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时代之前列，立历史之潮头，发人民之心声，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体大思精，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科学的内在逻辑，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充满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是建立在科学历史观基础之上的思想。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历程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高度重视历史学习。从2012年11月29日，即党的十八大后不到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与新任政治局常委们参观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到后来中央政治局的多次集体学习[2]，从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曲阜孔子研究院，到视察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的讲话，从“一带一路”的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历史文化的多次论述，到他诸多讲话中的信手用典，无不透露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引领、思考和把握中华民族如何走向未来时，始终以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以对中华历史文化的敬重与深情，重视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重视从历史文化中吸取智慧。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高度重视历史借鉴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数千年的中华沃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文化紧密相连，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并重，将文化自信作为“四个自信”的根本，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史的经验教训，贯穿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思考中。正因为此，如何看待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如何看待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建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如何看待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史，总之，如何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再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历史、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未来的历史，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至党的十九大以来重要讲话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他基于历史，服务现实，阐发未来的系统思考。“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3]历史学习、历史思维、历史借鉴，已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之一，形成了他富有特色与时代价值的历史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历史观产生的历史背景与资源是什么？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具有哪些内涵与特色？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观及其价值与意义？这些是当前理论界应当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华民族素有学习和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优良传统，历史学习、历史思维与历史借鉴，在我国历史上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以至近当代许多重大历史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中，在许多思想与文化的重大转折和突破性演变中，都产生过强大的推动作用。今天，学习、把握、阐述好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观，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实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这本小书，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观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思考，梳理其框架结构，归纳其理论特色，分析其具体内涵，探讨其内在脉络，为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及全社会深入学习领会阐释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参考。

一 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历史观产生的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国理政历史观的产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建设新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历史自觉与现实实践高度结合的政治智慧。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历史观的丰厚滋养

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中，素有重视记录历史、学习历史、借鉴历史的传统，强调政治家治国理政应当从现实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历史规律，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取舍、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数千年的中华政治文明史上，史官的设置始终在王朝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相传在国家刚刚诞生的夏王朝，史官就占有一席之地。[4]商代甲骨文中的“作册”就与王朝史官有关。至西周，文献和铭文中有太史、御史、内史众多的记载，史官的分工更为细密。[5]尽管那时及以后，以“史”为名的官职职能并不完全是修史，但无疑体现了王朝对历史的重视。此后一直到清代，史官设置与历史编纂在国家政治中的位置都十分重要，历代统治者所遵循的为前朝修史、盛世修史、国家修史等思想原则，以及私人修史之风的盛行，使中国史学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驾齐驱，呈现出记载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和体裁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6]因此，历史与国家发展，历史与政治兴衰，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高度紧密的关系。

古人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7]传统史学的发达记录并保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但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史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历代政治家的治国理政提供了历史智慧，重视历史学习、历史思维、历史借鉴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意指历史的记载要客观公正。“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8],“述往事，思来者”[9],“欲知大道，必先为史”[10],“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11]，都是指历史学习、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秉笔直书的历史记录和延续不断的历史传承，为历代有为的政治家治国理政提供了思考起点。从历史中获得的爱国主义、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等治国理念与方略，是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时期社会变革的精神源泉。如秦统一后，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集团，对统一国家内部推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进行过激烈争论，而最终否认了分封制全面采取郡县制的管理方式，正是李斯等一批政治家正确总结周以来历史经验的结果。[12]汉初刘邦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自负，拒绝从历史中吸取经验，经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人的说服，终于懂得了礼仪教化的重要意义，遂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撰成《新语》十二篇。[13]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及时调整秦代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的统治政策，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国策，影响着汉初几代君主的施政方针，与“文景之治”的出现有直接关系。魏晋时期，建立汉国的刘渊自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14]建立后赵的石勒虽不识字，却很注意学习历史，让人读给他听。有一次使人读《汉书》，当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时，大惊道：“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当听到留侯（张良）谏，才说“赖有此耳”。[15]这两位君主都不是汉族士大夫出身，而属少数民族，他们或对汉史人物有精深的研究，或对历史有深刻的见解，这对他们当时的政权建设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唐初名臣魏徵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对唐太宗的劝谏很多都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十分重视历史学习，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16]通过研习历史，他不仅认识到“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7]的道理，而且深感“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18]。通过《贞观政要》一书，我们不难看出“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唐太宗为首的政治集团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有着莫大的关系。史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借鉴作用是史学家在历史编纂过程中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而杰出的政治家又总是能够发现或善于发现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为治国安邦服务。

