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中的昭阳——人物风采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大批人，在贡献，求索。他们吃苦耐劳，创造了灿烂的业绩；他们能文能武，独领一代风骚；他们能谋善断，气吞锦绣山河。从古至今，凸显出了一大批博大而坚韧、卑下而高贵的人们。在他们的一生之中，有着同一种精神，执着，追求，生生不息。在此，也仅是作古的部分人物，其涵盖了军事，文化，爱国人士等。他们是：

萧瑞麟(1868-1939)，字石斋，昭通永丰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1896年任恩安县风池书院山长，1904年10月被选送日本宏文学院学习师范，回昭后于1906年创办了昭通第一所师范学校——昭通五属师范传习所，兼设两等小学堂，此期间，龙云在萧先生创办的学堂曾学习三年。1912年，萧瑞麟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后任四川彰明县、云南顺宁县(今风庆县)知事，1922年任普洱道尹兼思茅关监督、普防警备司令。1934年，萧瑞麟被聘为云南通志馆编辑，参加《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承担《土司》，《乌蒙纪年》部分的撰写，成书1卷。撰有《左徽》、《榴花馆诗序》、《东瀛参观记》等。

龙云（1884—1962），字志舟，彝族，民国时期云南省军政首领，爱国民主人士。1884年11月27日(清光绪十年十月初十)生，昭阳区人。1915年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四期步兵科毕业后，在云南督军唐继尧部下任近卫军中、大队长等职。1922年升为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1926年改任昆明镇守使。1927年2月与胡若愚等发动倒唐政变，投向广州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

1928年1月17日，任省政府主席，奠定了他此后统治云南18年的基础。

1937年8月，龙云在赴南京参加商议出兵抗日的国防会议期间，慷慨陈词“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表示“滇省军队已经整理就绪，随时皆可为国家而效命也”，代表云南各族人民表明了坚决抗战的决心。此外，龙云还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商谈了国家、民族问题，并商定了双方建立无线电联系的事项。龙云回到云南后，仅用28天，就组建了约4万人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0军，以卢汉为军长，于1937年9月9日誓师北上抗日，开赴抗日前线，紧接着，龙云又继续组建了第58军、新3军等开赴抗日前线。这样，云南为了抗战，共先后派出了3个军约22万人，加上征送中央项部队的5万余人，共出师约27万人开赴抗日前线，且几乎全部装备、给养由云南自筹。滇军在台儿庄战斗及以后的对日作战中，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龙云的故乡，深处内地的昭通一县就有近千人在战场上牺牲。

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加强云南大后方的作用，对抗战作出了几个重大贡献。首先是滇缅公路的修筑，从1937年10月起，每天出动几十万人次，依靠简陋的工具和原始的方法，挖山开路，肩挑人扛，至1938年8月，滇缅公路中国段全线通车。英国《泰晤士报》在连续三天报道了滇缅公路和修筑情况后，认为如此艰巨的工程，“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特派美驻华大使詹森前往考察，詹森考察后认为：“此路纯由民间用普通工具完成，无任何机械辅助，惊为世界奇迹，可同巴拿马运河相媲美”。龙云把改善交通，修筑道路，看作是云南对全国抗战的巨大贡献。这一时期，全省总计完成3000余公里的公路建设，对改善云南的交通、运输物资支援全国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滇西抗战。1942年5月，驻缅日军开始入侵云南，在云南军队的顽强抗击下，在怒江歼灭日军500余人，阻止了日军沿滇缅公路向东突进的企图，形成了敌我隔（怒）江对峙的局面。1944年，滇西军民相互配合，向日军展开反击，先后收复了腾冲、龙陵、芒市、畹町等失地。

“七·七”事变后，云南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接着，北方几所大学又纷纷迁往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大批仁人志士汇聚昆明，使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为了保护民主势力，龙云拒绝与国民党中央派来的特务合作，利用他云南军管区司令和昆明行营主任的职务，不许中央军进入昆明市内，不许中央系统的宪兵、警察在市区执行任务。1943年，民主运动复苏。10月，中共南方局派华岗到昆明做龙云的工作，并在五华区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同延安中共中央和重庆中共南方局保持联系的电台，1945年春，《新华日报》和《群众》半月刊也在昆明公开发行。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之后，他明令保障云南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提倡出版自由，允许游行、示威等活动，使昆明逐渐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龙云外出从军后，对家乡的建设仍十分关心。1924年，他捐资并倡议开凿了从昭通城南簸箕湾与昭鲁大河交汇的河道，长13余公里，取名“龙公河”。1928—1933年，他又分别为昭通等十县联合女子中学、昭通女子初级中学、民众教育馆、炎山小学的修建捐资。1931年，由龙云、卢汉为主要资助人，由安恩溥直接筹办了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昭通开展开垦、采矿、开办电灯厂等事项。1934年，龙云又为昭鲁水利治理工程捐资。此外，龙云、卢汉还在昭通城内统一修建了两层带外走廊的木结构住房及铺面一百套，形成了一条整齐的街道——云兴街。

    在抗战期间，龙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1943年秋，龙云回到昭通视察，在欢迎会上，他作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演讲，揭露了当时独裁者的专横，指出抗战取得的伟大成就，激励家乡人民保家卫国，支援前线，抗战到底。由于云南在军政各方面都与蒋介石政府保持相对独立状态，与蒋介石貌合神离。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乘滇军主力入越受降，昆明防务空虚之际，以武力强行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和权力，命龙云前往重庆，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实为软禁。此后，龙云一直对蒋介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他担任国民党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位列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时，当蒋介石要求他拟出“剿共”、“戡乱”计划时，他直率地说：我只会搞国防计划，不会搞内战计划。并同民盟加强了联系，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

1948年12月9日，经精心安排，龙云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传奇般地到达香港。他在香港一方面通过各种新闻媒介批评蒋的腐败统治，一方面派遣安恩溥等回到昆明，协助卢汉筹划云南反蒋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8月13月，龙云与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批判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政策，明确表示脱离国民党。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云南和平起义，在云南起义的整个准备过程中，龙云起了支持和促进作用。为了表示同旧社会彻底决裂，他以惊人的毅力戒掉了吸了几十年的鸦片，后于1950年1月18日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等职。协助政府，在安定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5—7月，龙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人大常委等几次座谈会中，发表了直言不讳的重要言论，如干部政治作风问题、高干子女的教育问题、对少数民族的看法、对土地改革的看法、对苏联的看法等，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1962年6月27日，龙云因患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28日，中央统战部决定摘掉龙云的“右派”帽子，组成了以陈毅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7月2日，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前往吊唁时，肯定了龙云一生中反蒋、抗日、联共的三大功劳。1980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龙云恢复名誉。1984年11月29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行纪念龙云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会上肯定了龙云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光荣一生。

