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 更新时间:2021-05-10 10:51 作者: 佚名 责任编辑:赵磊明
1918年8月1日(农历七月六日),吕茂林出生于昭通县南城东升街的一个地主家里。吕茂林出世时家有田产200余亩,房屋10余幢,家境颇为富裕,后因家人吸食鸦片者增多,靠收租难以维持,不得不出卖田地,到吕茂林上学时,家中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1929年秋,吕茂林到男校(现在的昭师附小)上小学,1935年秋,考入省立昭通中学初18班,和他要好的同学李祥荣(李德仁)、傅发聪、王厚恩、李心忠等都有个共同意愿,决心奋发学习,为国效力。初一快结束时,县党部执委冷惠然任他们的公民课教师,上课时鼓励动员学生加入国民党。渴求知识的学生们认为参加国民党后可以多学到知识,吕茂林和班上10多个学生就填了表,交了相片,县党部发给国民党党员证。之后,县党部又印发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义供学习,开一些纪念会,听过几次报告,学生们觉得三民主义主张好,只要按照去做是能够救中国的。1936年吕耘艺(吕茂林同父异母的哥哥)由北京回家,向他们讲述北京“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情况,讲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分析形势,讨论西安事变的因果……吕耘艺还介绍并帮助学生借阅进步书刊,引导他们关心国事、识别好坏,使他们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的行径,与国民党渐渐脱离了关系。1938年秋,吕茂林考入昭通中学高四班,那正是国难深重之秋,国民党军队从北平直退到大西南,沦陷区的许多同胞、知识分子流亡到昆明,有的大学也迁到昆明。昭通中学新聘来的校长师茂才是北大毕业生,教师刘仲德、陈涵时等是清华、南开等名牌大学学生,师茂才聘他们到昭通中学任教,学校面貌焕然一新。这些教师课余和学生一起谈心,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报杂志,向学生宣传抗日,将毛泽东发表的《论新阶段》的报纸用红笔圈点后贴在学校公布栏上供学生看,准许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学生抗敌后援会。学生在教师的教育影响和良好环境的熏陶下,抗日热情高涨。吕茂林他们组织学生上街宣传抗日,开展支援抗日募捐比赛;傅发聪带着同学到彝良等处募捐,把募捐款如数交国民党县党部转送抗日前线。后得知抗日捐款被国民党当权者贪污去60%私分,吕茂林和同学们都极愤恨,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及其贪官污吏的嘴脸。上课不久,吕茂林他们以清算学校贪污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相约全校学习好的学生10多人“拜把”,盟誓“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而奋斗”,以达到团结更多的人学习进步书籍。这伙“把弟兄”在各个班级的同学凑钱买的进步书籍日益增多,在校公开组织“抗日读书会”,吕茂林负责书籍的保管借阅,“抗日读书会”成为学校进步学生的领导核心。
1938年10月,县立中心小学学生王成才,踢足球时争球误伤对方程万里的小腿,程万里之父程福昌是县政府科员,以“有意伤害”罪向法院起诉,昭通地方法院检察官王德元,推事杨藻徇私枉法,对尚未达法定年龄的王成才罚款并将其判刑、逮捕入狱。消息传到昭通中学,吕耘艺、李德仁、李立昆、吕茂林等认真研究后,认为昭通的地方实力派(县政府、县警察局)与蒋介石的中央派(云南省高等法院昭通二分院)之间存在着矛盾,决定利用矛盾打击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机关,惩罚徇私枉法的法官,营救王成才。经过周密考虑,决定由吕耘艺、李立昆、李祥荣在后台策划指挥,吕茂林、李心忠出面组织领导一场“打法官”抗暴斗争。12月24日晨,昭中、明中、女中、启文、济川等共9所中小学学生组成的“昭通全县学生请愿团”的队伍,浩浩荡荡到法院请愿。斗争从请愿到将法官王德元、杨藻戴着尖尖帽押解在童子军队伍中上街游行,历时5个多小时,整个斗争在“有理、有利、有节”中进行。当游行队伍游遍昭通的主要街道转回到西城门时,昭通县长王凤瑞出面劝阻学生游行,答应了学生提出的条件,除保证学生今后的安全外,当场亲笔开条子派人通知监狱释放王成才。学生将王、杨交给王县长后,斗争在庆贺王成才出狱的鞭炮声中胜利结束,各校队伍才解散。吕茂林经过斗争锻炼后,思想觉悟得到提高,意志更坚强了。
