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昭阳区历史‖ 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 第四节　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工作及迎军接管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昭通地下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统战工作政策，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具体领导下，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壮大了革命队伍，孤立和打击了顽固势力，为昭通的解放及和平接管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共昭通地下组织在1928年建立后，虽然开展了一些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但时间较短，1930年与中共云南省委失去联系后即停止活动。1939年，中共昭通地下组织第二次重建后，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在农村建立革命据点，发动和组织农民，为武装斗争作准备，其间没有一个党员被捕或叛变。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另一方面是通过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了一些上层开明人士的同情、支持和掩护，并壮大了革命队伍。这是进行统战工作的成效。

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多种渠道对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逐步增加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加强了与他们的联系和合作。龙云集团为了抵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控制，采取了一些拉拢地方实力派的政策。这种形势为中共昭通地下组织通过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在昭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党组织主要是对驻昭滇军独立旅进行工作。1939年龙云派他的次子龙绳祖率领滇黔绥靖公署护卫独立大队到昭通驻防。这支部队不久就扩充为护卫团，以后又进一步扩充为独立旅，一直在昭通驻防到1945年，长达7年之久。中共昭通地下组织从1939年开始就注意做龙绳祖部队的争取工作。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

一是和龙绳祖部队中下级军官交朋友，逐步争取中下级军官。党组织通过进步青年张伯林、杨霖、马克让与龙部的谢敏（排长）等组织读书会学习进步书刊，增加共识。之后他们都分别加入中共党组织。谢敏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的参谋长。龙部扩充为独立旅后，其所属的一个警卫团驻在昆明。中共昭通地下组织负责人李祥荣（1946年后改名李德仁）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曾给这个团的机枪连的连排长当英文教员。他利用这种机会进行了一些争取工作，逐步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对李祥荣的活动起过一些掩护作用。有段时间李祥荣还将联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二支部成员的名单和一些秘密文件带着住在他们那里，因为没有人会去那里搜查，比较安全。1945年秋，中共党组织获悉蒋介石要准备对龙云下手，李祥荣曾间接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他们，希望他们转给上级，引起注意，提高警惕。

二是对龙绳祖（旅长）、陇生文（副旅长）等上层进行工作，争取他们靠拢进步势力，同情和支持进步活动。龙绳祖追随他父亲的政治态度比较开明。他的部队驻防昭通期间没有镇压过学生运动，在某些方面还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1939年女中学生发动反对校长姜勉之的斗争，后来姜勉之要坚持开除为首的10多个学生，党组织通过王正昌（王飞鹏）找龙绳祖做工作，取得龙绳祖的同意后，经在私立明诚中学任教的进步教师陆堂珍的帮忙，把姜勉之要开除的学生转到明诚中学继续读书。1945年5月4日，昭通县城各中学学生联合召开庆祝攻克柏林大会并举行游行。国民党中央教育部所属的国立师范学校校长张兰堂禁止国师学生参加，游行的学生到了国师门口就冲进学校去要抓张兰堂，张兰堂闻声逃避，学生捣毁了他的办公室门窗和玻璃，张兰堂就跑到独立旅去报告，诬称是有共产党支持学生闹事，要部队出面抓人。当时龙绳祖不在昭通，是副旅长陇生文负责。张兰堂对陇生文讲了后，在场的王正昌乘机打圆场说，学生开庆祝攻克柏林的会是对的，问题不是谁支持，不要去扯那个后台。陇生文即决定召集各校负责人开会解决。昭中校长张孝机、县中校长包鸣泉、女中教务主任等都到旅部参加开会，张兰堂也去了。昭中、女中、县中等校负责人都发言说，游行是学生的爱国行动，事情已经过去，我们回去教育学生就行了，陇生文也表示同意各学校的解决意见，张兰堂想借部队抓捕学生的阴谋没有得逞。

龙绳祖很多时间住在昆明，曾被选为昭通旅省同乡会的名誉理事长。当时在昆明的昭通籍中共党员李长猛、孙志能、陈克祥等都分别去做过龙绳祖的统战工作。王协和是为龙绳祖做生意的，曾代管龙绳祖的家产，是龙绳祖的亲信。李长猛在王协和家当家庭教师期间，与王协和交谈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通过他对龙绳祖起了影响。陈克祥曾以《昭通旅省学会通讯》主编的身份，借代龙绳祖题写刊名的机会和他接近，不定期的到他家去。有时借送《昭通旅省学会通讯》给他，和他交谈时局，趁机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经过多次谈论，他对团结抗战的观点甚表赞同。孙志能以昭通旅省学会负责人的身份去接近龙绳祖，做团结争取他们的工作，和他的家人逐渐处熟，也倾向党的组织。1945年党组织决定由中共党员朱君毅主办《大路周刊》报纸和开设大路书店，由孙志能出面做了龙绳祖的工作后，龙捐献了几万法币（国民党政府货币）作为开办经费。1945年12月，昆明爆发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孙志能又找到龙绳祖做工作争取他支援，他表示同情学生运动，以他妻子的名义捐献了10万法币，经孙志能转交给昆明学生联合会。