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及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特点，使中国历史发展既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呈现出自身的规律。而善于总结与继承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一次次登上人类文明高峰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9]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政治家善于从历史中探索未来一样，习近平总书记深知，在这片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历史积淀深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必须坚持中国国情、中国道路，这须臾也离不开历史思维。因此，他高度重视历史学习，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21]。他多次强调历史认识的重要性，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22]他还十分重视吸取历史经验的意义，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23]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观的产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他关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紧密相连的深邃历史思考。

（二）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历史观产生的重要基础

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侵略的鸦片战争以及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揭开了近代历史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序幕，中国历史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第一，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根据《南京条约》及随后的中英《虎门条约》，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座港口城市通商。确定了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外国军舰可以常驻中国港口、英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等严重损害国家主权的内容。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美国不仅享有上述权益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不仅取得了除割地赔款外英国以及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的一切特权，还另享有在通商口岸的自由传教权。中国的司法、关税、领海主权遭受严重破坏。1856—1860年间英法列强发动的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国公使可以常驻北京，增开天津等为通商口岸，降低关税与子口税，商船、兵船可深入长江内地，鸦片贸易合法化。1885年的《中法新约》，不仅迫使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而且列强如愿以偿地打开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大门。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允许列强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在内居住，各国可在北京至山海关间铁路沿线十二处驻兵，撤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各处炮台。第二，割地赔款。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对英赔款2100万银圆。根据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以及1864年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国先后掠夺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根据中日《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根据1901年与英、美、德、日、俄、法、意、奥（后加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签订的《辛丑条约》，赔偿列强白银4.5亿两。至19世纪末，西方列强更是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第三，社会经济文化惨遭涂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侵略者将堪称人类文化奇迹的世界名园圆明园抢掠一空，付之一炬，犯下了滔天罪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以及掠夺、瓜分中国领土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残杀了无数的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列强更是利用不平等条约享有的种种特权，将大量廉价商品输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自给自足式的封建自然经济。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他们利用政治特权控制着经济命脉，大肆掠夺中国资源，倾销商品、垄断市场、把持海关，不仅没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切身利益，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步伐。

自《南京条约》以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面对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峻形势，虽然腐朽的清王朝也采取过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等，但终究因为其本质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走向失败。自那时起，无数的仁人志士为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不懈的奋斗。从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到太平天国试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重创列强“洋枪队”的行动，从义和团英勇抗击中外反动势力，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与广州起义，中国人民的顽强抗争，加快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崩溃，动摇了帝国主义彻底瓜分中国的政策，阻止了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但是，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体，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奋斗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帝国主义的势力仍然依附于大军阀、大资产阶级盘踞在中国，封建政体虽然被推翻，但封建主义及其经济基础、文化影响仍然根深蒂固。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从魏源、林则徐到严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尽管历史时期、社会性质和奋斗目标不同，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曲折经历与灾难深重的历史，始终是激发无数思想家、政治家、革命者思考现实问题的起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24]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学习中，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也是他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基础：第一，高度重视近现代史的学习。党的十八大前的2011年，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历史观。他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就要了解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历史，深刻汲取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的教训，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进而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25]第二，高度重视从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苦难史。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和欺凌过中国。他们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一系列军事侵略，制造众多惨案，屠杀中国人民；他们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贸易、交通运输等主权；他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租界，强行驻军，扶植和收买代理人，培植亲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中国政府；他们勒索赔款，抢劫财富，盗窃文物，控制交通口岸，对华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中国遭受如此欺凌，陷入如此境况，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26]第三，总结归纳出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与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核心问题，科学阐述了中国人民选择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划清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与旧式改良、起义运动、革命的根本区别。他指出：“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个历史任务相互衔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那么，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必须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必须由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来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才能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主张争论和较量的实质，是不同的历史道路、社会发展方向之争。实践证明，封建官僚们进行的所谓自强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先后在近代中国一一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从近代中国波澜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不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根基的改良主义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种方案尝试全部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其他各种政治力量都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解放与复兴，唯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才使受尽屈辱、濒临危亡边缘的中国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才向世人彰显和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真理。”[27]我们还记得，十八届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在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28]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奋斗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近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观产生的重要基础，也是一个显著特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29]。这一总结更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寻找到了坚实的历史基础。第四，从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出发，绘制出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在这里举办的《复兴之路》展览，发表了《中国梦，复兴路》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他进而将这个目标概括为“中国梦”。他深情地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30]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争，中国人民遭遇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真正是苦难深重、命运多舛。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实现中国梦，因为中国梦首先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31]中国梦是民族复兴之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32]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他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33]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都是以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为基本出发点的。可以说，“中国梦”是一张中华民族的未来蓝图，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历史观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具体体现和集中反映。

