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党史人物传‖孙承光烈士传略

孙承光，字厚甫，笔名成照（即承光、兆殷的谐音），云南昭通县人。1906年4月26日生。其父孙平介在镇雄县一山沟垭口收厘金（税），工资微薄；其母戴氏靠做针线添补维持家用。孙承光排行最小，上有二兄二姐。孙承光自小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小学毕业时，因家境困难，父母决定叫他去当学徒，后得到老师的同情与厚爱，说服其家庭，才得以入中学。

艰难的家境，贫苦的生活，使孙承光深感社会的不公。他看到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剥削压榨老百姓，致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对此孙承光悲愤不已，在少年时代就立志发奋读书，振兴中华。1923年他在学写的一篇题为“唉！到底还是灵底”的作文中，借描绘梦游火星的幻境，抒发他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就观察所见，哪里是以‘博爱’、‘自由’、‘平等’……为治，以‘大同’……为目的。大家同心同德生产劳动，精神和物质均超出理想中之大同世界……”文章意境清晰，文笔流畅，激情洋溢，博得老师的赏识，在批语中写到：“借梦境抒写科学思想，壶中日月别有天地，妙在文笔沥沥如绘，读之令人宛游新世界。初疑非出自心裁，后经作者表明，知弟莫若师，我可云如弟矣，愧之愧之。”

孙承光中学毕业时，家中实无力再供他读书，但得同学好友邓象华（国民党“左派”，后被龙云杀害）的积极支持和鼓励，上昆明投考学校，此时经同乡人介绍在昆明五华坊昭通人开的商号当先生，因考取东陆大学（今云大）预科，才摆脱经商的命运。在东陆大学，孙承光参加了“青年努力会”，思想境界豁然开阔。在东陆大学预科班学习了一个学期，后成都高等师范（今川大）来昆招生，孙承光、李剑秋、罗文汉被中选，3人结伴而行前往成都就学。李剑秋乘坐滑竿，雇人挑行李书籍；罗文汉雇人挑行李书籍，自己步行；孙承光自己挑行李书籍上路。孙承光在成都高等师范学习期间，经舒新城老师建议转学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

在南京中大时，他经常接触舒新城、陈鹤琴、陶行知等教授。陶行知教授关于教育救国的思想对他影响较深。陶先生主张贫民教育，推行小先生制，即知即传人（自己学到的知识，即时传授给别人），晓庄师范就是他的实验园地。陶先生编写的《老少通千字课》，一边识字一边送输爱国思想和阶级教育，孙承光如今还保留着陶行知先生送的这本书。教唱的歌曲在社会上很流行：“手把着锄头锄野草，除去了野草好长苗……”。晓庄师范被国民党查封停办，但陶先生普及贫民教育、提高广大劳苦人民的素质、爱国爱家的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在大学期间，他半工半读，除了上课，还当家庭教师，并为上海中华书局设在南京的中华辞典部做《辞海》的编辑工作。其收入所得，除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外，每月总要节约四五元寄给母亲。

1928年孙承光在南京中大毕业，受聘于徐州中学兼任小学部教导主任。1930年又到上海中华书局任《中华教育界》杂志主任编辑。

孙承光富有正义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非常痛恨，对革命深表同情，不怕个人风险，帮助和援救革命同志。有一次，浦光宗（汉英，系中共地下党员）因共产党嫌疑在浙江被捕，于1931年底从杭州监狱获释后到上海，找到孙承光，孙承光毫无顾忌热情地接待他，留他同吃同住月余，并为他筹集了回滇的旅费。

1931年孙承光和书局职工一道，参加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并被选为职工代表去与资方进行谈判。罢工斗争胜利后，资方对职工代表恨之入骨，蓄意进行迫害。在职工们的劝告下，孙承光于1932年春请假回滇。

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也是昭通人，深知孙承光是靠勤学苦读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器重他的才华，打算安排他在省政府任官职，孙承光婉言谢绝，他说：“……我是办教育的，不会做官。”随之，他协助教育厅厅长龚自知为培养师资力量筹建了云南省立师范学院。当时云南教育界派性斗争很激烈，什么留美派、留法派、留德派，龚也竭力拉拢孙承光，他很反感，认为“教育事业是高尚的，不应搞派系。”这时，孙承光还在省立师范学校代课，他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同学爱戴，学生联合向校方提出要求——“要孙老师留下上课。”