龙志桢（1889―1935），彝族，汉名龙登凤，彝族名字纳吉美吉，龙云胞妹。龙志桢自幼沉静端庄、受书聪颖，随兄长从炎山到昭通城求学，后就读于昭通女子学校，旁涉经史，益明大义，武能骑马打枪，文能书法词章。求学期间与龙云同窗好友永善黄华卢奎益自由恋爱并经双方家长同意订婚。不料出嫁前，卢奎益按照风俗在前往龙家下彩礼的途中，遇到劫匪而在械斗中不幸身亡。之后，龙志桢均未应允多家提亲而终身未嫁。

龙云离开昭通后，龙志桢在照顾母亲的同时，承担起了兄长在外拼搏的家庭后盾，1928年主持筹建家祠，1930年动工，并创办了昭通史上第一所幼儿园、簸箕湾志桢小学、炎山梭乐小学、回龙场小学、昭通女子中学等。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捐资兴修了十五公里的龙公阴河，创办实业公司，开办糖厂、减免地租，募民开荒、开办乡场、倡导禁烟、开放女子裹脚、并亲自讲台执教，教书育人、移风易俗等。

1935年9月2日龙志桢前往黄闸工地视察时，溘然病倒地，医治无效而逝世在昭通云兴街龙公馆内。龙云接到安恩溥急电后，悲痛万分，之后抹泪亲自撰写了“胞妹龙志桢墓表”。

龙志桢离世安葬簸箕湾小松山龙母墓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中正拜题墓碑“褒□贞孝龙志祯女士之墓”，由云南省政府委员兼云南通志馆长周钟岳生拜书。

1937年，国民中央政府在云南地方政府的请表下，颁布了褒扬龙志桢“贞孝慈祥”榜额，林森代表国民政府题赠“坚金粹玉”四字。并在昆明圆通山为她竖立“贞孝慈祥”石牌坊，坊上刻国民政府褒扬给龙志桢的赞词及对联，由袁嘉谷、周钟岳、由云龙、任可澄等人书写。至此，龙志桢即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个由政府褒扬的贞节孝女。

包鸣泉(1893.7.23～1983.11.13)，字培卿，昭阳区人。自幼就读于私塾，后入县两级小学高级班，1913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二师范。1918年毕业后，执教于县立小学。1931年任县立小学校长，从1933年起，在云南省立第二中学任国文教员。1934年7月，和杨履乾一起被各界人士推举撰写《民国昭通县志稿》。时杨履乾已近70岁，他二人在各界人士的协助下，历尽千辛万苦，至1935年3月，全书24卷即告完成，为昭通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1943年，包鸣泉任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1944年12月，任县第一届参议会议长。同年，县立中学创设，包鸣泉任第一任校长，学校开创之初，诸事艰辛，凡一切筹建事宜，他都与同事慎重斟酌。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近尾声，各地争民主、争自由、争取抗战胜利的呼声愈加高涨。在包鸣泉的主持下，县中的教职员工认真负责，学生勤奋刻苦，校风民主，深受社会各界的称赞。1945年上半年，他积极支持学生办起了壁报，并题词：“言论尽量发挥，文章尽力写作”，鼓励同学们学习时事，关心国家大事。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消息传到昭通，群情振奋。昭通五所中学的学生自治会决定在5月4日召开庆祝大会，举行庆祝游行。包鸣泉知道此事后不仅大力赞扬学生的这一壮举，还让学校总务处准备小纸旗、标语用纸等，供同学们使用。

1945年，昆明学生运动“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消息传到昭通，包鸣泉在给学生上课时，激动地讲述了惨案的经过，当他讲到昆明国民党警备司令关麟征说：“学生有争民主的自由，我们有开枪的自由”时，激动得连讲几遍“卑鄙、无耻！真是卑鄙无耻！”眼睛也湿润了讲不下去，取下眼镜来擦了几次，课堂上顿时鸦雀无声，同学们受到极大震动。最后，他提高嗓音质问道：“学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屠杀学生？真是黑暗透顶！”在他爱国激情的鼓动下，县中的全体同学参加了有5个中学组织的声援昆明学生正义斗争的活动，举行了追悼会和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募捐等活动。包鸣泉还为追悼会写了“一二·一惨案上为日星下为河岳，亿万亿哀声见诸天地质诸鬼神”的挽联，表达了他内心的悲愤之情。

1946年6月，国民党在东北挑起内战。7月，在昆明发生了枪杀民主人士的“李、闻惨案”。一时间，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包鸣泉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他自己的身份和威望掩护了一部分进步师生安全转移。1947年，由于内战，致使物价飞涨，钞票形同废纸。此时，包鸣泉以县参议长的名义提出了小学教师工资折发实物，以保障教职员工的生活。在他据理力争下，下半年，实现了小学教师的月薪改为以大米计算。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他为当时的教师节祭孔活动写了一副对联：“可叹读书人，惟知煮藿烹葵，茹苦含辛安一饱；岂为谋食者，不惜敲骨剥髓，吮膏吸血糜千金。”表达了他对教师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愤慨。由于他坚持真理，1947年下半年，他被解除了县立中学校长的职务。同时，国民党县党部也登报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但他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处之泰然，采取“教子勤锄菜，作诗笑打油”的悠然态度。1948年，他重返教育岗位，任县中及简师的国文教员。

1950年初，包鸣泉担任县联合小学三分校校长，积极参加城乡联络委员会工作，协助人民政府做统战工作，支持和参加各项社会改革。1952年，任昭通师范学校语文教员，直到1977年退休。1953年，当选为区、县、省三级人民代表，并相继担任昭通县（市）历届政协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年逾古稀的包鸣泉受到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对他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中共十二大后，他逢人便道春光好，悬笔奋书了周总理诗作：“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抒发了他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和怀念。

    包鸣泉在昭通从事教育工作58年，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在1950年后，常以“朝闻道，夕死可亦”的格言勉励自己。在教学之余，他还精通书法和篆刻。所书落笔不苟，深有意态，其笔力飘逸、洒脱，于规矩中，别具新意，其成就影响，遍及西南各省，作品曾在成都、贵阳、昆明、思茅等地展出。篆刻以汉印为宗，兼参隶意，沉朴雄厚。他是云南省书法协会会员，昭通地区书法协会名誉理事长。