1945年10月，蒋介石用武力把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赶下台，又于1946年下令将龙绳祖的部队集中到曲靖，编为国民党军队第二十四师，由龙绳祖任师长，命令其开往东北去打内战。中共党组织获悉这一情况后尽力去做争取工作，想利用这支部队长期受国民党中央排挤的不满情绪，争取留下来，调转枪口站到革命方面来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至少要争取他们不去打内战。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先后通过多种渠道去进行争取工作。昭通的中共党员李祥荣、李长猛、吕茂林、孙志能等都亲自出面或通过亲友统战人士去进行争取工作。主要是给龙绳祖等讲清形势，陈述利害，揭露蒋介石借内战消灭异己的阴谋，晓以大义，指明前途。李祥荣通过统战人士张守玉托人去给龙做工作，希望他不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将自己的部队拉过金沙江那边深山丛林去，他有武器，我们可以动员青年去参加他的部队。李祥荣还通过自己的老同学袁以德（担任龙绳祖部的镇雄独立大队大队长）去说服龙绳祖，要他维护云南人民的利益，不要把云南人民的子弟兵带到东北去给蒋介石当炮灰。吕茂林通过他的姐夫胡载之（担任龙绳祖的独立旅军需主任）去说服龙绳祖，争取他不要离开云南。孙志能亲自去面见龙绳祖，讲清形势，陈述利害，动员他不要去东北，可把部队开到昭通一带。当时龙绳祖面有难色地说：“可惜我姓龙，不然……”言外之意是他父亲龙云被蒋介石软禁着，不好办。李长猛及时将云南部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东北辽宁省海城起义的消息送去给龙绳祖看。中共云南省工委还派了党员李剑秋、马仲明去对龙绳祖进行说服和争取。经过多种途径多方面进行争取工作，由于当时的形势和其内部因素，龙绳祖顾虑自己家族生命财产的安全等，虽未能调转枪口站到革命方面来，但他还是果断地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不愿去东北，宣布将自己的部队解散。当时在重庆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消息报道说：“云南人民反对内战，二十四师放下武器”。龙绳祖不愿去打内战，宣布解散自己部队的行为，在当时国民党部队中是少见的，是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一个沉重打击。这是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昭通党组织长期进行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的重要成果。

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不仅分化了敌人，孤立了顽固势力，壮大了进步力量，还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处于地下斗争的中共党组织及其党员。李祥荣在1945年转昭通工作期间，利用在卢汉的妹子卢大姑太家当家庭教师的机会，经常出入这些上层人士家中，掩护自己的活动。当敌特密告李祥荣，卢大姑太得悉后气愤地说：哪个敢这样？叫人把他抓来。党员唐祺尧（陈光奎）于1945年被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到昭通工作，时任昭通县的县长刘彬文与唐的父亲是旧交，曾一起合伙做过生意，唐祺尧到昭通后就主动去拜访了刘彬文，请他给予关照。以后，刘彬文在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宴请宾客时，都请了唐祺尧，这为唐祺尧的身份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在龙云被蒋介石赶下台以及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等重大事件中，刘彬文和唐祺尧互相交谈时局时，刘彬文向唐祺尧透露了昭通的一些地方情况和特务活动的情况。唐祺尧在昭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期间，曾在云兴街龙云的公馆内当家庭教师，也起到了一些掩护作用。此外，唐祺尧还以对学生家庭进行“家访”的名义结识了昭通师管区司令李恍（他的儿子李润石在昭通中学读书），在交往过程中逐步得到了李的好感，相互交谈了对时局的一些看法，李恍向唐祺尧透露了当时昭通上层的一些动态及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情况。1945年12月，昭通学生声援“一二·一”的活动中，李恍表示同情，并对唐祺尧说，如遇到什么困难，他愿给一些帮助。1946年，孙志能被中共云南省工委派转到昭通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也十分注意利用矛盾，争取一些实权派人士。对在昭通中学兼课的昭通县教育局长何鸣歧，孙志能就利用何鸣歧与国民党县党部的矛盾，通过工作争取团结了他。因此，他对学生的进步活动没有采取反对态度，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对待。1948年底，昭通中学校长马忠良妄图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决定开除安思义（中共党员，学生自治会主席）为首的数名学生，并解散学生自治会，上报省教育厅请予核准，并请令昭通县政府协办，县政府接到教育厅命令后指派教育局长何鸣歧查办，何鸣歧给县长呈报说：“并未发现任何非法活动，该校长所呈……事实不符”。就这样搪塞过去。

在农村从事农民运动的中共党员，也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实力派人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1949年被党组织派到北闸镇一带活动的中共党员周天祺，在与镇长李兴忠交往中，相处比较熟悉，他结婚时周天祺还去贺喜。另外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周天祺等人还与德叙公（封建帮会）的大爷段定臣结拜把兄弟。段定臣是有广泛社会联系的人，在昭通到盐津的交通沿线一带人们称他为段五哥，周天祺与他结拜后不仅减少了阻力，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他的帮会开展革命活动。到10月，这一带已发展中共党员4人，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成员4人，农民翻身会会员300人左右，这时很需要武器，以便开展武装斗争。周天祺的父亲周文煊（小学教师）与时任昭通县长的曹汇川（曹观海）有过交情，曹汇川在经管龙洞到昭通城内的引水工程时曾在他家中食宿过；周天祺的叔父周立松（时任昭通航空站长）又与曹汇川的一亲戚、县政府收发室主任姜一清是同学和朋友关系。周天祺做通他父亲的工作后同他一起去找姜一清，托他去给曹汇川借枪搞“冬防”，这时曹汇川也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乐得意做人情，便同意借给，并指定由军事科长孙兴辉经办。周天祺便率领部分“农翻”骨干去找孙兴辉，由孙兴辉经手“借给”昆造七九步枪20支，刺刀20把，子弹400发，并发给持枪证明一份。北闸中心小学校长崔余章和教师代成显（两人均系“民青”成员）以其身份和关系，也找曹汇川借得步枪20支，子弹600发，手榴弹3枚。他们用借得的枪支武装了“农翻”骨干，建立了一支秘密的地下武装。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都按照隐蔽精干的精神，要求党员努力做到“三勤”、“三化”。在学校读书要做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教师的做个好教师，在家庭要做尊敬长辈孝顺父母的好子女，在社会上做个公正的人。每个党员都要广交朋友，上至社会名流，各界代表人士，下至基本群众，三教九流，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只要找着与人合作的共同点，就尽量去做团结和争取的工作。这样每个党员都结交了一批朋友，达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团结了一批有影响的上层知名人士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壮大了革命力量。