1932年在昆，获悉同乡王启瑞因共产党嫌疑被关押，情况险恶，孙承光利用和龙云的关系，设法营救，终于使王出狱。1933年初，孙承光与陈兆殷在昆明结婚，婚后返昭探母，并受龙云之妹龙姑太的邀请，要孙承光为家乡的教育作贡献，为应兴应革的事多提意见。孙承光后在昭中、昭中附小及昭女师任教两年。

孙承光不论在哪里工作，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总是把工作干得很出色，他提出“教书还要育人，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经常找学生谈话，勉励大家上进，并废除了小学部打骂学生的做法，他认真教学，热情、耐心地辅导学生，师生之间团结友爱，学生们十分敬重他的才华和品德，打心眼里佩服他喜爱他。在每周研究解决学校之事的会议上，孙承光都要提些积极改革的建议，希望家乡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他的所作所为却受到把持昭通教育界的人的嫉恨，生怕别人超过自己，怕自己的地位保不住，千方百计排斥打击他。

费炳系昭通人，是恢复重建云南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与孙承光是校友。费炳了解孙承光是个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要走教育救国之路，费炳认为这不现实，他主动地经常与孙承光交谈时事，讲蒋介石在各地屠杀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见闻，特别是江西红军的发展和国共两党的斗争。孙承光认为费炳的思想与自己颇为接近，且具有远大抱负，因之对费炳很尊重。

1935年初陆续传来红军要路过昭通的消息，孙承光严肃地对陈兆殷说：“若红军到昭通我就随红军走，你同意吗？”陈兆殷回答：“你去我也去！”后红军未经昭通，孙承光才未去成。

孙承光回滇3年，深感云南政治腐败，社会风气颓废，文化教育水平甚差，原想为家乡教育出一把力，但却为当地反动顽固势力所不容，稍有改革，即遭诬陷打击，说他讨好群众，想夺取地方教育界的领导权，说他是共产党，借以达到排挤他的目的。对此他非常愤懑，感到无法再为家乡教育尽力，遂于1935年3月重返上海。

当时，由于云南交通闭塞，赴沪要途经法属殖民地安南（今越南），法帝国主义者在安南设置重重关卡，对过境华人强行搜身、盘查和敲诈勒索，携带的土产，不是强征高额税金，就是借故没收，有的还遭洋人打骂。孙承光深感中国公民竟如亡国奴一般，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无限感慨涌上心头，遂在越南的火车上写下一首小诗：

今天是我的生日，

离开了家庭的欢欣，

也无法到相馆摄影，

只在安南的车中宣誓。

在这车中我宣誓，

我不愿提誓雪国耻，

更不要说收复失地，

只决心做个反帝的战士。

要做反帝的战士，

并不在今天才开始，

但这正是我的生日，

我愿在此时和此地盟誓。

孙承光重返上海，由舒新城教授介绍到暨南大学附中任教导主任。

在上海时间不长，孙承光中大的同学周慧专（女）校长也下书给孙承光并写信给舒新城教授，信中说：“老师应该支持学生的工作，不应与学生争聘。”急切等待着孙承光上任。孙承光遂于1935年4月，离沪前往武昌湖北省立实验中学任教导主任。

孙承光经近两年的辛勤努力，使实验中学的声望名列全省之冠。有个学期招收50人，竟有600多人踊跃报名。后来他听说，梁漱溟在山东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提倡“政教合一”，学生毕业后可派任区、乡、镇长以利改造社会，这使孙承光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决定前往山东，但实中是肯定不会让他走的。他将下学期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好，携带简单行李一人悄然离开武昌。1937年春孙承光到达山东菏泽，在乡村建设研究院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侵略战争，7月30日北平、天津失守，8月12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爱国官兵奋起抵抗，因寡不敌众，伤亡很大。日本军事力量的优势，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使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祖国的半壁河山陷于敌手。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给我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在日寇侵略的严酷事实面前，国民党政府终于被迫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在延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号召每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准备，随时出发到抗日前线去。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为了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动员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作了极大的努力。