1939年春,昆师学生朱君和(中共党员)受党的委托在寒假回家时同昭中学生李祥荣联系,在昭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介绍李祥荣、吕茂林、傅发聪等人参加“民先”,不久“民先”在全国宣布解散,昭通的“民先”变为读书会,吕茂林负责组织一个低级读书会,成员是陆宗棠、桑远民、王祖德及女中学生黄桂先、杨永年等。吕茂林动员陆宗棠、桑远民筹措资金给吕耘艺在昭通怀远街开设“西南书店”,书店开业后公开大量销售进步书刊,为各读书会暗中订购《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等,为革命师生和读书会供给了精神食粮,起着引导一批批进步青年向往革命道路的作用。
昭通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引起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重视。1939年秋,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费炳要到昭通招收军分校第十七期学生,省工委指派费炳在昭通恢复和重建党的地下组织。费炳到昭通后,发展了学运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吕耘艺、李立昆、李祥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吕耘艺、李祥荣介绍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吕茂林、傅发聪等4人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0年初,吕茂林、傅发聪、陈靖德即由团员转为党员。当年夏又发展一批党员,成立了中共昭通中学支部,吕茂林任支部组织委员,党员编组后,吕茂林任党小组长。党组织成立后,结合当时的形势继续组织发动同学在校内进行革命活动。1940年7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胡昌治来昭通传达贯彻落实党中央在国统区实行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之后,读书会活动逐步收缩,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被省、县国民党党部勒令取消,国民党反共气势更嚣张,学校形势变复杂了,党组织的活动也改为秘密的单线联系。吕茂林、李祥荣、傅发聪等已是高中最后一学期,除努力完成高中课程外,在学校按党的指示和同学们广交朋友,慎重地进行党的工作,发动联络同学们孤立和打击敌人。
1941年秋,高中毕业的吕茂林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升学,经刘君儒介绍并取得组织同意到盐津县小学教书,组织关系与在昭通读书的李长猛联系。吕茂林到盐津后,严格遵守党中央的“十六字”方针,按党的“办好事、当好人、教书当好教师、交朋友、不发展党员”的要求去做,在进步师生中播下革命的种子,为发展党组织创造一些条件。1943年8月,吕茂林考入西南联大读书。联大是民主堡垒,民主空气浓厚,授课是闻一多、吴晗等名教授。他们除必修课外常去听取时事讲座和学术演讲等。吕茂林和李祥荣、李长猛是一个党小组,经常学习党内文件和上级指示,在同学中培养发展党员,组织同学同蒋介石派到昆明的特务开展斗争,生活学习极为紧张。1945年初,吕茂林因其母受重伤请假回昭通探望,由于其母伤势重无法脱身回校,经组织同意暂休学留昭。因经常出入医院,就有选择地注意培养医院职工和医护人员,在医院建立了党的关系,1946年春,发展医院收发张芝源入党,后经组织同意将党的信件、书报等都交给张芝源收转。吕茂林应聘到昭通县立中学任教,又兼任学校图书馆管理工作。在学校,吕茂林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李祥荣等教师教学,介绍有关课文的书籍和进步书籍给学生阅读,在借阅书籍中了解和帮助学生,进行培养教育,为发展党组织做好准备。1946年秋,李祥荣被迫离开昭通之前,调整好昭通特别支部领导人员,由孙志能任书记,吕茂林任组织委员,朱君和任宣传委员,此后,党组织不断壮大,支部领导人的工作也作了具体分工,孙志能负责管永善、镇雄党的工作,吕茂林负责管理昭通中学党的工作,朱君和负责管昭通女子中学党的工作。1948年8月,为迅速在滇东各县建立据点,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昭通特别支部改为滇东特别支部,领导成员不变。此后,贵州威宁县党的工作也由滇东特支领导。