1983年11月。包鸣泉在昭病逝。

卢汉(1895.2.6—1974.5.13)，彝族，原名邦汉，字永衡。昭阳区炎山乡中寨村人，彝姓吉迪。

1912年5月，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学习。1914年毕业后任见习排长，后随护国军入川，任驻川滇军成都兵工厂保厂营中尉排长，后任连长、副营长。1920年回昆明后任唐继尧“联帅”府少校副官。1922年3月，唐继尧回滇，卢汉任近卫军第三团团长，1924年底，任龙云第五军七旅旅长，随军进攻广西。

1930年6月，卢汉任讨逆军第十路军前敌总指挥，向广西扩展势力，但却遭到惨败。龙云乘此机会，提出了“废师改旅”的整军方案。1931年3月10日，卢汉、朱旭、张冲、张风春四师长不愿兵权被削弱，在宜良召开会议，要求龙云“清君侧”。但不久就以闹剧形式告终。卢汉等四师长被撤职，卢汉改任督练处长。在以后的几年中，他没有直接掌握军队，而是主持整理省内财政，向法国、比利时购买武器等事项。

1937年“七·七”事变后，身处大后方的龙云毅然表示派军参加抗战，组成了以卢汉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60军，辖三师六旅十二团，10月5日，60军在昆明誓师北上抗日。1938年4月，60军调往徐州战场，并被立即派往台儿庄以东运河北岸之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等地，接防于学忠、汤恩伯部防地。因于、汤两部未等60军前来接防，已在日军的进攻下溃退下来。22日，60军183师即与日军突然遭遇，队伍未及展开，陷入一片混战之中。在这紧急关头，卢汉临危不乱，一面命令预备队迅速展开构筑工事，一面亲临战场，将混乱的队伍编队进行反冲锋。一时间，号声震天，喊声动地，反复数次后，顶住了日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先头部队183师尹国华营，在乍遇强敌的情况下，与敌展开肉搏战，激战三昼夜，使后继部队得以展开，全营除一名士兵生还外，其余5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之后，在台儿庄正面战场上，60军对日军第5、10师团三万余人全面展开阻击战。面对具有优势装备的日军，全体将士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以前所未有的牺牲精神与日军展开血战，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台儿庄东面的安全。27日后，卢汉将主力转移到禹王山，形成了以禹王山为中心的防御阵地。依靠这一阵地，自28日起，同日军展开战斗，直至5月14日，阵地仍然牢牢掌握在60军手中。至此，日军由台儿庄直下徐州的企图，因60军的顽强战斗而终未能实现。卢汉率部在台儿庄苦战27天，有效地扼制了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方报纸也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而60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军共38 424人，投入战斗者35 123人，牺牲13 869人，伤4 545人，失踪450人。当部队转移到武汉时，只剩下不足2万人，仅能编成一个师(184师)。1938年7月，60军扩编为第30军团，卢汉任军团长，全军团在阳新、通山、排市、木石港一带参加武汉保卫战。10月下旬，武汉失守。这时，卢汉因患盲肠炎请假至长沙就医，后转送贵阳，最后回到昆明养病。

1938—1945年，卢汉先后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滇南作战军总司令、滇越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等职。1945年春，授中将加上将衔。卢汉在战事之余，很关心家乡的建设，他和龙云一道，参与了投资建设炎山小学、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兴街的建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卢汉被委任为驻越地区日军受降司令官，指挥所部负责接收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1945年9月28日，在河内前法国驻越总督府内，正式举行了受降仪式。

1949年，随着云南战略地位的日显重要，蒋介石逐渐让卢汉掌握了一些实权。6月28日，卢汉就任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同时，卢汉对国民党中央也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对云南的控制权寸步不让。并通过各种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而在香港的龙云，曾多次来人来信，劝说卢汉及早举行反蒋起义。同时，在东北战场被解放军俘获的一部分滇军官兵，经教育释放后回到云南做卢汉的工作。中共云南地下党各级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这样，在卢汉周围的军政人员中，形成了一股主张反蒋投向人民的力量。卢汉为使起义能一举成功，先后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阻挠蒋介石以西南为最后反共基地的计划在云南的实施和国民党残军退入云南，驱逐国民党势力，限制其活动，预作军事布置等。并于8月派人联络四川、西康的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人，约定同时起义。8月14日，因龙云在香港宣布“云南起义”，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调集军队准备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并电召卢汉赴成都开会，对卢汉实施了很大的压力。因起义准备未绪，卢汉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如发动“九·九”整肃，11月，他又利用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将被捕的400余人全部释放。12月初，各种起义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而解放军也已推进到云南边境。1949年12月9日晚10时整，卢汉向所属各部门及全省宣布：“云南起义了”，并发出通电。起义之后，毛泽东、朱德等发来贺电，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程”。12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统一军政指挥，成立了以卢汉为主任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并指挥起义部队同国民党中央军进行了艰苦的“昆明保卫战”。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解放大军进入昆明，卢汉在欢迎大会上致词，对解放军进军云南歼灭敌军，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并决心至诚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实行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及共同纲领，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云南而努力。1950年3月4日，成立了云南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9日，卢汉宣布将各地政权完全移交给军管会接管。1950年6月，卢汉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7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之后，卢汉长期在北京任职，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代表，第二、三届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届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民革台湾和平解放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访问，并经常到全国各地参观视察。

1974年5月13日，卢汉因肺癌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终年79岁。

彭勤(1896—1979)，昭通昭阳人。与龙云一起师从马得胜、郑海波等拳师习武。1918年考入驻粤滇军干部学校学习，云南讲武学堂第十九期毕业。历任98师旅部少校副官、60军1080团营长，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1943年调任20师副师长、主任参谋。1940年因伤回昭通。平生嫉恶如仇、为民除害，被地方民众颂为“义侠”。晚年致力于教育，授徒首重武德。要求学生树立“卫国为民”的习武观。1953年在巧家县参加土改，回昭后进入县政协工作。后被选为昭通县第三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

张希鲁(1900.3.6一1978.1.25)，名连懋，字希鲁，号西楼，昭阳区城区人。

1930年，张希鲁任教于省立第二中学和昭通女子师范学校；1931年兼任昭通民众教育馆筹备员，从事教育及考古工作。张希鲁在教学之余，酷爱文物考古。尽力之所及，进行发掘和购求。课余常向学生讲文物的重要性，启发他们保护和重视文物；有暇则亲往四乡访求，用自己教学所得的微薄收入，购求流散于民间的出土文物。1931年夏，主持发掘后海子古墓，发现风神石石刻；1933年，购获汉“阳嘉二年朱提造”双鱼铜洗。