在华北，日寇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陷，德州失守，济南告急，山东省主席、军阀韩复榘不顾人民死活，率部南逃。民族命运危在旦夕，孙承光忧心如焚。菏泽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费无着，迟迟不能开学，孙承光并未等待观望，他每天深夜收听新闻，记录广播，及时进行宣传报道，同时集中在校学生上战时课，讲民众组织及训练。此时他一面总结自己的经验，一面探索新的奋斗方向。现实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大举进犯我国，其目的在于灭亡我中华民族，教育救国之路实不可行；而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救亡，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孙承光坚信，我国是拥有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只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定能驱逐日寇，打倒军阀和贪官污吏，振兴中华！大敌当前，正是报效国家，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决心留在山东。

孙承光留下后，首先带领一部分青年学生，直接参加山东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筹组的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培训政工人员，开展军运、民运工作。他们经常每天步行50里去执行任务；经常披星戴月出没在民间底层，宣传动员民众团结抗日，保家卫国。他说：“当年的绿林好汉，均荷枪实弹、自愿前来投效参加抗日别动队的行列，在洪庙一带密林中活动。他们讲义气，讲豪爽，如果问起‘来此何为？’他们会直接地答复‘为的是抗日’。在抗日这面大旗下，全中华的儿女们都团结起来了。”当时环境相当恶劣，周围缺乏助力，但这并无损孙承光的革命斗志。“灰心失望是弱者的表现，颓废是自私的行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敢不努力工作。为了全民的生存，为了不辱祖先，为了子孙不做奴隶，我们必须不惜一切牺牲，生活的艰苦是不会难倒我们的。目前，只有准备当汉奸，当亡国奴的人，才不愿吃这些苦头。我决心献身社会，为被压迫的中华民族与世界人类奋斗。”他以坚定的决心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我愿意接受一切的苦楚，

因为它是磨炼我的红炉。

我有的是不钝的笔头，

我要尽量地将它写出。

我相信我所受的苦楚，

能代表世上多数人的命运。

我有的是不哑的喉舌，

我要大声的向世界高呼。

他在给陈兆殷的信中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却怀着一颗不平凡的心……我不敢菲薄自己。自信是个光体，我只是一根灯草。但愿脚踏实地的凭着自己的努力，有多大热，发多大光，凭它的力量，照耀它的周围。”又说：“我们愿意困顿，愿意别离，愿意接受磨炼，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自古以来，有不少牺牲一己以为人群的人，这些人正是富于爱心，富于骨肉之情的人。……难得你放心。鼓励，使我能专其心意地爱祖国有如情人，孝顺祖国像母亲。”

1937年11月，在洪庙工作时，孙承光初步与八路军工作人员接触。交谈中得知，陕西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各阶层人士，连妇女在内，都发动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他们说：“游击战术并不纯粹是军事工作，十之八九是政治工作，也是组织民众并武装之，借以粉碎敌人进攻的抗日工作。”

为了提高自己的革命理论水平和有效地开展抗日民众工作，1937年12月，他到了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后又到了陕北三原县安吴堡中共办的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两个月学习结束后，他接受党的使命，和同在三原学习的张国维同志（在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已离休）及另外的两位同志（刘仰月、周凯）随身携带几本小册子，于1938年春节前后化装成农民潜回鲁西。

通过这次学习，孙承光不仅在抗日理论上有很大提高，工作方法也有了改进，方向更明，信心更足，斗志更加坚强了。他和张国维同志在郓城皇姑庵小学分手，互相作了临别赠言。孙承光给张国维同志的赠言是：“杀身成仁，打到鸭绿江边去。”

这时，中共地方党组织知道孙承光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是热心救国的无党派人士，便动员和支持他到驻郓城的国民党二十三师担任政治部主任。

孙承光在二十三师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官兵们很佩服他的学问和见识。在这年5月，日军坂垣师团进攻郓城，该师抵抗坚决，打得很出色，群众拍手称快，但却触犯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结果该师被调走，师长被撤职。群众对此深为不平。

孙承光留下与张长欣到郓城西南50里路的黄安（现在黄安乡所在地），找到了桑平伯、许贯中等同志，暂时在黄安小学落了脚。接着姜伯荣、高赞非（原菏泽师范教育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济南市教育局长，后任曲阜师范学院院长，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裴雪峰、宋乐颜（原菏泽师范教师）、张星如、张训斋、刘秋舫等爱国人士，也先后到达黄安小学，于是就成立了“黄安救亡工作团”。

那时，他们几乎天天骑着自行车四下奔走，各方联络，召集会议，动员地方各阶层人士联合抗日，并配合其他抗日组织，与黄河北岸国民党范筑先抗日部队相呼应。他经常与八路军工作人员接触，向他们求教。