（三）党史、国史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历史观产生的当代源泉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是这一历史的延续。因此，深刻总结和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历史，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第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历史观提供了丰富营养。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近当代史上的地位，高度强调研究与学习党史、国史的重要意义。早在2010年他就指出，建党89年来，我们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付出最大牺牲，做出最大贡献。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党史工作者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34]2011年，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这篇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起来说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其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伟大辉煌，其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也世所罕见。”[35]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思想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2013年，他又一次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36]“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37]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归纳为“三个伟大贡献”。他指出：“在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38]这“三个伟大贡献”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取得成绩最新、最完整、最全面的总结，也是他新时期治国理政历史观形成最重要的史实依据。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借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众所周知，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有不少曲折的经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由于缺乏经验，走了很多弯路，甚至犯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如果对党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动摇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提出了一系列的著名论断，是他治国理政历史观形成的重要背景。他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不说更早的时期，就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40]他告诉我们，必须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坚持“两个不能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41]他还清醒地认识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42]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取得的巨大成绩，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强大自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它在党的历史、国家发展历史中的地位。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3]“两个不可逆转”，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高度评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形成了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到文化自信四个基本理论观、实践观和历史观。关于道路自信，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关于理论自信，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44]在党的十九大上，他又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的十八以来重大理论创新成果[45]，写进了报告。关于制度自信，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4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将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并列，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坚定地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由此，他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47]

第四，坚持不懈地重视读书学习和丰富的政治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历史观产生的深层因素。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创与其领导人注重学习、善于学习的精神分不开。学习要从书本学，从实践学，从他人学。著名政治家唐太宗在唐初百废待兴的日子里“遂因暇日，详观典府”，发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感慨。[48]唐太宗赞赏并听取魏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观点，正是他善于学习的一种表现。“兼听”当然不只是用耳，也是用眼、用脑，不只是听于人言，也“听”于书本、“听”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自少年至今勤奋不辍，博览群书，高度重视读书学习，从陕西梁家河村的窑洞到清华大学，从基层干部到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无论生活环境如何变迁，职务如何变化，他都将读书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习惯，如影随形，从未改变。从他读书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酷爱读书，坚持不懈。据相关媒体报道，尚在梁家河村插队，年仅16岁的他就十分热爱读书，“‘爱看书’、‘好学’，是他留给陕北梁家河村老乡们的印象之一。他们记得，他‘带一箱子书下乡’，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时吃饭也拿着书’”[49]。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共青团“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参观空间技术成就展览，与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共度节日时，仍深情地回忆当年的读书生活：“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50]2013年3月19日，他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51]2014年2月7日，他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专访时说：“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52]二是读书广博，善于选择。从现有资料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读书范围十分丰富，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社会，古今中外，几乎无不囊括。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他如数家珍详细梳理了中外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名家和名著就是他读书广泛的反映。他对中华优秀文化经典用力甚勤，情有独钟，他在各种场合广泛而又贴切地使用中华经典格言、名言、警句，形成了人们十分喜爱的“习式风格”,《习近平用典》一书已对此作了较全面的归纳。[53]读书不能漫无边际，还要善于选择。2006年习近平同志就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对学习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既需苦学，还应‘善读’。一方面，读书要用‘巧力’，读得巧，读得实，读得深，懂得取舍，注重思考，不做书呆子，不让有害信息填充我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读书看得太容易，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抓不住实质，把握不住精髓。”[54]三是总结心得，推己及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指出成功的事业来源于勤奋的学习。2009年5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强调领导干部要爱读书：“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的好处很多，如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可以陶冶情操、培养和提升思维能力等等。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很重要，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做好工作更为重要。”“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必然要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古今中外历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现象：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承担着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重要职责，肩负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重要使命，要认清科学发展大势、把握科学发展规律、统领科学发展全局、创造科学发展业绩，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学习。”他还具体指出领导干部应当读下列三方面的书：“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领导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第二，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领导工作综合性、系统性强，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积累。”“第三，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55]四是联系实际，知行合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学习观中，读书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是修身，是“从政之基”[56]，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他指出，读书学习“必须联系实际、知行合一，通过理论的指导，利用知识的积累，来洞察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实际工作中更要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尤其是领导干部作决策、下指示，往往需要大量客观、真实、有效的信息。这就更需要向实践求知，善读社会这部书，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在耳闻、目见、足践之中见微知著、管窥全豹，获得真知灼见，形成正确思路，作出科学判断”。[57]习近平总书记担任过村支书、县委书记，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他知行合一的为政作风。五是尤重史著，以古鉴今。习近平爱读书，尤爱读史，因为“我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历史画卷。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58]。习近平总书记说“史书是不可不读的”，注重历史学习在他的读书学习观中占有尤为重要的地位，是他历史观的深厚底蕴。为什么要特别注重学习历史呢？2011年9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这篇讲话中，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出发归纳出四点：其一，“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无不重视历史学习，“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其二，“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其三，“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四，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59]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重视学习中国史，同样也重视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他指出：“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60]“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61]可见，他的历史学习是面向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历史学习。他不仅重视历史学习，党的十八大以后，还就历史学科的定位，历史的意义、价值等方面发表过许多精彩的论断。例如他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62],“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63],“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64],“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65]，等等，充分彰显出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观的博大精深。