1934年，张希鲁以执教4年节约下来的收入，及云南省政府教育厅的补助，外出考察文物，取道四川，沿江东下，抵南京，转北京，与容庚、高阆仙等学者探讨学术。同时，参加了容庚主持的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术组织—考古学社。后与云南通志馆的方树梅同行，历经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河南、陕西、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沿途搜集文献文物，与当地学者交流切磋，历时一年半。张希鲁回云南后，于1935年秋应邀前往楚雄中学任教。1937年春，为研究地方历史、为云南通志馆提供文物资料，张希鲁返回昭通，仍任教于省立第二中学。在教学过程中，常自编自刻讲稿，为学生介绍甚至代借参考书籍，对学生严格要求，范文多要求学生背诵。在讲授中国历史时，能论及兴替得失缘由，并能联系当时和当地的实际讲授。抗日战争期间，讲述了许多民族英雄史实，以激发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对学生注重品德礼貌教育，身体力行，对贫困好学的学生还时常给予资助。受他教育和熏陶过的学生、群众，都具有重视和保护文物的习惯。1937年，购获汉“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双鱼铜洗，汉虫鱼铜器，汉朱提银锡白金。1941年同梁绍美结婚，时已41岁。1942年12月，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所聘，任西南文化研究室特约编辑员。1950年，购获汉“阳嘉四年堂狼造作牢”铜洗。

1950年以后，张希鲁先后执教于昭通地区第一中学和第二中学，1962～1963年，在昆明政治学校学习，1963年调县文化馆工作，专事图书、文物管理。他多次发起举办文物展览，宣传介绍历史文物知识，弘扬家乡历史文化，使人们更加热爱家乡，并拟写了《文物保护规定》请地方政府颁布。积极为《文物》、《考古》等杂志撰写文章，在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报和京、沪刊物发表文章，向四川、贵州等省提供历史文物研究资料，并先后向北京历史博物馆和云南省历史博物馆捐献了聂耳印章、晋南夷长史印鉴等文物。1952年，当选为县政协常委，1953年，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3年12月特邀为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希鲁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关押、批斗，强制进行惩罚性的体力劳动，其家先后三次被查抄，夫人梁绍美因受刺激，导致精神失常，于1966年11月自杀身亡。1967年，张希鲁得到平反。

张希鲁病危时，曾于1979年1月17日写信给中共昭通地委宣传部，愿将自己保存的全部文物捐献给国家，望责成专人管理，以免有失，“好让后来学人，对研究地方历史作出其应有的贡献”。1979年1月25日病逝于昭通。他逝世后，女儿张有初、张成初又秉承其遗愿，向政府捐献了137件历史文物、630多枚古钱币、225幅名人字画、163册碑帖、5140多册新旧书籍以及许多文物拓片。其中较为珍贵的有：汉“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双鱼铜洗、汉“阳嘉二年朱提造”双鱼铜洗、汉朱提银锡白金、风神石画刻、民族铜钟、聂耳印、赵藩题跋的孟孝琚碑初拓本，以及担当、钱南园、林则徐、王梦楼等人的书画真迹。这些文物大都为《新纂云南通志》和有关学术著作所著录，是研究昭通地区历史和文化的珍品。为了保护好捐献的文物和做好文物保护工作，1980年成立了昭通地区文物管理所。

张希鲁的著作大部分发表和出版于1950年前，有《国学读法》、《杨恩浓传》、《袁屏山传记》、《西楼文编》、《西南古物的新发现》、《汉金石图跋》、《蜀游杂记》、《漫游微影》、《滇东金石记》等。他逝世后，中共昭通地委、行署决定整理、印行他的遗著。1980年，浦汉英将他的遗著整理编辑为《西楼文选》，由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西南师范学院邓子琴教授作序，于1985年由昭通地区《西楼文选》编辑组、昭通行署文化局编辑印刷成册。

姜亮夫（1902.05.19—1995.12.04），名寅清，字亮夫，昭阳区人，1902年5月19日出生于昭通城，是云南现代学者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被尊称为一代国学大师。他在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突出的建树，尤精于楚辞学、敦煌学，著述众多，享誉海内外。他的《中国声韵学》是我国较早全面概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之一；《瀛涯敦煌韵辑》恢复了我国已失亡1300多年的隋代音韵学家陆法言的《切韵》残本，《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莫高窟年表》为敦煌学奠基作品之一，《昭通方言疏证》是云南地方文化研究的光辉典范。而他最大的学术建树，则是以他180万字的巨著《楚辞通故》为代表的一系列楚辞学论著，它集历代学者考释楚辞词语的著述，并另开生面地从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考古、民俗、动植物等诸学科研究楚辞的论著，把楚辞研究从传统的章句之学中解放出来，走上综合研究的道路，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由于他在敦煌学研究方面丰硕的学术成果，使得他所在的杭州大学成为与北京、兰州并列的我国敦煌学三大研究中心。同时，姜亮夫还是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并被国家教委聘为教育学术顾问、终身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先秦文学卷主编、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音韵学会顾问、中国训诂学会顾问等职。

姜亮夫自小就受到民主爱国思想的熏陶和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1918年考入昭通省立二中，1921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师于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家。1927年后，先后在南通、无锡中学及上海、大夏、暨南、复旦、持志、河南和中山大学任教授。1930年经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介绍，拜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师，深受教益，因此，姜亮夫常说：“太炎先生教益，使我一生受用无穷，使我一生不敢稍怠。”

1935年夏天，姜亮夫申请云南官费留学未成，便用出卖自己书稿所得，自筹经费，到法国巴黎大学研究考古。到巴黎后，在对收藏、研究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参观、考察过程中，姜亮夫见到了数千件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从中国掠夺去的和被无耻国人盗卖的中国的珍贵文物。看到这些流散在外的祖国文化瑰宝，姜亮夫痛心疾首，为挽回失散的文物，他毅然决定放弃研究考古获取博士学位的计划，集中精力，把一切可能接触到的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在强烈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姜亮夫节衣缩食，每天黎明即到图书馆、博物馆，紧张地抄写、拓摹、拍照、校录，直到傍晚图书馆关门后方回到旅店，稍稍休息后，即在灯下整理白天所获资料。就这样，姜亮夫遍查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的中国古文物，凡属重要、须带回国的都作为抄录，拍照和拓摹，对一些重要的文书经卷，为保留原样，供作研究，除拍照外，他均照原件细心拓写。此后，姜亮夫又先后到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意大利罗马、德国柏林普鲁士博物馆，对被从我国敦煌盗走的敦煌文物中的韵书、字书等做了搜集。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姜亮夫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先后奔波于上海、开封、西安、四川等地。而他费尽心血从欧洲带回的书籍、图片、抄片除300多张敦煌经卷因事先取出来外，其余留在泸、杭、苏州的文稿、书籍均先后毁于战火之中。当时因世界大战爆发，流散在欧洲的祖国文物有毁于战火之虞，而这仅存的300多张敦煌经卷就有可能成为孤本，因此，姜亮夫把这批资料带在身边，爱惜它们更甚于自己的生命。在四川三台，用三年多的时间，姜亮夫对这些敦煌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写成《瀛涯敦煌韵辑》一书。

