织扩大建立为全省性组织——“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

王启瑞就读云南省高等师范，1927年3月他被吸收入党，组织派他对浦光宗做工作。4月下旬，中共云南省特委组织部长赵祚传在省教育会接见了浦光宗，并告知组织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浦光宗加入共产党后随即和王启瑞组织了“昭通旅省学会”（用学会而不用学生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大范围）。第一次会议是在翠湖内云南省图书馆张希鲁宿舍（即西楼）里召开的。学会由浦光宗负责，地址设在翠湖南路小井巷昭通旅省同乡会内，当时昭通在昆明读书的学生都参加了。学会还创办了几期会刊。昭通旅省学会后又改名为“新昭通努力团”，扩大范围，以便吸收不在昆明的昭通学生和进步青年参加活动。在“新昭通努力团”会员中，胡光和在1928年春由中共党组织派他到昭通组建党组织，他介绍了查宗藩入党，查宗藩又介绍了费炳。后来胡光和和查宗藩叛党。

浦光宗入党后，省特委指定他负责云南学运和赤色济难会的工作。1928年5月，中央给云南省特委一封信，对云南党的工作给予批评，并“要求云南召开党的一次扩大会，选举产生临时省委，不同意成立正式省委”。云南特委会于7月在蒙自“查尼皮”召开了省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于省特委书记王德三当时已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故会议由代理省委书记吴澄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王德三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

1928年8月下旬，李国柱回到昆明，他当时是临委委员，分工任团省委书记兼中共云南中东部地区区委书记，吴澄也参加并负责。李国柱回来后，在昆明龙翔街团委机关秘密住地（今龙翔街66号）召开了滇中东部地区党的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有吴澄、吴少默、朱晓光（此人后叛变）和浦光宗5人。此次会议浦光宗分工在团省委工作，仍负责学运及济难会，由李国柱代表省临委与他单线联系。同时，浦光宗指导省立一中及女中两个支部的工作。

1928年10月，国民党云南省政府龙云主席下令拍卖省师范校址，并令教育厅将省师范迁往郊区。在中共云南省临委指导下，团省委组成一个临时党小组，由浦光宗任组长，雷必兴（溅波）、李世宗为组员，负责组织抵制省政府这一拍卖省师范校址的斗争。李国柱和他联系进行指导，但不在党小组内出面。浦光宗和雷必兴不在省师出面，而由李世宗以省一师学生会主席身份在省师出面，开展工作。临时党小组经过几次研究，拟定斗争的具体办法：一是在省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演出话剧（以苏曼殊的小说《新鸿零雁记》为底本的话剧，由聂守信〈聂耳〉扮演主角，邀请全市大、中专及中学的学生、教职员工前来参加），借以发动斗争；二是借演出正精彩，观众兴趣正浓之际，忽然停下来，由省一师学生会主席李世宗宣布云南省政府为破坏学生运动、摧残教育，要拍卖省一师校址，把省一师赶出城外，号召大家起来反对；三是举行示威请愿。第二天，在省一师校前广场上，聚集了1000多人，举行了游行示威请愿。龙云这时虽然取得了云南省政权，但政敌尚在，恐事态扩大，被迫收回成命。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这场斗争中表现好的学生被吸收入团，壮大了革命队伍，并为党的发展积蓄了后备力量。

1928年12月下旬，李国柱代表省临委指派浦光宗到昭通了解费炳领导的农民小组的工作情况及传达省临委《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他从昆明步行11日到达昭通，到达昭通已经是1929年1月初。他和费炳接上头后，在2月初离开昭通返回昆明的那天上午在昭通城南望海楼对费炳及所召集的农民小组7人进行了组织传达，传达了省临委指示后，同王启瑞、张守玉、马冰清等返回昆明。浦光宗返昆后，及时向李国柱报告了昭通农民及学生运动的情况。