担任过云南省参议会参议员的张守玉（女）是昭通政界、商界、文化界和妇女界都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她家在昭通、昆明等地都开有商号，她常往来于昭通、昆明两地，和昭通的一些知名人士交往较多。张守玉于20世纪20年代末就读于昭通10县联合女子中学，后曾任过小学教师，青年时代就以反对包办婚姻而闻名于昭。她为人正派，倾向进步，富于正义感，热爱家乡，喜欢结交在昆明的昭通知识青年和上层人士，曾被推选为昭通旅省同乡会的理事长。李祥荣于1941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张守玉知道后就通过张凤元老师邀请李祥荣到她家见面交谈，结识后她很器重李祥荣，就请李祥荣给她当家庭教师，教她的侄儿侄女。李祥荣便经常出入她家，借机和她交谈时局，交换看法，逐步做到互相信任和支持，做团结争取她的工作。在交往中李祥荣还介绍党员傅发聪、李长猛与她认识和往来。通过团结争取，她逐步倾向进步势力，支持学生运动。由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掌握的昭通旅省学会主办的《昭通旅省学会通讯》，就是她出钱资助的。昆明的“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时她也捐款支援。1946年初，昭通旅省学会负责人孙志能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以昭通旅省学会名义揭露昭通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华昭的罪行，张守玉给了积极支持。1945年，云南省参议会举行第一届参议员选举，规定每县选出一名参议员，中共昭通地下组织通过多方面工作支持张守玉竞选，特别以昭通旅省学会名义发表了《告昭通同胞书》，揭露另一个参加竞选的反动分子，号召选举张守玉，经过竞选，结果张守玉当选为省参议员。之后，她在1946年至1949年省参议会召开的多次会议中，积极配合其中的进步势力，参与提出反对内战、反对征兵、征粮以及声援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些提案，在会上发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为此在1949年9月9日昆明“九·九整肃”中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关押。敌人一再追问她与共产党往来的情况，她坚强不屈，什么也没有讲，到1949年11月，卢汉起义前夕才被释放出来。张守玉还利用她的身份掩护了一些中共党员，有时情况紧急就留住在她家里。1946年当她得知李祥荣在昭通的革命活动受到敌特监视并准备抓捕时，就派人去通知李祥荣说，已为李祥荣在昆明找好工作，要他快点离开昭通（暗示李祥荣不要再留在昭通）。1947年昆明学生发动助学运动，国民党特务准备抓捕的黑名单中有李长猛，当晚李长猛躲避到张守玉家中，特务开始抓人，她就把李长猛留在家中住宿，第二天李长猛安全地转移到外地去，之后她回到昭通时还去看望李长猛的母亲，并给予亲切的安慰。

张守玉新中国成立前是与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亲密合作的朋友，党组织支持她的进步活动，她也支持和掩护了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可以说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依然紧跟中国共产党，一贯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昭通党组织在政治上也给她适当安排，以发挥她的积极作用（她先后担任过县、市政协常委和政协副主席等职，直到1990年逝世）。

昭通中学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主要据点，因此昭通地下党组织对长期担任昭通中学校长的张孝机做了许多团结和争取的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张孝机从1940年到1948年担任昭通中学校长长达9年，他是个开明知识分子，政治上不追随国民党，不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地下党组织尽量团结他，支持他的工作，学校广大师生都欢迎他当校长，从未发生过反对他的事件，他对在昭通中学任教的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也很欢迎和支持，对学生的进步活动给予支持和保护。1943年春，经张孝机同意，昭通中学成立了地下党所控制的公开的学生自治会，并一直坚持活动，直到1950年昭通解放。1945年，中共云南省工委指派傅发聪转昭通坚持工作，受张孝机聘请到昭通中学任教以作掩护。1945年秋，李祥荣、唐祺尧、于健、陈海光、何孝佳、何龙田等一批党员和“民青”成员被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到昭通从事革命活动，都是以教师身份由张孝机聘请到昭通中学任教的。1945年休学转昭的党员吕茂林也经过做工作由他聘请到昭通中学管图书馆。李祥荣还受聘担任了学校教务主任。校内日常工作，张孝机放手让李祥荣去主持，很少干预。李祥荣等则团结学校广大教师，认真教书，办好学校，以支持张孝机的工作。党员教师和“民青”成员教师在学校发动学生组织进步社团，阅读进步书报，教唱进步歌曲，演出进步戏剧，举办壁报等，搞得十分活跃，学校政治空气浓厚，而张孝机从不加以干涉。特别是1945年12月，全校学生声援昆明“一二·一”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他也不加干预，实际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当时，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华昭向驻昭的国民党嫡系部队航空特务旅第七团诬陷李祥荣等，张孝机还和一些知名人士到部队打圆场说，李祥荣他们教书教得好，学生和家长都欢迎，他们人年轻，对贪赃枉法的事看不惯，这里面有私人矛盾，不要轻信片面之词，部队一时也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只好不了了之。

1946年秋，李祥荣、唐祺尧等先后转移到外地，张孝机又聘请了被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到昭通的中共党员孙志能、朱君和、朱君毅等到昭通中学任教。后来又聘孙志能担任训育主任，他还先后聘请中共党员蒋永尊、吕茂林、罗文贤、王孝礼等负责昭通中学图书馆的工作。他们几个人便利用管理图书的职权，先后购买了大批进步书籍，订购了一些进步报纸和刊物介绍给学生阅读。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强化独裁统治，镇压革命力量，但张孝机并没有转向，他对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仍然不加干涉，采取宽容的态度，广大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能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开展进步活动。党所控制的学生自治会，以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发挥着团结和教育广大学生的作用。进步社团不断巩固和壮大，阅读进步书刊，教唱进步歌曲，排演进步戏剧，出版壁报等活动更为广泛和经常，同时还和校内敌对分子、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子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腐败。党组织通过在这些活动和斗争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在师生中发展了数十名党员。