他们组织救亡工作团，自筹经费，创办了《鲁西吼声》刊物，孙承光是创刊人、主编撰稿人，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如“鲁西父老在怒吼！”“保卫大武汉！”“汪精卫自绝于国人！”等。他写的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犀利，感情充沛，给人以启发、鼓舞，似一把利剑插入敌人心脏，深受读者喜爱。刊物在菏泽地区颇有声望，受到地方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不断为《鲁西吼声》提供一些宣传抗日的好文章，并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该刊对稳定群众情绪，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团结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1938年，孙承光在黄安工作时候，中共郓城中心县委（包括菏泽、巨野、郓城、鄄城）已经建立。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即以鲁西救亡工作团的名义，在郓城县五区飞哲集开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发展党员。学员是自愿参加的，孙承光是训练班的任课教师。有人以为政治工作是后方的工作，没有危险，孙承光给他们讲，前方后方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后方的政治工作也做不好。有的人贪生怕死，第二天就逃跑了10多人。孙承光说，这些是革命列车前进中扬弃的灰尘，不足为惜。那段时间里共办了3期训练班。这3期训练班，在该县党的建设上起了重大作用。当时环境很艰苦，常常是露天睡觉，早上醒来，盖在被子上的衣服都结了冰，吃的是杂面窝窝头，咸菜或盐水代菜，所以当地群众称“窝窝队”。在郓城来讲，“窝窝队”实际上就是一支抗日的创业力量。当时，孙承光和学员们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随时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理论，讲党的统战工作和政策，亲自教唱抗日歌曲……这期间，他不曾虚度分秒时间。他说：“困难压不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的热情。”他孜孜不倦地培养造就大批能吃苦耐劳，热心救亡的军政干部。该县“三八”式的老干部，基本上都在这个训练班学习过。

许多青年在孙承光的鼓励下，奔赴陕北学习，后来成为抗日工作中的骨干，如在延安抗大第五期毕业的李义钦同志，在晋察冀剧社任儿童队队长，1941年，日寇扫荡被俘，囚于北京南苑机场监狱，至死坚贞不屈；陈真（号冠五），一直在陕甘宁卫生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当领导）；杨巨晨（杨烈，任河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顾问，已离休），林超（曾任云南省副省长，计委主任）。有的在他的启发下，积极支援抗日团体，捐钱和物资，帮助解决抗日团队的困难。郓城城南邵集的杨巨晨，还自筹经费办训练班，请孙承光去宣讲抗日道理。有一日本兵掉队，迷失方向被群众抓住打死，将所获举办战利品展览，大大鼓舞了群众斗志。

他培养教育的学员，在校与出学校后的表现，都能令社会人士满意。他说：“尽管物质生活上忍受着从未有过的艰苦，但在精神上却感到相当充实，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快慰。彼此相敬相爱，他们又全部信仰、听从我的，实际上比之一般的师生关系密切多了。虽然我以前不曾认识他们，然在抗日的旗帜下，我们已融成一个心了。”

孙承光的讲课，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他讲到日寇惨无人道，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广大骨肉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学生们往往被感动得泣不成声；当讲到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有志青年应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贡献自己的一切时，他又是那样的慷慨激昂，志如钢铁，表现了他火热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1938年夏，为了寻求真理和救亡工作的经验，孙承光和桑平伯、高赞非、许贯中等“黄安救亡工作团”的同志到冀南大名、南宫参观。当时，那地方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驻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强，已掌握了当地的军队、政权，参观时受到徐向前、宋任穷、李青玉等领导的亲切接见，给他们热情的支持和鼓励。

回来后，孙承光除创办刊物加强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配合郓城中心县委培训抗日骨干力量之外，还以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奔走地方上层，促进各方势力联合抗日。