1929年3月，经李国柱转报省临委请示，同意浦光宗随东陆大学毕业同学外出参观，离开云南。后来因生活问题及得到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消息，故到萧常铁路（浙江到江西铁路首段）工作，任练习工程师。1930年8月，在义乌县铁路工段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送杭州监狱。主要是因浦光宗在义乌县认识了一个青年人叫黄昌梧，黄是个富裕农民的儿子，在上海读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交往之间互相通信，说了一些互勉的话，浦光宗的组织关系未曾向黄暴露，他认为黄可能是组织成员，他想在铁路上做点党的工作，打算通过黄找到当地党组织。在他给黄的信中有“世界上的光明天天在加强，努力吧”这句话，国民党特务逮捕黄昌梧后，以此信以及其他原因，逮捕了浦光宗。由于浦光宗的组织关系在云南只有小范围知道，因此未暴露身份，在狱中呆了14个月，经铁路局等有关方面援救，于1931年 “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得以释放出狱。他返回云南与党组织接不上关系。

1931冬，他回昭通，在昭通中学教书；1932年至1933年在昆明道路工程学校任教；1935年秋至1940春任宣昭公路工程分处主任，修通宣威至昭通的公路301.3公里，从此昭通与昆明开始通了汽车。1939年春至1940年春，浦光宗同妻子宋方，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在威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至1946年这段时间，浦光宗先后任滇越公路工程处工程师，云南矿业公司土木工程处长，南盘江水利工程处长，蒙河公路工程处处长，云南公路局总工程师。在这6年中，他和妻子宋方在曲靖、陆良等地保护和掩护一些地下党的同志工作。

1946年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委任他为云南省公路局长，当时地下党省委派一位委员去联系浦光宗，联系上后，他根据党的意图，先安插了几个党员在一些附属单位负责，暗暗为党工作。

当时安插在玉溪管理站的站长刘碧华，新中国成立时任玉溪专区副专员。元平管理站站长毕江，后由党委派驻迤西任县长及县委书记，解放后任大理自治州委统战部长及副州长。另外刘格非、江玉芝在监所任所长，为党做情报工作。1949年秋公路局的一些青年职工，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个别入了党（刘保华，新中国成立后任峨山县委书记，后任专署农水处长及行署办公室主任）。浦光宗在省公路局局长职位上的几年中，为党的壮大和发展，为培养一批党的后备干部作出了贡献。

这期间，遭到叛徒及敌特向警备总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省政府卢汉主席告密，罪名是“共特”，他自感危机，向党组织提出下乡工作的请求，但未获批准。组织答复：“你必须在着，越爬得高越好，最好弄得一个专区。”

由于叛徒查宗藩、彭祖祜、陈家铣在国民党云南省党政机关任职，又知道浦光宗的底细，因此，他的处境很困难，但好在卢汉是昭通人，又表现出对浦光宗的信任和重用，加之这些叛徒搞不清关系和来头，不敢轻易对他下手，这就使他能顺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和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他在任省公路局局长期间，会昭公路于1949年1月通车，由昆明经会泽至昭通全长460.7公里，而原由昆明经威宁至昭通560公里，路线缩短了100公里，为昭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尤为重要的是1949年7月，李剑秋离开昆明时，把浦光宗的组织关系转交吴邦彦联系。吴是昆明市委统战委员会负责人，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下成立了一个统战小组，吴任组长，徐君直、林毓杉和浦光宗为组员，不久后浦光宗又进入了市统委。这个小组是策动卢汉起义的渠道之一。吴邦彦与吴少默（民政厅主任秘书，曾是云南早期地下党省委委员，未恢复组织关系）联系，吴少默与杨文清（民政厅长）联系，由杨文清向卢汉转达党的意见。“九九”整肃事件前，蒋介石要卢汉去重庆，他被迫去了，地下党迅速疏散党员下乡。卢汉回来，根据特务开的名单，捕了400多人，大多数是社会进步人士（如省参议院杨青田、马曜、张守玉等多人及政界人士）。特务头子们要卢汉杀一批人，但卢汉设法应付，后借李宗仁来昆之机，提出请示，得到同意，把被抓的人交卢汉处理，后来全部陆续释放。这件事在统战党小组内事先作过传达。

