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党史人物传‖ 陈克祥传略

1923年12月16日（旧历冬月初九），陈克祥出生于云南昭通县洒渔乡三台村街上。出生时，父亲陈恭义是一个卖土布的小商。5岁时，整条街遭土匪抢劫，家中财物被掠夺一空，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只得靠租地耕种艰苦度日。由于祖父和父亲两代人都是文盲，深知不识字的苦楚，1931年陈克祥8岁时，父亲节衣缩食送陈克祥进本地简陋的启蒙学校读书。学校只有一个旧学老师，读的是《三字经》和《百家姓》，1932年学校才开始读新课本，因此陈克祥读了7年小学。因家境贫困，陈克祥学习很用功，成绩不错，常得到老师夸奖。

陈克祥1938年秋考入昭通中学初中二十六班。初中3年，每学期成绩都在前三名以内，个个学期都得到够一个月伙食费的奖学金。由于成绩好，生活俭朴，1940年秋读初中三年级上学期时，同校高五班学生蒋永尊（他是1939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就有意识地来接近陈克祥，亲切地关心陈克祥的生活，借《西行漫记》、《大众哲学》和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等进步书籍给陈克祥看，约陈克祥参加由他领导的秘密读书会小组，同组成员还有和他同班的同学傅发焜、吴树森。他们每周在校外秘密开会一次，阅读《新华日报》，学习讨论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重要国际形势。通过学习讨论，逐步从思想上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爱国爱民的政党，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言行的腐败黑暗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不满情绪，在思想感情上从倾向共产党逐步走向坚决拥护共产党，为加入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1年5月，蒋永尊约陈克祥到昭通南门外的田野上，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引陈克祥走上了革命道路。

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为了开展革命工作，1941年秋，陈克祥考入昭通中学高八班。这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围歼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求地下党员普遍开展“勤学习、勤业务、勤交友”的三勤活动。根据这一指示，陈克祥除了自己搞好学习，力争成绩优良外，还主动帮助班上同学复习功课，建立感情。并在课余时间，与其他班的同学认识接近，广交朋友。当时和陈克祥关系密切的同学有：王钦泰、孔繁林、尹信国、李长彦……这些同学后来绝大多数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

1942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不久整风文献传到昭通党组织，因铅印文件少，蒋永尊布置陈克祥用手抄写，传到各地党组织学习。这次整风学习，主要是联系思想实际，重点检查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作风。通过整风学习，每个寒暑假期间，党组织都布置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作掩护，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可以培养的积极分子，与之建立感情联系，为今后开展革命工作打好基础。

1943年春，为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学生工作，党组织决定在昭通中学建立全校学生自治会，并决定通过选举方式，由陈克祥出面担任第一届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陈克祥当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后，利用合法形式，推动全校学生普遍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发动各班办壁报，教唱抗日歌曲，组织足、篮、乒乓球比赛，聘请专业京剧演员在课余时间教唱京剧等，使学校生活丰富多彩。党组织通过党员在各种活动中广交朋友，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孤立学生中的国民党三青团员，加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创造条件。

1944年春，曾在昭通中学和昭通国立师范任教的女教师陈家珪，因工资微薄、生活困难等原因服毒自尽，引起全县中学师生和广大社会人士的强烈反响和深切同情。根据党的指示，以昭中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联合全县各中等学校师生2000多人，制作大量花圈、挽联、祭帐，由学生抬棺，在昭通县城主要街道上举行盛大出殡游行（4月23日），沿途呼喊“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公教人员生活”等口号。同时还发动学生向社会募捐救济抚育陈家珪老师留下的幼女。这次事件，使广大学生看到团结组织起来的力量，增强了尊师重教的观念，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1944年夏，陈克祥高中毕业后，根据党的指示，于当年秋季到昆明考入云南大学社会系，系主任是著名爱国学者费孝通教授。和他同时考入云大的昭通中学同学还有蒋永尊、李长猛、郑权。

1945年3月，云大学生自治会改选。因陈克祥曾在昭通中学担任过首届学生自治会主席，已经在第一线工作，故党决定要陈克祥争取参加云大学生自治会，开展工作。通过在云大会泽院张贴大字报公开介绍竞选的方式，陈克祥被选为1945年云大学生自治会成员（干事），分工担任学术部长。平时主要任务是联系推动全校各系创办壁报，以合法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进步思想，活跃学校文化生活，必要时，以学生自治会名义，联系邀请知名教授作学术报告或时事演讲。本届学生自治会的主要成员有李继昌、侯澄、潘汝谦、苏守信等。