1942年，姜亮夫应云南大学生之聘，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1945年，姜亮夫经顾颉刚介绍到浙江英士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

1948年初，姜亮夫重回昆明师范学院和云南大学任教授。1949年4月，姜亮夫被卢汉任命为云南省教育厅长。9月9日，卢汉发动“九·九整肃”，姜亮夫为“云南大学整理委员会”整肃委员，10月兼任云南大学校长。12月9日云南和平起义，又被推任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主要负责维持云南当时的教育秩序和对旧教育的接管、改造工作。1950年，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1952年在云南博物馆工作。

1953年，姜亮夫调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后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958年他提出了加强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典文献教学的“三古”方案，为杭州大学的学科建设做出重大贡献。1961年，全身心地投入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创设，1979年受教育部所聘开设楚辞进修班，1982年受教育部委托，在杭州大学开办敦煌学讲习班；同年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1995年12月4日，姜亮夫病故于杭州，享年94岁。

吴希龄（1903—1995），名美键，字希龄，号老鹤，昭阳区人。中国美协云南分会会员，昭通地区群艺馆美术顾问，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昭通分校国画教师，昭通市政治协商会委员。自幼酷爱绘画，自学成才，尤工山水，成为和袁晓岑、周霖齐名的“云南三大笔”之一，曾在云南个旧、大理、昆明等地多次举办画展。

吴希龄出生于昭通城一个经营杂货的小商家庭，自幼酷爱绘画，8岁学书，12岁学画，拜昭通名士周和卿为师习文，拜昭通书画名家陈举之习画。13岁时，家道中落，遂到关河边城盐津县的盐号里当学徒，自此一生漂泊，从云南到四川，后又旅居昆明，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昆明、个旧、下关等地举办个人画展。1952年，由下关转回昭通。1978年以后，其作品多次参加了省、地、市的美术作品展览。省、地两级曾为之举办过省的“四人联展”和地区“四人联展”。昭通市为之举办过个人画展。

在学画生涯中，曾经滇戏泰斗栗成之引荐，从师于昆明画界名师王铮先生，并与书画名家周霖、袁晓岑等人结伴习画。专攻山水，间习翎毛、走兽、竹石，旁及诗文、金石，对傅抱石、徐悲鸿的绘画和理论有较为深入的研究，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他的作品章法严谨，墨色滋润，设色高雅，意境幽深，苍浑厚朴，和谐静穆。晚年作品更是充满了禅意和灵性，归朴返真，取法自然，苍劲雄浑，吸纳了众多山水之精粹，从广阔的角度表现了祖国河山之壮美。其擅长于山水，题材多取自于乌蒙山区，以小见大，独具匠心，主题多孤独冷寂，意象飞腾，荡气回肠。吴希龄犹重品质，他说“画与品重，其次才看画的好坏”。他很欣赏画的“富丽堂皇之形易致，潇疏野逸之境易致，间和宁静之心难寻。”曾写过这样一首小诗：“胸藏千尺岩，殊从笔底来，误落墨数点，且当檐前苔。”

吴老不为名不为利，多年苦练，功底深厚，技巧高超，形成自己独有风格，其绘画在昭通绘画界有着崇高的地位。八十年代，除云南省美协专门对吴先生和许敦谷先生、孙光宗先生举办“三老”画展外，又多次在昆明参加多个画展和举办个展，之后又在昭通举办了个展和多次联展。晚年时，在自己创作的同时，不忘扶持后生。对年轻人不吝赐教，对虚心求教者认真讲解，诚心扶持。为使中国画后继有人，繁荣美术创作，不顾龄高体弱，先后到镇雄、彝良、威信等8县讲学，平生从学弟子很多，求画者甚众。

浦光宗，1903年2月生，昭阳区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昭通旅省学会”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12月下旬，由省临委派到昭通了解党组织情况和党的农村工作。1929年2月25日上午，浦光宗安排费炳带领几个准备发展为共产党员的积极分子，在南郊望海楼向昭通党组织传达省临委《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

1930年，云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浦光宗继续在浙江、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云南地下党恢复重建后继续以担任国民党公路工程处主任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1940年至1946年期间，浦光宗先后任滇越公路工程处工程师，云南矿业公司土木工程处处长，南盘江水利工程处处长，蒙河公路工程处处长，云南公路局长、总工程师。在这6年中，他和妻子宋方在曲靖、陆良等地保护和掩护一批地下党的同志开展工作。

1950年，云南解放后，根据陈赓司令员指示，浦光宗主持修建碧河公路。1953年4月，浦光宗被调到省公路建设指挥部任工程处副处长，主要负责南润到勐定的南大公路和个旧到金平的个金公路建设。浦光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和真理的一生，他为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促进卢汉起义重要事件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为云南公路交通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3年5月，在昆明病逝，享年100岁。

王启瑞，1903年生，昭阳区人。1919年考入云南省立昭通第二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浦光宗、杨恩龙、姜穆清等同学，积极参与学校成立“昭通学生爱国联合分会”，开展反抗昭通驻军旅长蒋光亮称霸地方的军阀斗争，是昭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学生爱国运动。

1920年，在省立昭通二中进步教师戴仁浦的引导下，参加了秘密读书会，阅读了《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认识。1924年，从省立昭通二中毕业考入省立昆明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联”，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2月6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倒唐运动”，史称“二六”政变。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昭阳区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进步青年。为培养和发展中共党员进行革命活动，4月在昆明组织成立了“昭通旅省学会”。1929年2月13日，受中共云南省临委的指示，到昭通指导中共地下党开展工作。2月25日，在参加省临委组织的陆良武装暴动中被捕入狱。1932年，经孙承光找云南省主席龙云营救出狱，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1935年，大学毕业后受聘到河南省信阳中学任教。1936年8月，王启瑞回到昭通，任省立昭通中学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聘请中共党员李子坚、进步教师吕耘艺到昭通中学任教，为昭通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40年至1949年，王启瑞在担任蒙自中学校长、省教育厅督学、富民县县长期间，为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为掩护、保护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曾多次被国民党撤职。云南和平解放后，王启瑞任云南省教育厅中学科科长，1951年调任昆明市第四中学校长。1952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免职，并受到错误处理，1986年恢复党籍。