1949年6月,昭通行署专员安纯三的政治部主任陆宗棠由滇东北地委批准入党后,组织关系转至滇东特支,由吕茂林直接领导。党交给陆宗棠的任务是掩护党在昭通一带的活动。卢汉对共产党的态度忽好忽坏,安纯三也随卢汉的向背而转移,当时虽大局已定,可卢汉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仍摇摆着。安纯三提出要陆宗棠接办国民党县党部办的《滇东报》,陆宗棠向组织汇报情况并要求给予支援,特支决定由吕茂林出面去办理。报社改名为《滇东日报》,吕茂林任总编,陆宗堂任社长,安纯三任发行人。报社接办后报纸全采用新华社广播,社论及短评由党组织供给。同时利用报社的石印、油印翻印一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小册子推销扩大影响。8月,卢汉从重庆返回云南,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态度又倾向国民党中央。安纯三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下令不许《滇东日报》报道新华社消息,社论和短评要经安纯三审查后才许登出。党组织根据情况,决定放弃办报,并考虑到吕茂林和陆宗棠的危险处境,决定由吕茂林带着参加办报的地下党员撤离到会泽者海。
1949年9月吕茂林和陆宗棠等来到会泽者海军政干校参加干校三期学习班学习,同时负责编《滇东北快报》;10月,地委派吕茂林和施光奎回昭通和滇东特支联系,研究布置配合六支队攻占昭通城一事,特支已在党员中作好思想、组织及军事行动等准备,只待地委一声令下就开始军事行动。吕茂林、施光奎在新民村金声云家住了20多天,后因情况变化没实现计划,又回到会泽迤车讯,在迤车讯参加区委工作。11月,吕茂林与三十二团到鲁甸县城,负责短期培训一批干部到农村开展地方工作。工作队员刚分下乡没几天,龙绳曾部就来挑衅,为避免冲突,即将工作队撤至会泽迤车讯。地委又派吕茂林带着杨世清从盐津到四川去联系有关迎军事项(当时地委估计解放大军要从四川这条路来接管昭通),他俩到宜宾找到驻军政委,政委告诉他俩四川驻军负责接管四川,宜宾驻军只负责接管宜宾一带地区。于是他俩即回四川筠连找到接管代表介绍了永绥游击队的情况,请他们与永绥游击队领导人蒋永彬、马克让取得联络,必要时给以帮助。当吕茂林和杨世清回到大关县城时,正遇龙绳曾、安纯三几路进兵企图消灭永绥游击队,吕茂林立即与游击队领导人研究将部队撤到四川筠连。永绥游击队撤后,吕茂林及杨世清两人急忙赶回六支队司令部汇报情况,司令部立即派人去昆明找卢汉请予制止龙绳曾、安纯三在大关一带对永绥游击队的行动。随着解放大军的到来,司令部即派吕茂林回昭通准备迎军接管工作。
1950年3月昭通解放了,吕茂林被组织任命为盐津县县委书记,在一年多艰难的境遇中,他与同志们一道艰苦奋斗渡过难关。他刻苦学习,团结同志,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在领导接管、剿匪、征粮、减租退押等工作中,均能按党的政策和指示办事,配合部队依靠群众很好完成任务。1951年7月至1952年2月,吕茂林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习。1952年2月由省委党校回昭通参加土改,先分配到绥江土改队任队长,参加县的土改领导,8月随地委土改队到大关县参加第二批土改,任队长。1953年1月到昭通地区行署工作,4月调凉山州分工委(驻永善县黄华)任委员。其后又因工作需要先后在昭通地区保险公司、实业公司、地委党校工作直至1957年冬下放到镇雄县搞基层工作。1965年在昭通地区二中任校长时,于四清中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到镇雄母享硫磺厂劳动的处分。在镇雄工作了25年后的1982年,组织上恢复了吕茂林的党籍和工资级别,并于1982年调回昭通地区文化局工作至1984年底离休。1988年8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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