1945年春，根据党的指示，陈克祥和孙志能等分别对龙纯祖（龙云次子）进行过争取其向党靠拢的工作，促使他拒绝为国民党打内战而解散了自己的部队。11月陈克祥父亲病逝，家庭经济顿感困难。为了能继续读书，党组织一面帮他申请学校助学金，同时由李祥荣（李德仁）介绍他到当时云南省参议员张守玉家当她侄女的家庭教师，还有到昆明基督教青年会（祥云街）刻蜡纸印讲义，通过勤工俭学解决经济困难。在张家当家庭教师将近一年，受到张守玉的热情接待，建立了融洽关系。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运动期间陈克祥以云大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的身份，积极参加编写各种揭露国民党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宣传材料，并被推选为昆明学联云大区慰问组负责人，带领各校学生代表携带慰问品到昆华、云大医院慰问受伤同学。还参加组织“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安葬工作。

1946年3月，陈克祥继续被选为1946年云大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仍分工担任学术部长，后被选为常委。本届学生自治会成员还有蒋永尊、李继昌、潘汝谦、苏守信、席淑芳（女）、李岱华（女）、邹永宁、朱洵符、张继骞等。

1946年4月，云大学生自治会邀请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云大至公堂作时事演讲，演讲会由陈克祥主持。李先生演讲之前，陈克祥特意简要地介绍了作为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先生的光荣历史，受到广大听众的热情鼓掌欢迎。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演讲之后不久，1946年7月1日，李先生就被国民党特务悍然杀害，为国牺牲。此次演讲，竟成为李先生生前最后一次爱国正义呼声！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云大至公堂拍案痛斥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先生的血腥罪行。当天晚上，闻先生又被国民党特务悍然杀害，接连制造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李闻惨案”发生后，陈克祥积极参加了声讨国民党残暴统治，要求严惩主谋、凶手的“李闻后援会”工作。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国民党政府更加失道寡助，为其彻底垮台创造了条件。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关死了国共和平谈判的大门。1947年4月初，负责联系领导陈克祥的蒋永尊同他到圆通山公园，装作游玩的样子，边走边谈，对陈克祥传达党的指示说：“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堵死了和谈之路。党中央指示，要在蒋管区加速全面开展反蒋武装斗争，最大限度地牵制国民党军，配合解放区战场作战，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你现在就准备离开学校，到农村去参加开展反蒋武装斗争的工作，还要另外起个名字，避免暴露身份。走的时候，会有人来带路。”听了党的指示，他想起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古语，从中选出“齐平”两字，改名为陈齐平。过了两天，党组织通过傅发焜同志约当时在昆明的昭中老同学吴树森、唐懋昌、辛正绩、任继周、况明聪、罗文贤、阮旋辉、黄兰和等在一家饭馆和陈克祥见面聚餐，陈克祥明白这是党组织安排给他饯行，深深感到了党的温暖关怀。又过了两天，由一位叫王康明的带路，陈克祥便秘密离开云大，到距沾益县城约100华里的沾益播乐中学，以教书作掩护，积极参加开展反蒋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陈克祥到播中后，任高三班班主任和学校党支部宣传委员，在学生中积极发展党员，培养积极分子。通过家在农村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去组织发动农民，对全校学生实行军事训练，认真教书育人，密切师生关系，为发动武装斗争准备必要条件。1948年春，在播中得知蒋永尊于1947年11月6日在宣威开展武装斗争中遭土匪袭击遇难的消息，他深感悲痛，写了一首寄托哀思的挽诗《沉痛悼念蒋永尊同志》：“品学兼优有威信，艰苦相互是典型；忠党爱国才出众，堪当大任建功勋；征途遇难栋梁折，革命队伍丧雄鹰；奋起推翻蒋王朝，改天换地慰英灵。”1948年9月5日，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在中共沾益中心县委领导下，播中全校师生500余人和附近农民武装200余人举行反蒋武装起义成功。1949年2月，以播中起义师生和农民武装为基础，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1949年8月1日，永焜支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陈克祥先后在“永焜支队”、“边纵六支队”政治部任组织科长、代理政治部主任，一直主持政治部工作。在行军作战的空隙时间，充分发挥各级政工干部的积极性，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文化活动，加强革命纪律，提高战斗士气。先后编写和翻印了《政治工作手册》、《军队中怎样吸收新党员》、《党的建设提纲》、《支部工作纲要》、《连队政治工作》、《部队文化识字课本》等文件，发到各团连队。这些文件，对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提高部队战斗力都起了积极作用。1949年4月初，永焜支队进驻会泽火红梁子，准备进袭昭通县城。陈克祥代表支队单身潜入昭通，与中共滇东特支负责人孙志能、朱君和、吕茂林具体研究布置地下党配合接应部队突袭昭通的行动方案，后因部队改变计划而未打昭通。