二 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历史观的主要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华文化丰厚土壤，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国理政历史观的核心内涵。从这一历史观出发，他将历史学习、历史思维、历史思考贯穿于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观是学习的历史观，是理论的历史观，更是实践的历史观，其特色内涵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历史观从多方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正如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66]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取得的。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他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67]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68]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国情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69]“中国的社会土壤”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70]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60多年来共和国的持续探索，170多年来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深刻总结，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71]客观历史的多样性，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72]从这一宏阔的历史视野出发，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政治道路的选择更是一个事关根本、全局、长远的重大问题，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73]。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还呼吁广大青少年要“多学点历史，多了解点国情”[74]。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沃土。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文化割裂、对立的观点并不少见，其中有认识问题，也有故意歪曲、混淆的别有用心。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与传统历史文化的关系，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问题，需要科学的历史审视。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历史观中，就包含着这一科学审视的丰富内容。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75]的重要命题。之后，又从多层次、多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充分论述。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76]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77]“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辉煌文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78]他把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作中华数千年道路的延续、看作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选择的必然，是历史与逻辑、过去现在与未来相统一的辩证历史观，也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历史观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的科学认识，是从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人类文明发展史、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他历史观中的核心内容。应特别指出的是，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数千年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接续起来，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仅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新认识，丰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更是指明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

（二）“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视角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阐述了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不懈精神追求的内在联系，奠定了他中国梦重要论述的坚实基础，形成了他中国梦的历史观。首先，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梦想，实现中国梦是几代中国人的历史追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苦难史、屈辱史。自那时起，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79]“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80]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为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探寻到了历史根源。其次，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因为“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81]。这“四个走出来”，将“中国梦”与中华民族的全部发展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奠定了中国梦深厚的历史基础。最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积淀，是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既是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82]。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83]因此，“中国梦”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他认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84]。“矜（通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85],“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86]，中国人自古就向往物质生活无忧的大同世界，懂得物质文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今天的一切物质文明成就，正是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艰辛劳动创造基础上取得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87]，中国人自古就向往“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8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更是蕴含着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89]，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精神源泉。“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正是站在这个历史制高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满怀信心地说：“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90]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既有充分的现实基础，也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指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9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就核心价值观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积极意义等，作出了深刻阐述，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认识。第一，他高度强调核心价值观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核心价值观存在着差异性。核心价值观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他指出：“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92]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93]。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核心价值观在文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94]一个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95]因此，“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96]。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97]。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用联系而非割裂、继承而非全盘抛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来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他的讲话中，多次使用了“根基”“基因”“命脉”等词语，来形容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认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98]第三，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9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00]因此他认为，培育、弘扬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01]他在许多讲话中，还具体探讨了中华民族在世代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爱国、民本、自强、和同、信义、仁善、德治、均平等观念，指出这些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思想与理念，随着时代推移和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102]。当然，他同时也多次指出，传承中华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四）“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但面临许多难题的解决仍然“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103]。中华民族有着一脉相承、至今没有中断的历史，重视历史借鉴对我们这个民族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本着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尊重与思考的态度，多次提出挖掘与借鉴历史经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服务，形成了他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借鉴观。学习是一种借鉴，借鉴是一种更深刻的学习。在中华民族快速发展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除了强调学习并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养分，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还一贯强调重视历史借鉴。他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104]因此，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从这一历史认识出发，习近平总书记从多角度阐述了他如何借鉴历史经验的具体内涵：一是借鉴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他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105]他强调，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我们学习历史，要结合我们正在干的事业和正在做的事情，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比如，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就是主张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治手段并用。又比如，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人才问题。再比如，我国历史上经过科举制等途径，探索出了把人才的培养与任用分为两类：通才与专才。这个选人用人的历史经验，今天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106]二是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经验与教训。读史可以明智，可以观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我国古代反腐倡廉的许多思想和实践，体现了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廉政问题的缜密思考，体现了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卓越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107]三是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108]早在1996年，他就指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又要面向世界，吸取和借鉴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109]党的十八大以后，他既高度重视学习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始终强调要“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110]，倡导“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11]，引导“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12]。他本人不仅广读中华优秀典籍，也遍览世界文化精华。2015年在美国访问时，他说：“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13]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列举了从古希腊至当代西方的学术名著，表示“过去我都翻阅过”[114]。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借鉴观，正是从人类文化的积累中，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从当代中国的实践需要中产生出来的。