在张孝机担任昭通中学校长的9年中，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的几届领导人都在昭通中学读书或任教，成为昭通地下党活动的主要据点，昭通中学被誉称为昭通的“民主堡垒”，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党组织团结和争取了张孝机，从而得到了他的支持和掩护，可以说张孝机是昭通地下党的又一个可信赖的忠实朋友，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政府对他总是不满意，一直寻找借口撤换他的校长职务，以加强他们对昭通中学的控制，阻止学校的进步活动。1948年暑假，张孝机本来是到昆明向省教育厅述职的，但省教育厅则以张孝机“治校不力，工作懒散”为借口，撤换了他的校长职务。昭通旅省学会和昭通知名人士、昭通中学广大学生知悉后，曾纷纷致函省教育厅挽留张孝机继续担任校长，但省教育厅一意孤行，另派他们信赖的马忠良来任昭通中学校长。马忠良另聘了一批新教师到昭通中学任教，其中有的思想顽固守旧，个别的思想还很反动，马忠良到校后查封图书馆进步书刊，压制学生进步活动，并决定解散学生自治会和开除一批进步学生（后因多种原因未能得逞）。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张孝机是中共昭通地下组织的一位可靠朋友，是一位对革命有所贡献的进步分子。

中共昭通地下组织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交朋友的工作中，广泛地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教育界的包鸣泉，时任昭通县参议会参议长、昭通县立中学校长；陆堂珍（彝族），私立明诚中学校长（他们两人都同时在昭通中学兼课）；昭通中学教师伍正之、张希鲁、刘恒毅、李子真、李枫乘、朱振麟、姜正夫等。有医药界的王肇勋，曾任过福滇医院院长；著名医生吴性纯（苗族）、聂光廷（彝族）、姜穆清等。以这些人士为代表的昭通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富于正义感，忧国忧民，痛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热爱祖国，追求光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始终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以不同形式和途径，支持和参与革命活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医药界的王肇勋医师，是昭通知名的进步人士，李祥荣、李长猛等和他家往来较多，先后当过他家的家庭老师，在交往中对他进行了团结和争取工作。他同情革命，支持进步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家代销过《新华日报》，一些党员同志曾在他家开过会或接过头，得到了他的掩护。1945年10月，李长猛从昆明到昭通传达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在昭期间就住在他家中；1946年李祥荣为了安全变换住地，也常住在他家。他是昭通地下党的一位忠实朋友，他的子女都要求进步，其中有3个在新中国成立前入了党，有1个也在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对工商界的一些开明人士，党组织也做了许多团结和争取工作。1942年疏散到昭通隐蔽的中共党员李剑秋，在1944年通过其同学马昌明（回族，曾任鲁甸县桃源镇长）的介绍，认识了昭鲁公盐行总经理李杰侯（回族上层开明人士），经他同意李剑秋进入公盐行当管账先生，李剑秋先后在公盐行一年多时间都住在李杰侯家中，得到了他的掩护。两人在平时相互交往中逐步建立了友好关系，做到了相互信任和支持，有时彼此交谈对时局的一些看法，李剑秋借机比较策略地向他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逐步靠拢革命力量。李杰侯为人公正，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政治上不断进步，同情革命，拥护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昭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直到1962年逝世。耿正之是昭通工商界的著名人士，1948年至1949年，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通过党员马克让和“民青”成员金声满等对耿正之做了许多团结和争取的工作，取得了他的信任，逐步向他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他不断走向进步，同情和支持革命，1949年11月，由金声满做工作后，耿正之捐献了两支步枪，转交给中共昭鲁支部，用来武装了昭鲁边游击队。

昭通县是多民族的杂居地，居住着汉、回、彝、苗等10多种民族，其中回族最多，其次是彝族、苗族。昭通彝族中的许多上层人士新中国成立前都与云南省的主要当权者龙云、卢汉有着亲属或隶属关系，对昭通各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在各民族之间挑拨离间，制造民族纠纷，宣扬大民族主义，轻视或歧视弱小民族，甚至挑动民族械斗，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认识到，在昭通这样一个封建势力强大，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工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把各族人民发动和组织起来，组成强大的革命队伍，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昭通党组织在进行民族工作中，把重点放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回族、彝族方面，一方面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发现和教育积极分子，从中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或党的外围组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通过他们去做民族的教育和团结工作；另一方面是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尽可能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开明人士，壮大革命力量。1939年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第二次重建以后，就认真重视做少数民族工作，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当年年底发展李长猛入党。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斗争任务，按照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精神，为了在农村发动和组织各族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做干部方面的准备，进一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并将其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或吸收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以及青年互助协会等。1948年4月，发展了昭通中学高16班回族学生马应纯入党，之后又通过马应纯于1948年底至1949年春，先后分别发展了在昭通中学读书的回族学生李长金、马玉树、马正甫、张良群等加入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10月，党组织发展了昭通中学高16班学生安思义入党（安本是汉族，原籍江西省，因被彝族上层人士收为义子，故视为彝族）。1949年春，通过安思义发展了同班彝族学生邓承宗入党。1949年4月，由傅发聪介绍，经中共滇东北地委书记李德仁批准，发展了陆宗棠入党（陆宗棠是彝族，当时在国民党政府昭通行署专员兼第一区保安司令安纯三部队任政工处主任）。1949年七八月间，经陆宗棠介绍，先后发展了在昭通《滇东日报》工作的威宁籍少数民族先进分子陆锦棠、禄发奎、卢韬、禹志超、安启崇（5人均为彝族）、张裴然（苗族）等6人入党。1949年6月，经金声云、马应纯介绍，发展了回族学生李长金入党。1949年9月，经吕茂林介绍，发展了由昆明休学转回昭通的回族青年余树堂入党（原已在昆明加入了“民青”）。1950年初，发展了彝族青年安祖荫、龙瑞麟2人入党。合计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少数民族党员共有15人，其中回族4人，彝族10人，苗族1人。另外新中国成立前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的少数民族共有24人，均系回族。

