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党史人物传‖伍谦之传略

伍谦之，又名伍兴让（曾用他大哥伍兴仁的名字读云南大学）化名赵祖武。1911年10月出生于昭通县城区。从小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小时就和昭通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费炳、浦光宗、查宗藩等共产党员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和这些共产党员交流思想，讲心里话，谈未来。在他们启发引导下，伍谦之从小就养成了看进步书刊的习惯，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初中毕业后，到昆明“存真相馆”当学徒，一忙完店里的杂活后，就躲在相馆小阁楼上看进步书刊，对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在昭通学生为配合旅省学生反对教育局长蒋子麟的时候，他和费炳、陈鸿图、陈鸿基连夜写标语到街上张贴，积极参与这一运动。1929年初，中共党员查宗藩要到昆明联系工作，需要一人同路做掩护，头晚上约伍谦之同他去，伍谦之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这一任务，第二天一早就同查宗藩到昆明去。

1935年，是伍谦之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年，他用他大哥伍兴仁旧制中学的文凭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就在这年的年底，以李浩然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省第二届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昆明秘密建立，简称“省临工委”。昭通籍的费炳、李剑秋都是“省临工委”的委员。同年12月，“省临工委”通过昆华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串联各校爱国学生，发起成立“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伍谦之因为组织能力强、思想进步，并且在学生中有威信，就被推选为这个组织的领导。在成立大会上，决定组织一次声援“一二·九”运动的请愿示威游行。1936年1月1日，昆明的大学、中学学生3000多人，在光华体育场（现胜利堂）以“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名义召开大会。伍谦之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演说生动感人，激起了学生和其他民众的爱国热情。连前来执行监视和逮捕任务的警察也听得入迷而忘记抓人，等警察回头抓伍谦之，他早已隐蔽起来了。游行队伍到五华山省政府请愿，请求省主席龙云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请愿书转交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这次爱国学生的革命运动中，伍谦之表现出非凡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在昆的大、中学生中名声很大，都叫他“伍疯子”。中共云南“省临工委”将他作为发展对象，由“省临工委”成员李剑秋进行考察和培养。

1936年10月初，“省临工委”开会决定派负责宣传工作的李剑秋筹备建立党秘密领导的“云南省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备小组长由李剑秋担任，组织工作由赵国徽（省师学生、党员）、伍谦之、杨亚宁（《云南日报》记者，中共党员）3人负责，宣传由刘孟田（中共党员）负责。这时，他做革命工作的积极性更高了，在学校里秘密组织进步同学阅读革命书刊，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他冒着被捕的危险，串联各校学生参加活动。在公园、学校操场、文庙等地方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宣传抗日，反对内战。

同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蒙军进攻绥远，绥远军民在傅作义将军领导下，奋起抗击，全国爱国民众掀起了支持绥远抗战的援绥运动。云南大学的全体同学群情激奋，热血澎湃，在伍谦之等同学号召下，发起绝食一日，捐资慰问抗日将士的活动。由于绝食所得捐资甚少，每人又捐10元，一起汇慰前方。

1937年5月，“省临工委”召开了各校救国会员代表会，决定以各校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秘密组织“昆明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 伍谦之作为救国会领导成员、云大学生会骨干，和昆华师范学校学生唐登岷一起被推选为该会的领导人，随后将各校救国会成员组织的抗日救亡组织“新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的成员也都吸收加入“学联”，在“省临工委”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暑假期间，伍谦之根据“省临工委”关于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机会宣传抗日救亡，发展爱国力量的指示，趁当时国民党号召学生组织暑期农村服务的机会，组织了20多个同学到开远、蒙自等地区宣传抗日救亡，发展读书会。“七七”事件后，农村服务成员正好名正言顺地为抗日作了宣传动员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各个阶层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潮。为了便于开展云南全省的抗日救亡工作，“省临工委”认为应该广泛地团结青年学生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精神，决定在昆明“学联”基础上，争取建立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救亡组织——“云南全省学生抗敌后援会”。全市22个中等以上学校各派代表3人组成筹备会，从各校代表中选出干事长、副干事长，以及5个部的正副部长11人组成的干事会，各部下设若干股、人员也由代表中选出。为了排除国民党省党部的干扰，筹备会经过多次商量，选出由进步青年学生组成的干事会。云大陈德培为干事长，伍谦之为副干事长兼总务部长。组织部长余维芳、宣传部长唐登岷、研究部长张振名、出版部长监事长段培元。