1938年5月，日寇第一次占领郓城撤走后，郓城上层人物为了自身的生存，组织了地方抗日武装，叫郓城县抗敌自卫团。县长王念根兼任司令，副司令祝壁臣（原郓城县保安司令），这支武装的实权是在祝壁臣手里。自卫团共有9个大队，每个大队500人，司令部直接领导的还有1个独立营，1个骑兵连，总共5000余人。中共地方党组织推荐热心抗日、有正义感的孙承光到自卫团办了个军政干部学校（也有叫训练班的），地址在郓城县第一小学校内，县长王念根是名誉校长，孙承光任教育长，高赞非也在里面担负一定工作，他的一切言行都听孙承光指挥。这个学校每月训练20多天。那时，王念根的口号是：“不管哪党哪派，只要在我领导下抗日，我都要。”受训人员多数是自卫团的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也招收部分知识青年，受训完，毕业分配到各区武装当政工人员和文书。这个军政干校办得很正规，规模不小，经费全部由县里负责。祝壁臣经与孙承光接触后，很钦佩孙承光的学识和为人，把孙承光当作政治上的参谋。训练班办完，孙承光的声望更进一步提高，但却遭到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嫉恨和反对。孙承光离郓城，仍到黄安一带，配合中共地方党组织工作。他和祝壁臣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孙承光不断做祝的工作，所以八路军到鲁西后，祝和八路军合作得很好。之后，郓城抗敌自卫团的约4000人携带武器加入八路军，扩大了革命队伍。

1938年11月，陈光、罗荣桓奉中央军委之命，率领一一五师直属队和三四三旅之六八六团——即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由晋西开赴冀鲁豫平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彭德怀叫来杨勇，说：“……你们到山东后，一定要注意与友军的团结问题，搞好统战工作。你知道部队的生存是要有空间、有环境的，尤其是我们刚到一个新区，空间和环境更为重要，只有先站住了脚才能发展壮大，才能与日本侵略军战斗。广泛、深入的敌后游击战能否顺利进行，与统战工作非常相关，你可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呀！”1939年3月1日，东进支队到达鲁西郓城以北地区。驻张楼的国民党郓城县保安司令祝壁臣等开明人士闻讯后，立即推选孙承光、傅仲华等20余人为代表，冒雨步行数十里，赶到鄄城来迎接八路军。杨勇热情地接待了这些代表。代表们叙说了鲁西人民的苦难，控诉了盘踞在樊坝的伪军刘玉胜的罪行，要求八路军为民除害。八路军决定消灭樊坝伪军，作为进入山东后的第一个献礼。这次战斗，彻底摧毁了敌伪重要据点，活捉伪军团长刘玉胜，打击了日伪的气焰，八路军声威大震，民心得到安定，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战信心，为尽快地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樊坝战斗胜利后，考虑到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战斗发展的需要，罗荣桓、陈光决定由杨勇率领六八六团的三营和团教导队留下来，坚持鲁西抗日斗争，并改编为独立一团，其他部队继续东进。杨勇率部以郓城、范县、寿张、鄄城四个县的结合地为中心，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从而使鲁西形势急转直上。

这时，中共郓城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孙承光也都转移到这一地区来，配合第一团建立根据地。当时各界抗日力量都集中在八路军周围，郓城县委也从秘密转入公开。那时的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积极扩大八路军；二是建立区、乡抗日运动委员会（这是群众团体，后改为农、青妇抗日救国联合会）；三是从事政权建设，争取改造区、乡政权（那时的区、乡政权都是由当地上层人物组成，属国民党政权体系，因此，既不能提夺权，又不能提消灭，只提改造旧政权，也即是把区、乡政权牢固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由于群众工作开展得好，部队扩充得很快，1939年秋，第一团扩大为一一五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何德全任参谋长，欧阳文任政治部主任，孙承光担任政治部交际科长，主要搞统战工作。秋末，郓城二、九、八三个区的区乡政权全部改造完毕。在此大好形势下，为加强这些政权的领导，县委已考虑建立全县政权的必要性。但当时县城被国民党占领着，国民党的区政权仍在农村活动，独立旅力量还很小，干部也很少，建立全县政权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决定先在郓东建立一个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是政权性的机构），为建立全县政权创造条件。县委考虑到当时的统战环境，觉得郓东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在上层和群众中有一定影响，能够团结各阶层的抗日力量。经县委慎重研究，决定由孙承光担任郓东办事处主任（党领导下抗日政府的前身），孙承光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委托。郓东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以政权形式发动抗日，为部队筹集经费，补充兵源，开展统战工作等，孙承光做出了显著成绩。