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党组织将少数民族中的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分别派往本民族居住的地区进行革命活动。1949年5月，派马应纯、李长金到回族聚居的昭（通）、鲁（甸）边界地区的高松树、布嘎、大水塘、桃源、葫芦口、岩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因马应纯家住高松树，李长金家住大水塘，情况较熟）。6月又派家住跑武的党员金声云到与昭鲁边界相连的新民、海边、大闸、土洞洞、红山口等地进行革命活动。7月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统一领导，中共滇东特支决定成立昭鲁边界党支部，书记金声云，组织委员马应纯，宣传委员李长金，支部在回族聚居的这一带地区认真进行了民族统战工作，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回族基本群众中教育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成员和农民翻身会会员。支部先后发展的“民青”成员20人，其中回族13人，占65%。“农翻”会员约300多人，其中回族占60%左右。支部依靠这批加入“民青”和“农翻”的回族骨干，广泛地团结回族群众，积蓄力量，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二是对上层人士和伊斯兰宗教界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壮大反蒋统一战线。在昭通凤霞乡境内，支部通过亲属关系或社会关系等多种渠道，团结和争取了上层开明士绅金步云（金声云之父）、县参议员孙朝沛、保长金声能（后加入“民青”）、罗登顺、马应良（回族，“民青”成员）、马应操（回族）、马岗武（回族）等。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聚居地区高松树、自古乐、布嘎等处，团结和争取了回族上层开明人士阿訇等宗教界人士。上述这些人通过团结和争取后，他们都积极靠拢革命，支持革命，有的还参加了革命活动。1949年11月下旬，消灭凤霞乡乡丁队，组建昭鲁边游击队时，金步云家还为游击队战士提供部分枪支，赶制子弹袋和红五角星等。金声能将自己的枪带着参加了游击队。在鲁甸县桃源镇回族聚居区，支部首先发展了桃源中心小学教师马应俊（回族）加入“民青”，经过他介绍，发展了副镇长邵洪云参加“民青”。同时又经他介绍发展了保长戚顺堂（回族）参加农民翻身会。戚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爱打抱不平，在当地回族中颇有号召力，经他串联发展了数十人参加“农翻”。支部和当地“民青”成员通过多方面工作争取了回族上层人士、镇长李长昆靠拢和支持革命，并在镇丁中发展了一批“农翻”会员，这样支部基本上控制了桃源镇的政权。1949年1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暂编三十二团过牛栏江进入鲁甸前夕，李长昆、邵洪云率领镇公所及其镇丁举行了起义。将镇丁中的“农翻”会员及可靠分子留下，其余动员回家，同时吸收“农翻”会员参加，组成了桃源小分队，由“农翻”会员马玉元（回族）任队长，接着收缴了桃源附近白泥沟恶霸撒明高（回族，曾任过桃源镇长）以及一些保长的大小枪支共34支（后大多交给了暂编三十二团），同时催收积谷2万多斤，准备柴草3万多斤。桃源镇的起义，给解放军的到来创造一定的工作基础和物质条件。12月初暂编三十二团进入桃源镇街上，受到了回、汉各族群众及学校师生上千人的热烈欢迎。中共滇东北地委委员兼暂编三十二团党委书记李长猛（回族）当即派起义的镇长李长昆到鲁甸县城去做争取县政府军政上层人士的工作。由于当时县城已处于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势，解放已是大势所趋，县长李立猷已到昭通去，李长昆就分别对军事科长、常备中队长、警察局等做工作，他们都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暂编三十二团由桃源进驻鲁甸县城，一枪未发就收缴了常备中队、政警队、警察局的100多条枪支。12月上旬经上级决定成立了桃源镇解放委员会，余树堂（回族，中共党员）任解放委员会主任；宣传委员马应俊（回族，“民青”成员）、李璋（回族，“民青”成员）；民政委员马维忠（回族，“民青”成员），窦廷玺（“民青”成员）；财粮委员马芝云（回族，“民青”成员）、锁正吉（回族，“民青”成员）。在解放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组织工作队到各村向回、汉各民族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包括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以及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等，发动和组织群众，稳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后因形势变化，解放委员会成员及工作队转移到会泽解放区迤车讯。

1949年秋，中共滇东特支派家住水井湾的“民青”成员马玉树（回族）到昭通县东区回族聚集的八仙营、水井湾等地进行革命活动，重点做回族上层人士的民族统战工作。马玉树在这一带培养教育回族积极分子，从中发展党员的外围组织“民青”成员和“农翻”会员，先后发展“民青”4人，“农翻”会员26人，全都是回族；同时争取和团结了回族上层人士、国民党军队退役营级军官马骧靠拢革命。由马骧等出面广泛联络当地回族上层人士和伊斯兰教阿訇，通过与地霸李松柏（回族，曾任过区长）的斗争，解散了由他把持的“八仙回民救国协会”，于1949年12月下旬（此时云南省已宣布和平起义），重新成立了“昭通县东区回民联合会”，马骧任主席，马光甫（回族，“民青”成员，八仙中心小学校长）任副主席，马玉树任宣传组长，马正相（回族，“民青”成员）任秘书组长，苏联灿（“民青”成员）任后勤组长。“回联”章程明确提出团结信教群众拥护共产党的宗旨。自此“回联”作为公开的群众团体，在回族群众中广泛开展了活动，宣传革命形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教育群众反蒋拥共；召开伊斯兰教阿訇和乡老（清真寺管理人）座谈会，宣讲党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政策、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及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等，消除疑虑，安定人心，团结广大回族群众。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入昭通前夕，“回联”积极开展迎军宣传活动，抄写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百多份传单张贴和散发，张贴欢迎标语口号，扎牌坊，打扫卫生，设立茶水站等。2月26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水井湾，“回联”组织了1000多群众手举红旗，聚集道路两旁，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解放军，当天解放军就住宿在水井湾、大院村、八仙营等回族村寨，回族群众为驻军提供了住宿和柴水等，“回联”还动员部分回族群众给部队送了几百挑烧柴。