8月18日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将该组织名称定为“云南省全省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省学抗会”）。参加大会的除昆明22所大、中学外，还有到昆明军事集训的大理、丽江、鹤庆、宣威的中学和师范学生也派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时间虽然正处在暑假期间，大多数学生未回校，但还是有1000多学生前来参加大会。

1937年9月，“九一八”事件6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抗日战争进行了两个多月，但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当局采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绥靖政策影响下，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对人民总动员的抗日要求采取压制的态度，激怒了全国人民。在“省临工委”的指示下，“省学抗会”决定组织学生在“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把云南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表示出来。“省学抗会”发出通知，邀请一些抗敌后援会参加，民众抗日愿望十分强烈，超出原来的估计，当天参加开会的人数达3万余人。原来小学生抗敌后援会准备在潘家湾运动场举行纪念会的，也放弃原计划来参加大会。当时的妇女抗敌后援会、女青年抗敌后援会、文艺工作者抗敌后援会、民族馆歌咏团、军分校学生抗敌后援会、警官学校、佐治、清丈、部队、经理各种训练班都来参加，多数是“省学抗会”没有邀请的，还有的是官方的抗敌后援会也来参加大会，使大会成为一个空前的各界群众大团结的大会。大会在光华体育场召开，伍谦之主持大会。他首先发表演讲，“九一八”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沉痛、最悲哀的日子。在过去的6年中都是平淡地来纪念这个耻辱的日子，今天我们对日本强盗的侵略已经实行了全民性的爱国救亡运动，恢复失地，我们云南学生继承和发扬“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精神，誓做前方抗战将士的后盾，拥护政府抗战到底。提出“要求龙主席出兵抗日！”获得全体到会者的热烈掌声和支持。

会后，3万多人的大游行开始，愤怒的心情总算有了表现的时候。游行队伍前头是一幅书有“云南各界同胞团结起来”的大布标和一幅由伍谦之亲手绘的“国耻地图”，用色彩标出祖国神圣领土被日寇侵占的部分。由同学们抬着游行（游行结束后又挂在近日楼城门头上很多天，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出我们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口号声、救亡歌声中从光华体育场出发，经福照街、武成路、华山南路、正义路、金碧路到护国路。游行队伍还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中央政府抗战到底”、“拥护龙主席出兵抗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标语。小学生还有各种化装表演，如“打倒日本鬼子”、“捉拿汉奸”、“救护队”等节目，游行长达三四个小时，是昆明城一次规模空前浩大、反响很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对唤醒民众，宣传抗日起了很好的作用。

基于谦之在学生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和积极要求向党组织靠拢的愿望，1937年10月“省临工委”指派李剑秋（解放后任昭通行署专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游行活动以后，国民党省党部对革命民主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惊恐不安，设法压制民主力量，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为控制学生运动，强行将“省学抗会”纳入国民党领导的“各界抗敌救国会”的下属组织，将“省学抗会”的办公室强行安在国民党省党部大楼内，学生一开会，就派警察来监督，学生的活动越来越困难。伍谦之等同志虽然采取坚决抵制的措施，但反动派势力强大，手段残忍。1937年12月，国民党省党部想方设法进行破坏，制造事端阻止“省学抗会”组织纪念“一二·九”的游行集会，将学生和民众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压制下去。1938年初，又趁学生外出宣传的机会，借口加强统一领导，将“省学抗会”的办公室封闭，通知各大学、中专、中学用一切借口，将学校的“省学抗会”成员和被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开除。伍谦之在云大受到操行不及格的处分，同时也上了国民党省党部的黑名单（反共高潮时，被列为第三号追捕对象）。“省临工委”及时作出批示，将伍谦之等“省学抗会”的领导成员分别转移到外地。伍谦之和余维芳被安排到罗平，以教书为公开身份，继续进行党的工作，“省学抗会”不久也被国民党强行解散。