（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主张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其中“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115]。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16]早在2005年，习近平同志就谈到，2000多年来，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的动力，文化多样性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一道，构成了世界发展的三大重要趋势。[117]之后，2009年，在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2010年，在俄罗斯“汉语年”开幕式上，2010年，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上，他又一再表达出对文化交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的看法。[118]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在既往认识基础上，从人类文明进程相互交融的历史经验出发，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出发，从当代中国崛起和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应承担的使命出发，从当今世界格局以及所发生的问题出发，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思想的具体内容，形成了他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他对当今世界发展的深邃思考，这一思考是建立在深厚的人类文明史基础上。第一，文明是多彩、平等与包容的。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是多彩的。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的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文明需要交流。基于这一认识，他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119]这一看法不仅有力回应了这些年来流行的不同文明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也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为当今世界如何摆脱不和谐的霸道、对抗阴霾指明了方向，为世界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泯灭文明的差异，而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20]。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他指出：“文化的交流既需要理解和尊重，也需要超越偏见和误解。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已经是客观现实。既然文明的多样性是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那么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121]“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相互尊重、对话、交流，才是不同文明相处的正确模式。[122]相反，居高临下、傲慢偏见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第三，中华文化有足够的智慧为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产生在中国大地，但中华文明本身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因此，中华文明本身并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文明。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崇尚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的理念与价值观，深知“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体现在中国人的行动上。[123]第四，必须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泯灭其他民族文化，更不是放弃本民族优秀文化。相反，是要在交流互鉴中更加坚定民族文化的自信。2014年3月，在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及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习近平主席说，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潜移默化，滴水穿石。[124]他还指出：“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12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理念，正是从本民族文化中汲取智慧，为世界描绘的美好未来。

（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否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更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代表人民利益的根本标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因此，“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26]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就是对历史的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从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秉承的历史使命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作用出发，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出发，形成了他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的主要内涵有：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2012年11月15日，他在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127]2013年12月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128]2014年10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129]2014年10月15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再次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130]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所必须秉持的原则，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31]这一系列表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也是文明创造者历史主体思想的充分反映。第二，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者。历史发展过程曲折复杂，但决定历史最终发展方向的是人民群众。唯物史观中的“人民群众”，所指的是“生产者阶级”，无论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还是导致生产方式变革而引发的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等最基本因素中，这个“生产者阶级”都是最终决定性的力量。正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人民是历史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者。历史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132]。“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33]同样，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134]，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心愿。第三，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历史主体的思想，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将是否坚持群众路线上升到是否遵循历史规律的高度，他指出：“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他还提出我们党遵循群众路线要坚持的四个方面：“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135]这“四个坚持”所包含的内容，既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实践，也充分继承与弘扬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136]他的话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也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方向与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好体现。

（七）“知古鉴今，古为今用”