贵州省威宁县与昭通山水相连，唇齿相依。1949年秋，中共滇东特支为了保卫昭通威宁公路交通要道，决定在靠近昭通的威宁西部一带建立党的工作的据点和开展武装斗争，于9月抽调在昭通入党的威宁籍党员陆宗棠、禹志超等4人随同特支组织委员吕茂林到会泽县者海中共滇东北地委举办的滇东北军政干部学校培训，并于10月将他们派转威宁，配合已先由特支派回去的党员陆锦棠、张裴然、禄发奎、卢韬等一道开展革命工作。一方面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教育和培养积极分子。陆宗棠等在龙街乡的灼乐多小学培训了100多名少数民族骨干，为进行武装斗争做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进行争取彝族上层人士的工作，首先重点进行争取卢松岚的工作。卢松岚曾任过国民党部队的营长，当时担任威宁县龙街乡乡长，拥有100多人的武装，他是陆宗棠的三舅父，为了争取他走向革命，中共滇东北地委书记李德仁给他写了亲笔信，托陆宗棠转交给他，陆宗棠把信交给他的同时，以亲戚关系对他进行了诚挚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讲明革命发展形势，帮助认清前途。通过反复工作，终于促使卢松岚毅然下决心参加革命队伍，将自己全部100多人的武装交给共产党领导。其次陆宗棠等通过统战工作还争取了当地彝族上层人士禄朝珍、王仕荣、姬兴周等带领200多人和枪支参加革命。在此基础上，于1949年12月，经中共滇东北地委委员李长猛和中共滇东特支书记孙志能研究批准，将其武装力量正式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威宁游击团，卢松岚任团长，陆宗棠任政委，全团共有790多人，其中彝、苗、回、布依等少数民族战士占47.34%，排以上干部72人中，少数民族干部占91.39%。威宁游击团从组建到1951年整编为止，先后参加过大小六七次战斗，为昭通、威宁的解放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积极的贡献，政委陆宗棠等8位同志血洒疆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安纯三是彝族上层人士，曾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1948年任“会（泽）宣（威）巧（家）鲁（甸）四县联防清剿指挥所”指挥官，他敌视人民革命斗争，曾先后镇压了会泽县火红、尖山的两次革命武装起义。1949年1月，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委任安纯三为昭通行政公署专员，并兼任云南省第一区（昭通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安纯三与龙云、卢汉关系密切，属于云南地方实力派。他一方面代表着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存在着矛盾和对立，反对人民革命斗争；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中央势力存在着利益分配的矛盾，往往受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挤或控制，因此也有反对蒋介石的一面。

1949年初，安纯三来昭通任专员时，全国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先后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已为时不远，人民革命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在这种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安纯三妄想脚踏两只船，一边继续追随国民党反动势力，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另一边又想向革命力量靠拢，以图将来还可保存实力。针对他这种心理状态，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对他进行了多方面的统战工作，尽可能争取他转到革命方面来。1949年4月初，中共滇东北地委派党员傅发聪到昭通，向特支传达省工委和地委的指示。傅发聪在昭通期间，经与特支研究后，由特支委员吕茂林陪同，以老同学的名义去会见担任安纯三保安司令部政工处主任并同特支关系密切的陆宗棠。见面以后陆宗棠向傅发聪透露了安纯三想脚踏两只船的心理状态，当即和傅发聪商定，傅发聪以陆宗棠的老同学从外地回家的机会，由陆宗棠陪同面见安纯三，给安纯三谈谈当前形势，做开导工作。见面交谈后，安纯三表示他打算起义，希望永焜支队（六支队的前身）不要来打昭通，以免使他为难。在交谈中，安纯三得知永焜支队领导人李德仁也是陆宗棠的老同学，他便要陆宗棠到会泽去想办法找到李德仁，转达他的愿望。陆宗棠当即表示设法去找。第二天陆宗棠便和傅发聪同往会泽，他们找到李德仁交谈后，由傅发聪介绍经李德仁批准发展陆宗棠入党。陆宗棠入党后组织关系随着转到昭通，他利用继续担任安纯三保安司令部政工处主任的身份，对安纯三进行一些团结和争取的工作。1949年5月，中共滇东特支派党员安思义通过同学邓承宗（党员、彝族）的大哥邓纯宗（时任安纯三保安部队副大队长）的关系，进入安纯三部队三大队任大队副官。安思义利用副官身份进出安纯三部队，一方面结交朋友进行统战工作，另一方面了解有关军事活动及武器弹药情况，向特支汇报。1949年6月，滇东特支通过陆宗棠对安纯三进行工作，经安纯三同意后以政工处名义接办了国民党县党部把持的《滇东日报》，由陆宗棠任社长，特支委员吕茂林任报社总编辑。但报纸办了1个多月后，安纯三政治态度发生变化，他要求报纸不要说共产党的好话，也不要说国民党的坏话，在此情况下，报纸不好再办下去，只有被迫停办。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胜利进军，正在进入四川、贵州，日益逼进昭通，加之六支队在宣威、会泽等县日益壮大，不断取得胜利，解放了这些县的大部地区。在这种革命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安纯三感到末日来临，何去何从，需要迅速作出选择。党组织抓住这种有利时机进行了争取安纯三起义的工作。中共滇东北地委委员兼群工部长李长猛直接负责领导争取安纯三起义的工作，派出六支队二十六团政工队长、中共党员李湘作为谈判代表到昭通与安纯三进行谈判，（李湘的哥哥李榕曾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与安纯三有交情），同时派党员张家柱作为李长猛与李湘之间的联络员。11月30日早，李湘与张家柱从会泽县朵格塘乘坐安纯三的小车前往昭通，当日下午抵达昭通时，张家柱在凤凰山下了车。整个谈判过程由李长猛掌握和领导，特支书记孙志能参与其事，李湘在谈判中对安纯三提出的条件是：一、表明态度，立即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二、立即逮捕国民党中央系统特务，交给六支队；三、集中其所属保安部队，听候六支队改编；四、筹集粮食，准备迎接解放大军进驻昭通。这些条件是随着谈判进程逐步提出来的。在谈判中安纯三虽然表现动摇和反复，但由于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迅猛发展，对安纯三已形成兵临城下的压力，加上李湘针对他的思想顾虑反复讲明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简称“约法八章”），使其认清前途，并表示对他既往不咎，欢迎他站在人民革命方面来。安纯三终于同意宣布起义，拥共反蒋，逮捕了国民党中央特务郑灵、陈绍聪（代号称老九号）送交给六支队，还表示愿意为解放大军进驻昭通准备粮食。12月4日，安纯三在昭通北校场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和平起义，发表了给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起义通电以及起义的文告。他所属的全体官兵摘掉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章，换上了人民解放军的红五角星，全城张贴起义的布告及标语。但在以后谈判到集中他的部队改编的问题时，他表现十分反感，一再找借口回避和拖延。经李长猛、孙志能等研究认为安纯三虽然起义，但缺乏诚意改编他的军队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暂不与他谈军队改编问题，仍由李湘作为谈判代表与安纯三继续保持联系，了解情况，掌握动态。