1938年伍谦之、余维芳分别用赵祖武和王仁芳的化名到罗平简师和罗平东胜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在中共罗平地下县委书记刘壁华（当时是罗平简师的教务主任）的领导下，伍谦之、丁建华、陈鸿图、余维芳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打破旧规，选用《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上的文章作教材，教唱革命歌曲，出壁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伍谦之还在壁报上开辟“街头讲话”专栏，宣传时事，传播革命思想。他爱人余维芳也在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罗平，伍谦之对革命工作充满信心，像一团火一样走到哪里燃到哪里，积极工作，将学校变成宣传抗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的阵地，把革命理论、党的主张传播给学生，为将来的革命打下了基础。后来由于身份暴露，根据组织安排，他们夫妇俩在1939年底转移到沾益播乐中学教书。

1939年至1940年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在罗平教书的伍谦之、余维芳夫妇被特务发现，为了脱身，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男孩）送给罗平进步开明绅士尹兰冰，在组织的安排下，到沾益播乐中学教书。播乐中学是1936年由“省临工委”派樊子诚同志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伍谦之、余维芳、张建武等同志到后，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师生中公开组织读书会，学习薛暮桥的《通俗经济学讲话》，列昂捷耶夫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沈志远著的《新经济学大纲》和田源著的《政治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选编》，张仲富著的《唯物辩证法》等著作，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把《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社会发展史》作为公民课来讲；利用假期以看守校舍为名，组织新党员和发展对象学习《共产国际纲领》，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党内著作，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在提高师生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的基础上，1939年个别吸收姜克夫、文自融等入党，1940年吸收余培馨、关毕富等6人入党。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及革命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到处搜捕共产党员。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特殊情况，提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反对急性和暴露”。周恩来同志针对白区工作的特点，进一步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原则。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党的活动方式随之改为单线联系，工作也转入地下。播乐中学的党员教师除留张建武、龙文池继续坚持工作外，樊子诚、窦家英、伍谦之、余维芳等分别转移到贵阳和昭通作暂时隐蔽。当时形势十分严峻，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捕。省党部到处通缉共产党员和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将通缉令发往各县。伍谦之夫妇更是他们通缉的重要人物，被列为当时的第三号要犯通缉。伍谦之夫妇转移到昭通继续以教书为业，进行革命工作。

1942年秋，伍谦之到昆明重新联系组织关系，在昆明华山东路节孝巷被国党特务包围。此时，樊子诚从正义路返回，眼看危险，急忙跑到家里，叫还是小孩的表弟温智屏利用玩皮球故意将球投到伍谦之住处的院子里，装着捡皮球，骗过特务，将伍谦之带了翻墙到隔壁人家开后门逃走，跑到华山东路缪云台家去躲避，伍谦之才脱险。缪云台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伍谦之昆明脱险后，又到保山旬阳中学、玉溪后福小学教书。这期间，他们夫妇一方面教书育人，一方面等待时机，随时为党工作。1944年，经过组织安排，伍谦之夫妇到盐津中学教书，组织关系由中共云南省工委派李德仁同志接上。在盐津工作一年左右，1945年秋，又到昭通女中教书。正值日本投降，蒋介石不顾人民迫切需要和平的愿望，撕毁刚达成的和平协定，发动内战，推行独裁统治的方针，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愤慨。昆明学生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在12月1日，国民党对学生进行了武装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消息传到昭通后，伍谦之秘密参加筹备在昭通女中礼堂举行向四烈士进行追悼大会活动，伍谦之同学生一起参加了追悼大会，散发进步书刊。此后，经常在学校代销《民主周刊》、《创造 》、《一二·一》专刊、《四烈士的生平事迹》等进步书籍和刊物。学生阅读后，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本质的认识，激发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特别是女烈士潘炎的事迹，更加激励同学们学习潘炎刻苦学习，生为人民勤劳奉献，死为人民献身的革命精神。在伍谦之、余维芳等进步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除学习功课外，同时读课外书，关心国家大事，看伍老师、余老师秘密传送的《西行漫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他们夫妇还将微薄的薪金挤出一部分作为学生时事统考的奖学金，提高学生对时事、国事的认识，逐步将学生引向革命道路。在他们夫妇的培养教育下，不少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分子。余维芳老师还发展一批女中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外围组织，为党组织准备一批后备力量。