历史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古往今来，历史学是一门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有用的学问。“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137]学习历史既要有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更要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环境，我国历史上一切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既不会胶柱鼓瑟，也不会妄自菲薄，总是在善于继承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未来。《大学》中所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神就是创造与创新的精神，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不断得以前行的重要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不仅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也形成了他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观。首先，他坚决摒弃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高度强调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38]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1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一个抛弃或背叛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断指明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事实就是如此，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的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长河中，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今天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其中无数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不仅对于我们今天治国理政，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对每个人，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其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不等于墨守成规，更不等于以传统文化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时刻也在强调必须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要从今天的视角来审视、看待传统文化。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绝不是其他文化理论，包括传统文化。他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40]他还强调，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141]最后，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树立了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战略中，从许多方面吸取了传统文化精华，并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内涵，发挥出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时代价值，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我们注意到，截至2016年12月9日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37次集体学习，有9次与历史或历史理论学习有关，其中6次与传统文化直接相关。[14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许多表述，展现出他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敏锐思考。例如历史上的“一带一路”、反腐倡廉、国家治理、法治与德治、爱国主义、传统美德等，涉及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家庭与个人层面各方面，已经融化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概括地说，以人民为中心，贯通古今，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观的核心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的丰富性、系统性和完整性。

三 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历史观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观是我们党几代领导人倡导历史学习思想的延续与创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洞察历史、高瞻远瞩的历史自觉观，是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历史实践观，更是为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担当意识。这一历史观的产生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有近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背景；既有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内在要求，也有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需要；既与他本人酷爱学习，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典籍学习有关，也与他丰富的政治实践经历有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观在新时代具有强烈的感召力，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观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意义主要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背景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没有阐释十分清晰的问题。其间不仅存在着若干认识上的误区，甚至还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噪音和杂音。这些误区、噪音和杂音不仅严重干扰了社会大众的历史认知，也容易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观系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大地形成的历史必然。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在中国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各国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他还指出，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中。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把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起来，完全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更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但是，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中华文明数千年来没有中断，它所蕴含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可以为我们今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丰厚的滋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能够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焕发出青春，彰显出时代的风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根源。比如，我们祖先数千年来所创造的灿烂的物质文明，依然是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础。我们祖先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依然是凝聚我们民族精神、创造美好未来的核心载体。我们祖先在各时期所创建的制度文明，其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依然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吸收。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精神文化，依然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我们的突出优势和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观，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沃土的历史渊源及其辩证关系。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人民意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数千年以来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也有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曲折经历。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各种答案都没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只有在中国人民顽强前行的伟大斗争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他的讲话从历史的视角，揭示出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当然，在对近代历史过程的反思中，确有部分人对传统文化表现出过激的情绪，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客观地看，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然是众多有识之士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核心因素，仍然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以来政治家治国理政的思想基础之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仅是中华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也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意愿，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想与追求最终实现的必然道路。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从4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60多年来共和国持续探索的发展道路中，得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历史结论。科学道路的选择是对国情正确认识的结果。中国地域辽阔，民族复杂，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尤其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有重大不同。由于没有准确把握中国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走了不少弯路，经历了不少曲折与挫折，甚至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经过我们党的艰苦探索，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新时代，这条路准确把握了我国现阶段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定位，准确把握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3]这个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这条路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不妄自菲薄，不妄自尊大，排除各种干扰，引领中华民族攀登新的历史高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判断，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个历史渊源有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道路，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曲折的历程，也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历史观，为我们科学而准确地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系统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

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业已展现出的世界意义，以及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向我们提出了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命题。如同许多历史问题一样，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既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也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道必答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观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背景，也系统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

首先，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坚决摒弃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第一，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是人类文明的宝库。他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5000多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要建立制度、理论、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文化自信的内涵，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将“三个自信”发展到“四个自信”。文化自信当然不仅仅是指传统文化，但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他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第三，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突出优势。他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我们在世界文化风云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无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都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抛弃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第四，优秀传统文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资源。在201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珍贵、不可多得的资源。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

其次，系统归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第一，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谈到，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中华文明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但同时也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又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从这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因此，他高度肯定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意义。第二，概括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涵盖了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哲学思想等多个方面。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第三，总结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他认为，学习和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传统文化中还包含着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包含着许多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有益的经验与教训。我们都应当注重借鉴和吸收。他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其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发。