在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推动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迅猛进军大西南的大好形势下，中共滇东北地委和滇东特支抓住有利时机，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安纯三和平起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昭通，接管昭通做了前期工作。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百万雄师在千里战线上突破长江天险，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经营的长江防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向国民党发起最后冲击的形势下，昭通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三（龙绳曾，彝族，云南省前主席龙云的三儿子）于5月打出反蒋旗号，将其组织的3500人武装改番号为“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自任司令，唐声周任副司令，宣布起义。

对龙绳曾适应潮流，顺应民意的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地下党组织和昭通各族人民表示真挚的欢迎和重视。

龙绳曾、安纯三的和平起义，使昭通免受战火，为和平接管昭通创造了一定条件，对人民、对革命是有利的。1950年3月，中共云南省委和驻军首长在昆明接见了安纯三，对其起义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给他安排了适当的工作。1950年1月，滇东北地委派地委委员吴树森和到沾益汇报工作的滇东特支书记孙志能到昭通，传达团结会师指示和布置迎军工作。他们于2月中旬到达昭通，孙志能因中途翻车受伤住院，由吴树森向昭通县工委传达了有关团结会师和迎军工作的指示，县工委及时进行了研究部署，分工负责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在城市发动群众分别组成学联、教联、工联、商联等群众团体，成立了包括起义的昭通行政公署和国民党昭通县政府在内以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迎军委员会，负责统筹迎军准备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做好护厂、护仓、护校、护店工作。2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十五军四十三师先头部队在政委薛韬、副政委聂济峰率领下，进驻昭通东面的水井湾、大院村一带。3月3日，四十三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仪式，昭通县工委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市民以及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等1万多人前往热烈欢迎。从元宝山至城内街道沿途高呼口号，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群情振奋，欢呼解放。入城以后在北校场召开了迎军大会，进行了军民联欢活动，会议开得气氛热烈，秩序井然。会后，昭通县各界给部队送去了猪、羊等慰问物资。3月8日，四十三师一二八团和山炮营在师长张显杨率领下进入昭通城内，再次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威。3月9日，中国共产党昭通地方委员会宣布成立，薛韬任第一书记，李德仁任第二书记，3月13日，由十五军军部和“边纵”六支队抽调的部分排以上干部及西南服务团的部分干部在薛韬、李德仁率领下，到达昭通。3月16日，在元宝山召开了万人以上的军民联欢大会，各有关负责人在大会上讲了话，表演了文艺联欢节目。3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西进支队六团（原六支队五十六团）奉命开赴昭通，27日晚，在南校场召开了有四十三师和六团指战员参加的会师大会，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区正式成立，将六团编为警备区基干团。

3月24日，中共昭通地委派陈克祥、陈光英作为接管代表，正式接管昭通县。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昭通县委员会，陈克祥任书记，委员有陈光英（县长）、尹信国（组长部长）、张福崇（宣传部长）、黄兰和（妇联主任）。同时成立昭通县人民政府，陈光英任昭通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县政府将分配到昭通的干部、党员、“民青”盟员、新工作的进步青年学生和少数“农翻”会员组成工作队到各乡镇开展征粮工作。

至此，中国共产党昭通地下组织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即告一段落。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昭通县委员会、昭通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又踏上新的征途，开创历史的新篇章。

1950年4月，在解放军四十三师进驻昭通之初，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兵团和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陈赓、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兵团和云南省军区政委宋任穷就特邀龙绳曾、安纯三赴昆明，对他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功绩加以慰勉，希望他们带领所部，实行整编，接受改造，真正成为一支革命军队。并明确告慰龙绳曾：“经西南军区批准，将你所部番号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总队’，委任你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兼总队队长之职。”同时告之，在云南省政府成立后，龙将任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龙绳曾当时表示：“诚恳接受教诲，绝不辜负厚望。”昭通成立剿匪委员会，龙绳曾任委员。

 但安纯三的反人民本性没有改变，不愿甘心诚意交出自己手中的政权和军权。在昭通接管后他从昆明回来不久，即于1950年4月28日夜晚，从昭通城内出逃，在云、贵边界的昭通、威宁、赫章、镇雄等县一带，组织土匪武装进行叛乱，垂死挣扎。在其叛匪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以后，他只身逃往昆明，经亲友多方劝导，于1950年12月26日被迫向人民政府投案，收监关押以后病死狱中。

按照已达成的整编协议，龙绳曾应将分散在各地的“尹武纵队”全部集中到昭通，但他一再以“所属官兵彝族居多，不易集中”为由，拒绝将驻扎在巧家、永善和凉山地区的2000余人武装集中起来。在昭通警备区司令员张显扬、政委薛韬、副司令员雷展如长达两个月的耐心说服教育下，延至5月23日，身为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的龙绳曾被迫同意，将其驻昭通城区的警卫一、二、三营和炮兵营1300人就地集中，警备区当即派出了以一二九团副政委周政宜为首席的军事代表进驻龙部。心怀鬼胎的龙绳曾，对军代表模范遵守“约法八章”、“四项忠告”，在整编部队中逐步产生了影响，建立了威信十分害怕，便一方面限制部属，不准接近军代表，规定：“凡私与军代表接近者，以杀头论处”。另一方面以保护安全为名，派特务跟踪盯梢，限制军代表的行动自由，不断寻衅肇事，公然殴打3名军代表致伤。