1949年，伍谦之由组织安排到边纵六支队三十二团担任民运股股长，充分发挥他个人的特长，宣传革命纲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对推动人民解放事业尽了自己的力量。

昭通解放后，组织安排伍谦之到彝良县任第一任代理县长。当时彝良刚解放，对建立人民政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伍谦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50年6月伍谦之调任鲁甸县人民银行行长，对建立新的金融秩序、稳定金融、安定人心及人民币的迅速流通，作出很大的贡献，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鲁甸县人民银行工作正常后，伍谦之又调到镇雄县人民银行担任行长，继续帮助建立银行。

1956年，伍谦之到昭通地区师范学校任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职务。他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团结同志，克己奉公，严格要求子女，言行一致，为师生作出表率，为昭通地区输送了大批合格的中、小学教师，对昭通地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昭师的学生分布全区每个山乡，为改变这些地方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作了艰苦的努力。不论在任何领导岗位上，他都是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在1959年他二女儿伍海玲师范毕业时，他是主管分配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地区幼儿园需要一名能歌善舞的女教师，伍海玲完全达到要求，参加分配的成员都一致提出要把她分去地区幼儿园，但伍谦之不同意，说他的子女只能到艰苦的地方去，最后由他做主把女儿分到昭通地区最边远、最艰苦的威信县，又让县里将她分到离威信最远，与四川省交界的麟凤小学教书，并写信告诉威信宣传部长徐昭苍（过去播乐中学学生）严格要求和教育伍海玲。伍海玲在威信工作表现很好，在威信工作了20余年。20世纪80年代，因昭通地区三中急需教学骨干，才调回昭通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伍谦之为人耿直，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实事求是地干工作，在那个颠倒黑白、是非混淆、极“左”的年代，成为首先打击的对象。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时，以伍谦之在学生集会上说“原子弹是水龙，有了也最好不要用”这一句话做依据，定他宣扬和平主义，宣扬修正主义，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对于一个1937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党和人民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丢下自己的亲生儿子的人，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处理，对他打击是很大的。但他胸怀宽广，仍然任劳任怨地工作，积极负责。不论当图书管理员，还是管劳动工具都是认真负责地工作。教室、宿舍漏了，为给学校节省开支，他一个近60岁的老人还亲自上房捡瓦补漏，默默无闻地仍按党员的要求做好本职工作。在1967年7月，他小儿子伍帮昌由省农校毕业，儿子说了一句“要是分到迪庆、怒江就恼火了”的话，伍谦之夫妇就一致教育儿子说，不管分配到哪里都要服从分配。果然儿子被分到德宏州的盈江县工作，属艰苦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他身处逆境，但还是和原来一样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此时没有一个子女在身边照顾他们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关心他的同志提出把他的小儿子调到昆明工作，他离休后好和儿子生活，他得知后写信告诉伍帮昌，不要调，既然到了边疆就要安心地为边疆人民服务一辈子。并告诫伍帮昌若你要申请，我就写信给组织部告诉他们不要把你调离边疆。为了使儿子安心、放心在边疆工作，他不顾70多岁的高龄和那里的气候环境不适，搬去盈江和儿子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伍谦之的错误处理问题，经省纪委党委会议讨论，并报经省委批准，撤销了1966年的处分决定，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平反后，伍谦之已到离休年龄，但他仍然坚持发挥余热，继续为曲靖、昭通和云南大学、昆明地方的党史编写提供资料和线索，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1989年2月在他病危时，要求子女不要惊动昭通和盈江的领导，丧事从简，移风易俗，立即送去腾冲火化，骨灰就放在那里。这些都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伍谦之一生，忠诚党的革命事业，不论是腥风血雨的地下革命斗争年代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是担任领导干部或受错误处理期间，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他冒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危险，组织游行示威；在“文革”期间遭到巨大打击时，并不因此消沉，而是忍辱负重，继续坚持工作，胸怀坦荡。他一生坚持原则，严于律己，更不会以权谋私。他的优秀品格是今天我们每个人，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值得学习的。

虽然，伍谦之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优秀品质、工作作风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