永焜支队、六支队在滇东北反蒋武装斗争中，先后参加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20余次，和国民党地方武装作战约30次，共毙敌400余人，伤敌约1000人，俘战3000多人，缴获长短枪3100多支，炮30多门，机枪50多挺，子弹20多万发（战果中有一部分是配合解放大军解放曲靖、沾益县城取得的）。支队直属三个主力团从1948年9月5日播中起义时的700多人，到1950年2月发展到3400多人，扩大近5倍。党员从80多人发展到470多人，增加近6倍。在阻击溃逃入滇国民党军、支援昆明保卫战和解放滇东北的战斗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0年3月，云南全省解放，新的中共云南省委成立，宋任穷任省委书记。根据省委决定，将原滇东北地区划分为昭通、曲靖两个地区，边纵六支队建制撤销。六支队一分为二，划入昭通、曲靖地区的地方武装建制，支队干部亦分别划归两个地区，大部分转为地方干部。

1950年3月10日，划归昭通地区的六支队干部由李德仁率领，从沾益乘汽车进入昭通县城。李德仁任昭通地委第二书记（解放军四十三师政委薛韬任地委第一书记），陈克祥任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昭通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县委委员有陈光英、尹信国、张福崇、黄兰和（女）。1950年3月24日，陈克祥和新任人民政府县长陈光英（南下干部）从国民党县长曹观海手中正式接管了昭通县。陈克祥任昭通县委书记期间，主要抓了征粮、建政、剿匪工作。1950年7月，陈克祥率领昭通县农民代表到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讨论成立全省各级农民协会。会议期间，听了省委书记宋任穷的报告，县以上领导同志还听了贺龙的讲话。1950年9月，陈克祥被调任昭通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51年5月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参加整党学习。

1952年春，整党学习结束，陈克祥被调住滇西丽江地区参加土改工作。先后在鹤庆彭屯、永胜金官、程海领导了三期土改。鹤庆土改结束时，省委组织部为照顾关系，特将他的未婚妻刘光琪从昆明调到鹤庆，鹤庆县委于1952年7月3日为陈克祥举行了婚礼，还在县政府设席招待县机关干部和参加土改工作干部，以示祝贺，使陈克祥深深感受到党的关怀。

1953年春，陈克祥被调任中共剑川县委书记，这时土改已经结束，县委的主要任务是抓好建党、生产、发展互助合作等工作。

1954年7月，陈克祥被从剑川调到重庆支援工业建设，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分配到煤炭系统，任重庆煤矿设计院副院长（副厅级）。为了便于熟悉煤炭生产过程，同年9月被调到当时西南最大煤矿——天府煤矿，先任井长，后任矿党委宣传部长。

1957年初，上级通知陈克祥脱产复习文化数理课程，准备出国到苏联留学深造。后因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导致中苏关系不睦，中央通知暂缓派人留学苏联，因而未能去成。

1957年夏，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陈克祥以天府煤矿党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在全矿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参与领导了全矿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春，全矿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转入党内整风学习检查时，“宁左勿右”的“左”倾错误思想日益突出，把一些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具体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也当作所谓“右派言论”加以批判，陈克祥对此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竟至引火烧身，1958年5月，陈克祥也被划为“党内右派”，受到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处分（从行政14级降为17级）。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先后在天府、打通矿区做过统计、会计、食堂管理和工会工作，当过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还参加过修铁路、建厂房劳动。陈克祥虽身处逆境，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信总有一天党会看到“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加以纠正的。在工作中，他认真负责，边学边做，力求做好，因而和所在单位的群众关系都不错。有病需要住院治疗，所在单位领导都积极派人联系，及时解决。陈克祥教过的学生都对陈克祥表示真诚的欢迎，许多学生毕业后还写信向陈克祥问候。在身处逆境的漫长岁月里，妻子刘光琪始终与陈克祥患难与共，无怨无悔，给了陈克祥极大的勇气和安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坚决进行拨乱反正，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1979年3月14日经重庆市煤炭工业局党组批准，改正了陈克祥被错划为“右派”的错案，恢复党籍（党龄连续计算）和原工资级别（国家行政14级），接着被调任重庆天府矿务局（地厅级单位）党委宣传部长。

1981年3月，陈克祥在天府矿务局离休后，享受地厅级待遇。1982年3月经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接受安置在昆明定居。

1982年3月陈克祥离休到昆明定居后，应中共云南省委党史办公室之约，义务参加编写云南党史的工作，负责筹备召开“滇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经过积极筹备，1983年8月29日至9月2日在昆明召开了滇东北党史资料征集会议。会上陈克祥受参加会议的原边纵六支队团以上主要负责同志委托，负责整理编写六支队军史。1984年6月，由陈克祥署名整理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简史》，由“滇东北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协作编写组”印发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作为六支队军史的主要资料依据。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