1987年，在昆明病逝，享年85岁。

张守玉（1903—1990），女，昭阳区人。先后就读于县立女子小学、女子师范、昆明法政学校；期间，曾当过小学教员、地方法院承审员。1939年，经考试录用到省盐运署，任总务。后经商，家境日渐富裕。为人正派，重义轻财，思想进步，爱国爱乡，被推举担任昭通旅省同乡会理事长，当选省参议员。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多次资助、掩护、保护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9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关押，云南和平解放前夕获释。1950年3月回昭通定居，在县政府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纠正，恢复政治名誉，任昭通市（县）政协常委、副主席。1990年病逝，终年87岁。

谢饮涧（1906—1997）：昭阳区人。1921年到昆明学习中、西绘画。1925年返昭后开设画馆，从事专业绘画工作。1929年起，曾先后任教于昭通女子中学、昭通一中、昭通师范学校。作品情景交溶，画间盎然。在书法上造诣犹深，擅篆、隶，笔法道劲。又兼爱金石之学，对本地文物如汉碑、晋墓、唐摩崖，推研考证，并著有《汉孟孝琚碑考释》、《昭通东晋墓画述要》、《关于唐滋题名摩崖》等书。曾任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云南分会会员。

谢饮涧（1906～1997），名文冏，字饮涧、允鉴，以字行，别号鹤村野客，昭阳区人。幼年家境贫寒，1920年肄业于昭通县旧制高级小学。在校时，除专心于当时的国文、算术、史、地等科目外，尤好绘画，作品常获学校嘉奖。1922年，得友人介绍，先后投师于峨山县董贯之、晋宁县李培初、昆明杨榆村学中国画、西洋画、花鸟画、人物画，均有所成就。1923年，被董贯之遴选为助手，为省护国纪念馆绘制大型油画《护国军在昆明五华山开武亭誓师图》和《护国军在四川、重庆会战胜利图》。同年，寄作品油色、炭粉、水彩等画幅，参加滇东物品展览会展出，引起轰动，被誉为“昭通自建城百多年来首次有中、西画优秀之作品”。1924年，学成返梓，次年创设画馆，广泛搜集唐、宋、元、明、清之名人画册，勤奋临摹，以油色、炭粉肖像画为主，兼绘国画、水彩。1929～1974年，先后任教于省立昭通中学、昭女中、昭一中、昭通师范学校。

谢饮涧习书法，由临帖入径。先临钟繇、王羲之，继临王献之，后归于黄山谷，复向碑铭接受教益，犹觉不足，更直接鉴赏、摹写钟鼎彝器的款识拓片及《石鼓文》，形成浑朴不雕、风韵淳古、生意沛然的书艺风格。

1901年，被誉为“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的《孟孝琚碑》在昭通出土后，碑首断失一截，立碑年代、碑铭补阙成为学术界面对的两道难题。他认为“探讨《孟碑》，旁及地区之文物，如唐代《袁滋题记摩崖》与昭通东晋壁画，均关系国家疆土、历史及民族团结等重要见证问题。”于是坚持潜心研究，有时日以继夜的参阅古籍资料，认真考核，务求得到正确结论，以贡献于科学性方面为目的。经多方考证，得出结论：汉碑墓主孟孝琚卒在东汉永寿二年（丙申）二月，于次年（丁酉）十一月（乙卯）安葬。这一结论得到了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同。对汉碑的碑铭补阙，谢饮涧历十余寒暑，除常与省内外闻人、朋俦如李印泉、由定庵、郭理初、吴其昌、姜亮夫、游国恩等进行函札往来、深入探讨外，摩挲碑刻，驰骋情怀，浸润于历代金石、碑刻、史籍之中，于碑图、碑式、碑文几个方面，引经据典，择善而从，拟补《孟碑》遗文88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1963年3月5日，昭通城西北郊中寨村发现汉晋古墓。3月11日，时任昭通师范学校教师的谢饮涧得到消息后，即刻打电话向专署文教科汇报，吁请迅速加以保护。随后到现场详细查看，记录墓地、墓室及壁画情形。越日，谢饮涧将记录整理后分别寄姜亮夫、方树梅、张希鲁、车铭等学者；同时拟制新闻稿，经由《云南日报》、《光明日报》、《今日新闻》等进行报道。继之，完成《昭通东晋墓壁画记》一文，记述墓画发现经过、情形以及个人对墓葬及壁画的学术考证、认识，极力促成将墓葬、壁画迁移复原安置于昭通实验中学校园内，建永久性保护室。

谢饮涧著述有《跋汉孟孝琚碑》、《汉代阳嘉四年青蛉铜洗文订误》、《汉孟孝琚碑撮要》、《孟琁断碑补缺例释》、《关于唐袁滋题名摩崖》、《昭通东晋壁画述要》、《明·洪武·瞿塘卫右千户所管军印铜印题记》、《汉〈孟孝琚碑〉考释》等。

1997年4月12日，谢饮涧在昭通逝世，享年92岁。

孙承光（1906.4—1942.9），又名孙厚甫，昭阳区人。先后在上海、江苏、山东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2月，孙承光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1939年秋，担任八路军山东郓东办事处主任。

1940年3月，肖华率冀鲁边部队两个团到达鲁西，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改为抗大一分校一校，鲁西军区教导大队改为抗大一分校二校，接着北方局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西军区，孙承光任抗大一分校二校教育处长。

1941年，冀鲁西军区首长指示郑思群同志介绍孙承光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9月27日，日寇以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为中心，对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淮、范、冠）中心地区进行大扫荡。敌人以三十二、三十五师团为主力，并配属驻开封骑兵旅团和驻聊城骑兵联队，加强坦克30余辆、汽车400余部，飞机10余架，还有17个县的伪军共3万余人，向我军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企图一网打尽，消灭我军有生力量，摧毁鲁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指战员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中找到了弱点，决定从甘草固堆村以南突围，用出奇不意的战斗手段，以勇猛顽强硬打死拼的精神，坚决冲破敌人的铁壁合围。在这次“反扫荡”的战斗中，孙承光为掩护群众转移，英勇牺牲于河南范县甘草固堆村，年仅36岁，冀鲁豫军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解放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亲笔写信告慰其亲属。孙承光同志是昭通在抗日前线牺牲的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员。

费炳(1909—2001)，昭阳区人。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昭通开展地下活动发展“农翻”会员300多人，发展中共党员3人。