与此同时，龙绳曾提出了加强“囤粮”、“夺枪”、“争地盘”的口号，伙同安纯三一道，加紧了与四川、贵州匪首及胡宗南残部罗湘培、陈守均、安尊三、田栋云、龙定洲的勾结，组织名目繁多的“反共救国军”、“反共自救军”和各种“抗粮军”与共产党、解放军、人民政府的军事接管、征粮、改造起义部队相对抗。在1950年4、5两个月，龙绳曾就制造了“巧家平地营血案”，会泽“中寨暴动”、“支锅山事件”、“永善大井坝事件”等等，造成了解放军的重大伤亡，人民群众蒙受了重大损失。

龙绳曾玩弄种种政治阴谋，犯下了累累罪行，但为争取挽救他，教育他痛改前非，促其醒悟，停止作恶，转到人民立场上来，警备区领导多次邀请他来司令部协商解决在昭通发生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在铁的事实面前，龙绳曾仍然抵赖说：“不会有此事，也不知道有此事。”当张显扬司令员将截获蒋介石任命他为“滇东北军政长官”、“川滇黔康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密令电文拿给他，诚恳地告诫说：“你既然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副司令，又暗中和国民党往来，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云南老百姓知道了，对你不好呀！”并要求龙绳曾发表声明，不接受蒋介石的委任，但龙绳曾不听忠告，矢口否认：“张师长所说，绝无此事，故无声明之必要”。

纸是包不住火的，谎言只能是自欺欺人。为配合蒋介石的“大西南游击计划”，龙绳曾加紧了反革命叛乱的准备。5月26日晚，他在其营以上骨干会议上宣称：“我们受到了拘束，毫无自由，如不另图谋，无法生存。”宣布：“已与镇雄陇德华兄弟，彝良李德兴，威宁安尊三、陈守均，盐津江瀛洲，川南田栋云取得联系，要他们6月6日前，赶到附近”。6月12日，龙绳曾又在其公馆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正式宣布7月1日全面暴动，后考虑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唯恐解放军有所防备，又“怕时间拖长，泄漏机密，前功尽弃”，故又决定提前到6月18日端午节进行暴动。并通知各路土匪会聚昭通，配合行事。

龙绳曾破坏协议，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引起了指战员们高度的警惕，就在龙绳曾磨刀霍霍，紧锣密鼓时，警备区司令员张显扬、政委薛韬，仍以大局为重，6月17日又特邀龙绳曾来协商解决，龙以“身体不适”予以拒绝。6月18日凌晨，当龙绳曾私自移动部队位置，占领昭通城内制高点，在监狱附近和警备司令部周围布下便衣，千钧一发之时，张显扬司令员派人送亲笔信给龙绳曾，劝其“悬崖勒马，停止作恶，立即撤销叛变计划，停止叛变行动”。

利令智昏的龙绳曾，自认为四十三师的部队已分散到各县，昭通城区只有师直机关和一个营的兵力，在各路土匪没有按时赶到昭通时，于18日凌晨6时，率先向警备司令部和一二七团一营开火合围，至此，解放军最后争取无效，不得不以武力反击。

昭通警备区警卫连英勇善战，将突袭司令部的叛匪围歼，侦察连勇猛机智，迅速包围叛匪作战指挥部龙绳曾公馆，激战中击毙在督战指挥的龙绳曾。向大山包、炎山、梭山方向溃败潜逃的叛匪被迂回拦截，全部歼灭。龙奎垣企图带领叛匪在攻击高桥院后，占领凤凰山，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即被包围，解除武装。

龙绳曾坚持反动立场，自不量力，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两个小时激战中以失败而告终。此战共歼匪首龙绳曾及其以下219人，俘龙匪干将唐声周及其以下1628人，解除“尹武纵队”副司令龙奎垣300余人的武装。缴获六○炮2门，各式机枪29挺，长短枪1356支，炮弹46发，子弹21230发，手榴弹229枚，炸药108公斤，电台1部及军用物资一批。

龙绳曾叛乱的企图由来已久，就在龙绳曾叛匪被歼的当天上午，驻巧家的一二七团二营，在迤车捉到龙的管家邓盛安和蒲金富，缴获龙绳曾给其团长康成英的亲笔信：农历“五月五日（端阳节）我们在昭通进行军事行动，希望你们在迤车统一配合行动。若能消灭迤车共军和区政府为上策，尔后渡金沙江向大凉山龙定洲靠拢；若不能实现军事计划，即秘密把部队拉过金沙江。”在埂堡战役被俘的郑霖、侯兴富等口供讲得更清楚：“我们龙总司令的计划是把精锐部队放在凉山，以巧家的对坪子和金沙江以西的埂堡为基地，并有贵州那里的安纯三，罗湘培，川南的田栋云对昭通的包围，不仅可以控制滇东北，而且凉山也是我们的。”但这一切不过是龙绳曾的黄粱美梦而已。

平息龙绳曾叛乱后，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龙被扑灭后，大凉山彝民及川、康、滇、黔边区工作今后好做些。”四兵团陈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对此给予高度赞扬。陈赓来电说：“你们打得好，为云南人民拔除了祸根。”宋任穷说：“你们打得好，为民除了一害。”龙云奉毛主席的安排来云南处理此事说：“我儿子很坏！”龙绳曾叛乱被击毙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川康滇黔边区和云南全境，广大人民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云南日报》于6月23日发表了云南军区司令部公报：龙绳曾叛变“争取无效，已予全部歼灭。在扑灭龙绳曾叛变战斗中，缴获龙匪来往信件多种，证明龙匪蓄谋叛变并非一日”。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