卢汉起义前，因解放军相距尚远，而蒋军嫡系第二十六军以及第八军力量相当强，为了避免大的破坏，中共地下党曾希望他将时间推迟。后来迫于形势，卢汉借张群来昆之便在12月9日晚抓了李弥、余程万等人，宣布起义。卢汉准备起义这件事在统战党小组内事先作了传达。

在卢汉起义之前，宋方向党组织请准，对宪兵十三团进行策动起义工作，浦光宗配合着她进行这一工作。在此期间，浦光宗还负责联系一批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他们是黄丽生、周霄、王启瑞、卫立三、吴诚格、杨辉元、张乃猷、向正清、倪之桢等，还组织土木工作者联合会、医务工作者联合会、机电工作者联合会等科技团体，团结科技人员，以便为党做有关科技工作及保护财产档案工作。

卢汉起义后，蒋军第二十六军、第八军反扑昆明，解放军日夜兼程入滇。敌军败退时破坏了铁路及桥梁，中共地下党领导群众进行抢修，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一兵团举行入城仪式，进驻昆明。

1950年5月16日 ，云南军区（由四兵团组成）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亲自对浦光宗交待了“碧河公路”抢修任务，23日下发了委任令：“为国防需要奉中央命令限迅速修通碧（碧色寨）河（河口）公路，为此特组成碧河公路工程委员会……下设工程处，以浦光宗兼处长……”。

碧河公路系用滇越铁路基修为单车道，加让车道，全长178.8公里，要求短期抢修通以支援当时的越南和加强国防。因解放不久，人民币不能通行，故概算为1168万市斤大米（每市斤以1400元计，合计人民币163.52亿元），实际用去粮食及半开折合大米共节约455.25万市斤（折合人民币63.6亿元）。员工由军区、交通厅、铁路局昆明分局、卫生处借调308人。工人计划民工10000人、工兵团2000人、起义的铁道队800人，合计15000余人。施工期间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供应不上（蒙自专区的粮食被匪霸烧毁数十万斤），延误了工期约45天；又因9月来山面的大坍塌，出乎意外，又延误了15天。自6月下旬陆续开工至11初竣工共计工期140天，施工期间路线两侧山岭间随时听到匪霸的枪声，解放军工兵肩负了保卫及施工的双重任务。因系严重瘴疟地区，特别加强医药设备，将因病死亡人数，减至最低限度。该工程处向省委请示批准设立党总支，书记由工兵团政委杨荣新担任，浦光宗任支委兼工程处支书。工兵团任务完成离开后，总支书由浦光宗接任。

碧河公路在1950年11月2日通车，中方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河口时，对岸越南老街的法国武装立即撤走，老街随即解放。此路原要求使用两年，但使用至1956年6月才由公路管理局移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一部队修复为铁路。

浦光宗在1950年10月30日碧河公路竣工时，被通知到昆明参加了省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就职典礼，从此，浦光宗被任命为省交通厅副厅长，后来成为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财委委员和财委党组成员，还参加了省科协筹委及省总工会筹委。

1953年4月，浦光宗被调到省公路建设指挥部任工程处副处长，主要负责南润到勐定的南大公路和个旧到金平的个金公路建设。

1955年，他被调任交通厅总工程师。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当时谢富治任省委书记。由于在整党学习中，有个别人将他的发言记录秘密篡改，密报谢富治，浦光宗于1958年5月初被省委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受三降处分，仍留原机关工作，一直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平反。省委恢复了他的党籍及行政级别和专业职称，任命他为省交通厅总工程室顾问。

浦光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和真理的一生，他为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促进卢汉起义重要事件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为云南公路交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