1931年，费炳得知云南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他就利用外出读书的机会，寻找上级党组织。1935年上半年，费炳同在武汉分校认识的中共党员吴懋德取得联系，得知吴懋德同中共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费炳十分高兴，同吴懋德协商要求恢复重建中共云南党组织。1935年10月，吴懋德改名李浩然，来到云南向费炳传达上级党组织恢复云南党组织的决定。费炳向他介绍了云南的情况，并介绍李剑秋、李立贤、李尚彬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建立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费炳任中共云南省临工委委员兼管军运工作，他利用在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当教官的身份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1937年6月费炳任省临工委书记。

1938年6月，上级党组织派马子卿到云南巡视工作，将李群杰领导的“云南昆明支部”和费炳领导的“中共云南省临工委”合并，1939年1月改建为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同年4月6日在马子卿主持下，省工委作了调整，仍由费炳任书记，他为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9年9月，国民党昆明军分校派费炳到昭通招收军分校第十七期学生，费炳到昭通后介绍昭通中学教师吕耘艺、学生李祥荣及小学老师李立昆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由吕耘艺和费炳一同介绍昭通中学学生吕茂林、傅发聪、陈靖德和林安徽参加共青团，又恢复了王正昌、马冰清夫妇的党籍，重建了中共昭通党组织。1940年，建立了昭通中心县委，负责曲靖、昭通、会泽、巧家、永善、威宁等地方党组织工作。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费炳利用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军官的身份，为云南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费炳于1983年离休，离休后仍发挥余热为党的事业工作，并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会长。2000年出版的《中共云南省历史》第一卷中，专门记载昭通籍党员费炳，为中共云南党组织的恢复重建起了重大的作用，在编写云南地方史中，费炳同志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2001年1月24日，在昆明病逝，享年92岁。

李平野（1912—1981）年，昭阳区人。1934年9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编入国民党滇军独立第五旅特务连。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云南时，李平野所在的排30多人，在排长的带领下，投奔红军，李平野被分到红军第九军团侦察连。1935年8月，因他作战英勇，思想进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任红二方面军32军282团团长，1937年4月随部队到达延安后，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后任八路军359旅717团2营营长，随即开赴抗日前线。1939年8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送入延安和平医院治疗。1940年1月，伤好后在359旅任司令部教导队队长，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4年5月任旅司令部二科科长，同时随军南下，抵河南孟县，转战东北，任东满军区延吉军分区参谋长。1946年2月任军分区独立3团团长，1947年8月任独立6师16团团长，后编入43军。随军南下后，任九江军分区副司令。1949年8月，任50军149师副师长，在成都战役中，参与了歼灭胡宗南部突围的先头部队的战斗。在解放战争中，还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和指挥过小关战斗。1950年10月，李平野所在部队奉命入朝参战，参加了渡大宁江、大小和岛、炭岛、椴岛等战斗。在突破临津江、高阳追歼战和汉江阻击战中打得英勇顽强，荣获朝鲜金日成主席授予的国际勋章、军功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1年2月，李平野调任50军148师副师长。1954年10月，进入锦州文化补习学校学习。1955年5月，被授予中校军衔、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调任吉林省公主岭军分区副司令员。1966年8月，因病离休回昭通安置。1979年被选为云南省政协委员。

1981年2月6日，在广西南宁病逝，享年70岁。

朱君毅（1916—1989），昭阳区人。1938年春，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公司职员、学校教员等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发展壮大党组织作出了积极贡献。1942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在校期间按照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积极从事宣传教育、联络进步学生的工作，主持过冬青社等进步社团工作，参加“一二一”学生运动等。1949年，受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委派到滇东北军政干校任校会委员，进行武装斗争，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32团政治处主任。

1950年后，历任绥江县长、永胜县长、云南省委组织部科长、中共西南局组织部科长等职。在担任县长期间，他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土改，巩固刚建立的人民政权。1954年，因工作需要，朱君毅调到外交部工作。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二等秘书、驻中非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学校国际法教研室及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外交部亚非司处长等职。中非发生政变时，他作为临时代办，立场坚定，与新政权谈判，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外交人员的合法权益。在外交学校任教期间，他刻苦钻研，组织编写出版了《战后国际关系史》一书。

1989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

李德仁（1918.12—2008），昭阳区人。1938年初参加革命工作，是昭通学生运动领袖。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由省工委指定为昭通党组织的负责人，组织秘密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了李长猛、蒋永尊等党员。组织成立中共昭通中学支部，任支部书记。后成立中共昭通中心县委，任书记。积极贯彻执行党在北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和“三勤”原则。1941年10月调到昆明后，仍负责昭通党组织工作。1945年8月，受省工委指派再次回昭通，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46年8月，帮助组建滇东特别支部委员会。1947年底，以省工委巡视员的身份到会泽、巧家检查指导工作，了解武装斗争的准备情况。

1949年1月，在陆良龙海山主持召开滇东北地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武装斗争、统战工作等方针策略。1948年9月起，历任滇东北地委组织部长、滇东北地委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政委。1950年3月，任中共昭通地委第二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昭通警备区副政委。1952年12月，任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副书记。1970年1月，任北方交通大学副校长、代书记。1980年6月，任中国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1985年12月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

2008年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李长猛(1921.12—2001.7)，回族，昭阳区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昭通建立了中共昭通中学特别支部，李祥荣为特支书记，李长猛为特支委员。同年，李长猛发展了孙志能、吴树云同志入党，成立党小组，由李长猛任组长，成员为蒋永尊、孙志能、吴树云，在昭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3年，李长猛负责滇东北地区的党务工作。

1944年，李长猛考入云南大学后，任云大师院第四特支负责人。1945年发展了董治安、马克让、李长彦、唐懋昌、何美玲、张源英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春，李长猛任宜良县工委书记，组织并发动了宜良县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1948年10月初，到巧家、会泽组建滇桂黔边纵第六支队32团，李长猛任32团党委书记。1949年，根据上级安排，32团秘密进入鲁甸，为攻打昭通做好准备，会同昭通特支书记孙志能，按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在昭通成立永绥县工委、大关县工委和昭通县工委，将昭通中心特支改为昭通中心县委，并决定成立3支游击部队，即“永绥大边游击大队”“盐大游击大队”“威宁游击团”，为昭通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云南解放后，李长猛同志任昭通地委委员、组织部长。1954年11月至1957年6月任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年底调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建回族自治县任第一书记。1958年，巍山、永建两县合并后，任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书记。1961年，任省民委副主任。1964年春，调西南局统战部任办公室主任。1973年，任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4月，任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83年，任省民委顾问，省政协常委、民族组组长。1987年4月离休。