最后，指出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一是要科学分析。2014年，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他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又强调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二是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交流互鉴。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中华文明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同样，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胶柱鼓瑟、唯我独尊，而是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三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基础上的历史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它与复古泥古、“以儒代马”的错误思想有着根本区别。2014年，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这次集体学习的内容是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是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所以他的这一论断有明确的指向性，就是指明在传承传统文化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就是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的思想，就是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

（三）指明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国家治理是国家基本社会职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它是从社会中产生的，是社会分化、社会分工、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144]。国家治理，正是国家社会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人类在几千年的国家治理中，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对此，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认真学习总结。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从历史中汲取国家治理的经验，运用于新时期的治国理政实践，已经体现在以民为本、反腐倡廉、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方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充分肯定中华文明历史智慧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意义。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有自己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今天，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但是，我们也要辩证处理本国传统文化与借鉴他国经验的关系。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我们既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又不能照搬照抄他国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决不能脱离本民族的发展道路，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这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其次，完整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上的核心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不仅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思想值得我们借鉴，而且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等内容也应当充分继承与弘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关于传统思想文化在治国理政上的积极作用，他还特别强调，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事实的确如此。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积累了丰厚的治国理政历史内涵，特别是自秦至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及其治理经验，影响至为深远。我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比较早，这是我国历史发展道路决定的，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各种因素导致我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分裂，但最终还是走向统一。这说明，统一得人心，是趋势，是潮流，符合我国国情。世界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盛极一时的强盛帝国，但最终都走向分崩离析，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缺少我们这样共同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认同。历史反复证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与安定是国家治理的前提条件。任何分裂与动荡，都会导致国家与人民陷入灾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制度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杰出的政治智慧。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各民族智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边疆、民族等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上都有缜密的思考。这些思考及制度安排虽然是以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在治理制度体系建设的配套完善和提高治理能力的方式方法上，都积累了许多经验。特别是在制度建设上所贯穿的大一统、民本、德主刑辅、选贤任能、反腐倡廉、社会治理、赈灾济困、民族融合、生态保护等思想尤为突出，其历史智慧、进取精神乃至某些具体措施，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核心价值观创造上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遗产。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是非不乱则国家治”的道理。无论是奴隶社会的礼治，还是封建社会的德主刑辅、礼乐教化，国家治理都很重视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树立与传播，重视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以凝聚国家、凝聚社会、凝聚民心。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安思危精神、正己修身精神、变革进取精神、勤劳事功精神、仁义诚信精神、和合精神，等等，都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正是这些精神，使我们的祖先在国家治理上将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文化秩序、自然秩序相统一，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形成了富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化精神与历史智慧。这些精神与智慧，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最后，明确了借鉴历史上国家治理经验的科学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既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全盘否定，而是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是借鉴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必须坚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原则。国家治理有一个以谁为主体、为了谁的问题，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最高利益不同，治理的制度体系就不同；治理的主体是谁，根本利益为了谁，治理的方向和目标也会随之而不同。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体系，关键是各国如何根据国情，根据人民的意愿选择决定自己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开人民的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离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借鉴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治理，是坚持中国国情和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相结合基础上的治理，而不是治理的西化。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古人的观察雄辩地说明，由于各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异，在一个国家成功的制度，到另一个国家不一定成功。因此，在引进和吸收西方治理理论时，要警惕治理的西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观侵袭。要立足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能盲目“嫁接”和“移植”西方国家治理制度。要树立与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目标体系，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目标，以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为重点，不断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三是借鉴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必须坚持依法治国。“法者，治之端也。”依法治国是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以宪法和法律体系、法治精神为基础的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一定是法治的治理。为此，要建设法治中国，进一步健全宪法法律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制度上确保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从法律上确保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能够得到追究、惩处。要使治理者运用科学、民主和法治思维，依靠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力的相互结合。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好发挥我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四是借鉴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必须坚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定不移地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我国历史上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含有丰富的民本思想。我们党的成长壮大、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与发展，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创造。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伟大成绩，根本原因在于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党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制定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古人说：“事先大功，政自小始。”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的方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宗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治国理政体系中的伟大创造力。