费子厚在《三十年代我做的几件事》一文中，在“解放鄄城建立革命政权”一段里提到：1939年冬，杨勇司令员派孙承光同志来鄄城找我研究争取红枪会的问题。孙承光同志问我：“谁和红枪会有联系？”我说：“我和他们有联系。”孙承光同志说：“我来时杨勇司令员对我说，现在准备解放鄄城，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这一战斗中根据同志们的研究，有这样一个困难，就是鄄城红枪会的势力很大。现在鄄城有个顽固头子王恒如，他整天吹嘘‘我们有8个县中队，6个区队，20多个自卫队，还有很多红枪会，就是八路军来个千二八百的，我们可以一鼓而歼灭之。’杨勇司令员说，鄄城的8个县中队，6个区队，20多个乡自卫队，可以一击即破，最可虑的是红枪会，因为他们是群众。咱打死、打伤群众是违反革命纪律的，再说与咱开辟根据地很不利。因此，在解放鄄城的战斗中，我们首先要做好联系红枪会的工作。”孙承光谈罢以上一些话，接着问我：“你和他们的感情怎样？”我说：“感情也建立起来啦！”我问：“杨勇对红枪会的要求是啥？”孙承光同志说：“只是要求在咱们的队伍解放鄄城时，他们不出动截击咱们的队伍就可以，其他什么要求也没有。”他说：“你回去对杨司令员说吧，在咱们的队伍解放鄄城时，红枪会不出动截击咱们的队伍，我保证做到。”不几天，孙承光又回来一趟，他对我说：“杨司令想叫你加入红枪会，你如果参加了，他们认为你和他们成了一家人，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不避你，这样感情上融洽啦，对工作更有利。”我说：“参加迷信组织，就我的身份影响太坏。”孙承光同志说：“这也是工作，对工作有利咱们就干嘛！”最后我同意了他的意见。

经过一段工作之后，红枪会转向我们这一边，他们表示：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拥护，坚决不打八路军。正月二十一日夜，杨勇司令派匡团解放鄄城。当时红枪会没有调来守鄄城，削弱了敌人的守备力量，使解放鄄城这一战斗很快胜利结束了。

在“选送宣传队员，壮大革命队伍”一段中提到，1939年秋，杨勇部队政治部主任欧阳文派孙承光同志来鄄城与我商谈鄄一完小宣传队到政治部参加政治宣传工作的问题，当天我便召集宣传队员开会，由孙承光同志讲述了抗日救亡的重要意义和参军参战的光荣。在大会上我也大力鼓励他们一番，同学们在思想感情上受到很大启发和激励，个个踊跃报名参加，他们的家长闻知后大都同意，在第三天上午，20多名宣传队员跟随孙承光同志离开了母校，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去了。

1939年冬末，成立郓城抗日县政府，民选县长，原中共郓城中心县委改为郓西地委，梁仞千被选为县长。郓东抗日办事处使命结束。孙承光到泰西行政委员会（鲁西行署前身）任教育处副处长。1940年3月，肖华率冀鲁边部队两个团到达鲁西，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改为抗大一分校一校；鲁西军区教导大队（或军政干部学校）改为抗大一分校二校；胶东军政干校改为一分校三校。接着北方局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孙承光任抗大一分校二校教育处长。同志们高兴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抗大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八路军发展建设，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和地方政权的群运干部，尤其是抗大一分校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培养干部最多，转战华北、华中，斗争艰苦卓绝，成绩十分显著。

1942年春，部队根据形势的需要，为培养造就一支有知识、有文化的部队，学校接受了一大批老干部（多为工农干部）学习文化，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学习文化的编制称陆军中学。从鲁西军政干校到抗大、陆中，孙承光一直担任教育长、教育处长和训练处长，他为培养干部，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期间，孙承光在党的直接领导教育下，革命事业心更强了。他精力充沛，专心致志地施教，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艰苦环境中，对待困难始终是乐观向上，凡和他共过事和接受过他教育的人，对他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的老战友，至今仍怀念他，追述他在抗大的情况。

曾当过孙承光秘书的贾萍同志（后在海军工作），以及教育股长、语文教员许柏亮同志（在北京军事政治学院工作）共同追述道：

“由于在敌后战斗环境里，学校驻地要常常转移和夜行军。每到一个新宿营地，天都很晚，他总是等大部分同志有了住房才进房子，而进了房子，他便不顾行军的疲劳，马上打开行李，投入工作和学习。”

“在寒冷的冬天，他常常在小油灯下工作、学习到深夜，有时我睡醒一觉，看到他还坐在灯下，一会伏案挥笔，一会搓搓手，呵呵气，思考问题，计划下一步或第二天的工作。”