2001年7月，在昆明病逝，享年80岁。

孙志能，1922年生，昭阳区人。1936年秋，考入昭通中学初21班学习，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进步组织，走上革命道路，阅读《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中共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籍，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心中萌发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1940年春，经李长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传播革命知识，培养革命青年。1946年秋，中共云南省工委设立昭通地区中心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1949年初，昭通特支改为滇东特支，仍为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昭通特支工作范围扩大，昭通各中学都开展各种进步活动，在永善、镇雄、彝良、盐津都建立党支部。1949年初，又在各地建立了一批“活动据点”。

昭通解放后，孙志能任永善县委书记、代理县长。1951年5月，调离永善，先后任鹤庆县委副书记、县长，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主任，丽江地委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芝源，1922年生，昭阳区人。1946年10月，在昭通福滇医院供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11月，被党组织派往会泽县者海滇东北军政干校学习。12月，学习结束后分到会泽县参加农村工作。1950年3月，调到彝良县工作。4月，在彝良县小草坝征粮剿匪中英勇牺牲，时年28岁。

傅发焜，1923年生，昭阳区人。194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高中毕业后继续在昭通从事革命活动。1945年秋，考入云南大学，积极参加学生革命运动。1946年秋，被党组织派到寻甸县中学，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47年春，被党组织派往宣威县宝山中学进行革命活动，担任中共宝山中学支部副书记。1948年8月，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三支队的接应下，宝山中学师生和当地农民一百多人举行了武装起义，编为三支队四大队，张白林为大队长，傅发焜任教导员。1948年12月18日拂晓，三支队在师宗县路撒村被敌人袭击，傅发焜在和敌人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

傅发焜牺牲后，中共云南省工委于1948年12月决定，将三支队分兵北上滇东北的主力部队四、六大队命名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以纪念在滇东北开展反蒋武装斗争中牺牲的蒋永尊、傅发焜两位革命烈士。

陈克祥，1923年12月生，昭阳区人。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1944年，考入云南大学社会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党员。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运动期间，陈克祥以云大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身份，积极参加编写各种揭露国民党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宣传材料，并被推选为昆明学联云大区慰问组负责人。1946年4月，云大学生自治会邀请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云大至公堂作时事演讲，演讲会由陈克祥主持。1948年，由组织派往沾益工作，组织了沾益播乐中学全校师生500余人和附近农民200余人的反蒋武装起义，建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陈克祥任组织科长。1949年8月1日，永焜支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陈克祥任政治部主任。1950年昭通解放后，陈克祥任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昭通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1950年9月，任昭通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53年春，任中共剑川县委书记。1954年7月，任重庆煤矿设计院副院长（副厅级）。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重庆天府矿务局党委宣传部长。1982年3月，离休到昆明定居后，应中共云南省委党史征集办公室的聘请，参加编写云南地方史工作。1984年6月，由陈克祥署名整理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简史》，由“滇东北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协作编写组”印发至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作为六支队军史的主要资料依据。

李长彦，1925年生，回族，昭阳区人。194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他在学校组织同学积极参加著名的“一二一”昆明学生爱国运动。被国民党当局发现，云南省工委决定派他到会泽农村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2月，在中共会泽特支担任宣传委员，在他教书的会泽县楚黔中学，深入开展宣传党的政策和马列主义的观点。

1948年7月，受中共会泽特支的委派，到会泽尖山乡成立党支部，并兼任书记，组织力量进行武装起义，由于种种原因，起义失败。他又深入群众做思想工作，秘密地组织游击武装力量并负责整训队伍。1949年初，永焜支队进攻会泽，他派人日夜兼程把会泽的敌军兵力部署情况送给永焜支队，使支队避开了敌人的阻拦，他带领游击队配合支队作战，为解放会泽扫清了障碍。中共会泽县委成立后，他担任会泽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第六区区委书记。由于工作出色，被提拔到共青团昭通地委工作，担任团地委副书记。1954年，调云南省委办公厅任秘书科科长。1956年，任云南省人委档案处副处长。

1958年4月5日到北京开会，途中飞机失事遇难，时年33岁。

马金碧，女，1928年生，昭阳区人。1947年，马金碧加入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昆明“七一五”学生运动中，昆师学生集中到云南大学，马金碧担任宣传联络工作。1948年底，经马金碧多次要求，组织上同意她参加武装斗争。1949年2月29日，她同另外一些同学到达蒙自，加入了民革反蒋武装滇黔人民自卫军万保邦部，马金碧被分配到总政治部任妇女科长，负责宣传、文娱和妇女工作。在攻打蒙自的战斗中，因国民党26军的增援而失利。万部撤走时，又被敌军尾随追击，在战斗中，马金碧等20多人在金平县境内不幸被俘。先关押在屏边，旋即押往蒙自26军军部。在被关押期间，她向看守人员宣传不打内战，不替国民党当炮灰，策动他们逃回家去与家人团聚，同时组织被俘人员伺机逃走，但未能成功。1949年5月31日，敌人把马金碧等人押往刑场，马金碧面无惧色，视死如归，沿街群众无不为之动容。她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直至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1岁，实现了自己“人的一生，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的誓言。

1950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电示蒙自县人民政府：“卢志远、马金碧之墓地，请修理立碑，以昭忠烈。”

夏文荣，1963年8月生，昭阳区人。1984年1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84年1月26日，夏文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奉命向战区开进，在行军途中，为了让其他同志休息好，他主动担任了4个夜里的岗哨。

4月28日，收复老山的战斗打响后，担任装填手的夏文荣，每次执行作战任务时，都提前到炮位，作好准备工作。在战斗中他以熟练的操作技术和顽强的拼博精神，出色地完成了装填和发射任务。他所在的炮三班，在攻打老山的战斗中，在三分钟内发射炮弹27发，成为全连发射速度最快的战炮班。由于战绩显著，上级党委给三班记集体一等功。这次战斗，三班共发射炮弹745发，其中，由夏文荣装填的就有700发，他的手掌心磨起了几个大血泡，手套也磨破了，但却从不叫一声苦。尽管在战斗中每次都遭到敌人的炮击，他仍然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毫不退缩。

7月13日，越军再次发动进攻，向我军二连阵地打来上百发炮弹，炮位上的弹丸被打飞，炮轮被打烂，药筒被炸穿，火炮的大架被打出了洞，到晚上8点多，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夏文荣由于连续装填炮弹，手被烫起一串一串的血泡，胳膊红肿起来，但他仍紧咬牙关，强忍着疲劳，跪在地上，用肩膀和胸膛把一发又一发的药筒，装进炮膛，继续发射。当他装到第110发炮弹时，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在他右侧7米的地方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臂和右腹部，他倒在了血泊中，怀里依然还紧抱着未装进去的药筒。夏文荣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21岁。夏文荣牺牲后，部队党委根据他生前的英勇事迹，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和中国共产党党员，记一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