历史是在传承发展中前进的。古往今来，社会性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发展程度也不同，但历史不能割断。历史证明，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都紧密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在延续创新中一脉相承地传承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延续了1600多年的奴隶社会和延续了2300多年的封建社会，其间有过经济形态、阶级阶层、民族关系的剧烈变动与王朝的革故鼎新，有过统一与分裂的震荡组合，有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但中华文化不仅没有中断、消失，而且在不断传承、光大、创新。物质文化的前后继承自不待言，制度文化的传承也从未因社会形态的演变戛然而止。例如，在我国奴隶制社会，礼治的思想体系、宗法血缘贵族等级分封的国家治理体制是显著特征。在我国封建制社会阶段，礼的思想仍然被封建统治阶级扬弃继承，没有被彻底抛弃。也正是在宗法血缘贵族等级分封国家治理体制瓦解的母体内，孕育出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早期萌芽。以“大一统”、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显著特征的自秦至清的封建社会，与先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先秦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就没有秦汉以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基础和制度基础。

精神文化的传承也是如此。孕育于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儒法道思想，在封建社会得到发扬光大。今天，我们在出土的秦汉文献中，广泛发现先秦文化典籍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明。诞生于先秦，开创了礼乐文明的周公，政治上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同样诞生于先秦，政治上主张“法先王”的孟子，在封建时代都获得了崇高地位。源于先秦的礼乐文明，是被后世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根源所在。在汉儒那里，“五帝三王”“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的表述，形成了接续先秦到秦汉的“道统”历史意识。这一历史意识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并尊，构建了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内在体系。汉唐宋元明清，道统与治统结合，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相统一的儒家思想，已成为政治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是儒家思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也充分认识到其他思想的合理性，如基于先秦的法治思想同样受到高度重视。源于先秦的其他思想文化在后世也大都没有中断。历代不断传入的外来文化也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并最终与中华文化汇流成河。当然，我国历史上对文化的传承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尊重文化传统，注重社会实际，注重变通、创新、开放、多元基础上的传承。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数千年延续，并且不断创造出人类文明的高峰，正是与文化传承有序、与文化所创造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有密切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创新者，我们今天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不能，也不可能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传承中形成的，尽管它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统治下的社会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但它同样是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迈入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华大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观为我们辨清了这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维度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文献，是充分系统完整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告。报告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取得的历史性成绩、历史性变革，作了全面总结，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战略目标作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报告体大思精，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民生、军事、国防、外交等许多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份报告同时具有十分广阔的历史视野，是以科学历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观。

报告从历史的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着深厚的基础。报告从历史的视野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所取得的成绩，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45]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放在了改革开放大的历史视野下看待，指出自“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46]。这一进步发展的历史观，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

报告从历史的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仅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它还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报告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高度，用“三个意味”来阐释新时代的历史意义。首先，“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其次，“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后，“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47]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中，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道路中，放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中，放在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寻求现代化途径，以及解决人类问题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厚度与广度。也正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审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告作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两个“没有变”的重大科学判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报告从历史的维度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明确的核心内容。报告从历史的角度精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难前行中的伟大意义。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进行了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科学历史总结的基础上，报告得出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科学结论。但是这一伟大梦想尚未实现，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仍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148]

报告从历史的维度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来源。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建立在这个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时代和实践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49]报告的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时代与现实的产物，也是我们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历史认识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报告从历史的维度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注重从人类文明史、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来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并贯穿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政治方略中。首先，从历史中获得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报告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结合，科学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报告坚决反对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政治制度，而是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史的高度，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将某一种政治制度定于一尊。其次，从历史中获得文化自信。报告高度强调文化在国家与民族发展中的灵魂作用，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兴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守中华文化本位。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报告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要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应当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150]最后，从历史中借鉴一切有益经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上，报告要求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报告主张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在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上，报告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上，报告指出将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报告呼吁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上，报告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在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上，报告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凡此等等，都具有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报告在最后部分豪迈宣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51]这更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数千年中华文明史紧紧联系在一起，是数千年传承不辍的中华历史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摘自《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观》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反映习近平同志如何汲取治国理政的历史智慧，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新征程的研究性专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科学的内在逻辑，鲜明的时代特色，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历史观。全书以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历史观为研究对象，试图从长时段、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思考，梳理其框架结构，归纳其理论特色，分析其具体内涵，探讨其内在脉络，总结其核心要义，为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及全社会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参考。

主编简介

卜宪群，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原中国社会料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所专业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所学位委员会主任，院历史学部专业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职。曾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出版《秦汉官僚制度》、《中国魏香南北朝教育史》（合著），《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主持）、《简明中国历史知识手甜》（主持）、《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政》（主编）等，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及五卷本《中国通史》总撰稿。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哲》《史学月刊》《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