“每当他下队讲课、作报告或准备召开会议以前，他都要认真准备，一丝不苟。有时一边吃饭，一边执笔，边吃边写，小米饭和菜汤都吃光了，他的调羹还握在手里。每次送他审阅各人的课程进度表，他都反复斟酌，亲自调整修改。遇到矛盾，就找有关主任教员商量解决。”

“孙承光同志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那时的教材都是他和教员亲自编写的。他又有着广泛的知识和兴趣，各科教学都有很大的改革。如数学则主要是联系部队的实际，要学员学习运算。他虚心和教员共同研究教材，尊重教员提出的意见，认真和教员分析教材内容。当谈到文章的题目的重要性时，他认为一篇文章有个画龙点睛的题目，是可以使文章分外生色的。当时讨论的一篇散文，内容是写一只母鸡带领一群小鸡啄食的情景，而母鸡怎样精心护理着小鸡们还随时谨防老鹰袭来。这本是一篇普通的小故事、小散文，但是文章定的题目却极为醒目，叫做‘亲恩’。一篇普通题材的散文，却因此而增色了。他们自己编写的语文课本，分作3册石印出书，当时大家都把石印的书看作宝贝，倍加珍爱。”

“孙承光同志从不满足自己已有的知识成就，孜孜不倦地学习新东西，以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那时抗大只发了3本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他得到1本，视为宝贝，整天带在身边，并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现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即向先进生产者学习的运动）运用到抗大评定学习成绩中，把学员学习成绩优秀者，评称为“斯达哈诺夫”，以鼓励学员的进取精神和学习热情，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学校有不少图书，学校专门配备两匹骡子在行军时驮书。孙承光同志非常爱护这些书，经常对管理员小赵和秘书贾萍同志说，‘这些书是我们的宝贵财产，要好好保管，一本也不能丢！’有时他亲自参加整理图书，的确是一颗心都放在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上去。”

“不论在任何环境，孙承光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按照他当时的地位（师级）和原来就在这个地区工作而且有熟人的情况，想搞点特殊，是可以的。但他对上不伸手，对外不乱拉关系，坚持同大家一样吃小米饭，穿粗布衣，有时还喜欢穿用破布编织的草鞋。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大城市，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尤其他那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仅从他的笑眯眯的脸上可以看到，也可以从他朝气蓬勃、任劳任怨的工作中得到证明。”

“不管是对教员，对一般干部还是对学员，孙承光同志从不摆架子。他平易近人，习惯以同志式的态度对人，他耐心启发帮助同志一道搞好工作。他对经常打交道的下级，更是体贴入微地关怀帮助。有一次，孙承光同志要熬夜工作，要贾萍同志写一条子派通讯员去伙房要灯油。贾萍同志在条子上写‘事务长……’他拿在手里看了一下说‘写错了一个字’，于是就用手把‘事’字改为‘司’字。”

张长欣谈道：“在黄安救亡工作团时，孙承光同志要张星如刻印一件宣传材料，星如同志刻得挺好，就是好出错字、漏字。这次孙承光特别告诉他，‘刻好后仔细对一对，不要出错。’星如同志刻好并核对之后，就准备付印，正好孙承光同志走来，他拿过蜡纸看了一会，就指着一个地方叫星如同志看，‘这里把个不字漏掉了，原来这个句子是否定语气，现在成了肯定语气了。这个不字，可掉不得啊！’他拿起笔来改了，并亲切地对星如同志说，‘任何工作都不能粗心大意，粗心大意是我们工作中的蛀虫，我们要有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他这种耐心亲切的教导，循循善诱的态度，使同志们很受感动。”

孙承光的性格是非常开朗和乐观的。同志们回忆起当时在行军途中，孙承光常常和大家一起边走边谈，或研究问题，或讲些故事，说些笑话，使行军途中充满了乐观爽朗的笑声。在1941年元旦行军途中召开的全校新年团拜会上，要他讲话，他很风趣地讲了他从云南到四川路上所遇到的一件事。“一队劳动的青年人，挑着东西要翻过一座山梁，大家显然疲劳了，坐在地上不愿再起来。这时，一个似乎是领头者模样的人，先站起来‘鼓动’其余的人说‘起来走吧！前面就是山梁，咬咬牙，翻过山梁就到村庄了’，大家立刻振作精神。”讲到这里，孙承光说：“同志们！我们也走吧！”他讲这番话的情景和“我们也走吧！”这句话，大家感到这是一个“启示”。当时正是敌后艰苦之时，我们咬咬牙关，渡过困难，胜利就在眼前了。果然，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形势逐渐好转，看到了打败希特勒，看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1年以前，孙承光还是一个在领导岗位上的非共产党员，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决心为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献身。他抛家离子，忍饥受冻，在极端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仍保持着革命者崇高的思想境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战胜利。”

孙承光到抗大之前，不仅积极组织了地方的抗日救亡工作，而且与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得到党的信任。那时党组织还未公开，许多党组织不便出面去办的事情，都由他去办。他在组织上虽未入党，但却时时处处把自己与党联系在一起。

他对党始终抱着一个真诚热爱的尊重态度。抗大的战友们回忆说：他日常讲话办事，总是处处尊重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及时请示，大胆负责，坚决维护党的利益。他开口闭口总是我们党如何如何，一片亲切热诚，看不出他是一个非党同志。每当过党日的时候，对在他领导下的党员，便不分配其他行政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保证他们按时参加党的活动。在规定的党员行动时间里，他自己也经常主动学习有关党的建设资料，自觉提高对党的认识。党的方针政策，他带头执行，各种规定、纪律，他认真遵守。如每次部队迁移驻地前，他催着把老乡们的东西还上；把房子内外打扫干净；借用老乡的东西损坏了，他提醒及时赔偿。

到抗大以后，他更加严格地按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检查自己的不足。他对工作更加积极负责，任劳任怨，与党的负责同志一样。上至军区首长杨勇（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苏振华（政委）、何德全（参谋长），下至一般干部，都对他非常关心、尊重。首长们见了他，总是问寒问暖，热情认真地听取他的意见，尊重他的意见，没有把他看作外人。

他从来不把自己和军区首长的关系挂在口头上夸耀，从不向组织上谈个人问题，也从不向组织上伸手。杨、苏二位首长亲自对政治部主任赵凤歧同志说：“要注意解决孙承光同志的入党问题。”后来经过实践的严峻考验，得到组织的了解。1941年，军区首长指示郑思群同志（接任赵凤歧同志的抗大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党校校长。1953年，调任重庆大学校长，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介绍孙承光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1942年9月27日，日寇以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为中心，对我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淮、范、冠）中心地区进行大扫荡。敌人以三十二、三十五师团为主力，并配属驻开封骑兵旅团和驻聊城骑兵联队，加强坦克30余辆，汽车400余部，飞机10余架，还有17个县的伪军共3万余人，向我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企图一网打尽，消灭我有生力量，摧毁鲁西抗日根据地。

日寇的飞机一对一对地从远方飞来，在根据地上空俯冲扫射，进行疯狂的轰炸，侦察机也像饥饿的老鹰一样，在合围圈的上空盘旋着；地面上敌人的步兵，打着大小不同的红黄蓝白黑各种颜色的旗帜，向合围地区开进；敌人的坦克、汽车窜过一条条抗日道沟，一步一跌地爬行着，向前推进；骑兵部队打着黑色的旗子，在开阔地里和村庄之间穿来穿去，对我根据地实行恐怖的铁桶战术。惊慌的老百姓呼儿唤女，满地里四处奔跑，到处是一片凄惨的哭喊声。随着敌人狂轰滥炸，血肉飞溅，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大地。敌人不断压缩包围圈，枪声、炮声像狂风暴雨一般，敌人到一村烧一村、抢一村、杀一村，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我们的军队、政府人员和老百姓被迫转移到黄河故道的河滩中旧范县一个狭小的地区内，人山人海，甘草固堆村成了与日寇鏖战的战场。在这紧急关头，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只有坚决突围打出去才是唯一的出路。面对日寇的凶暴行径和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八路军指战员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愤怒的烈火烧满胸膛，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要为父老兄弟姐妹报仇，多杀鬼子为人民立功劳。我一一五师的指战员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中找到了弱点，决定从甘草固堆村以南突围，用出其不意的战斗手段和勇猛顽强硬打死拼的精神坚决冲破敌人的铁壁合围。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终于突破了日寇的“铁壁合围”，把成千上万群众从虎口中解救出来，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抗日根据地。

孙承光在这次卓绝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于黄河北岸范县甘草固堆村，牺牲时年仅36岁。冀鲁豫军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孙承光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