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昭阳区历史‖ 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 第二节　中共昭通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1945年8月，李祥荣在西南联大毕业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派他转回昭通进行革命活动。他到昭后受昭通中学校长张孝机聘请担任学校教务主任。同时派到昭通来的还有中共党员唐祺尧（陈光奎），民主青年同盟成员于健（于焯民）、何龙田、何孝佳、陈海光、罗思粹（罗保石）、宋毅然（宋石在）等人，他们都分别在昭通中学和昭通女中任教。这批新来的教师给学校带来了新思想、新风气，使学校注入了生机，增添了活力，学校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在课堂上结合教学给学生讲时事政治，讲唯物辩证法，讲政治经济学，传播进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语文课还讲授毛泽东的诗词《咏雪》等。同时，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如《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等。为了活跃学校政治空气，在唐祺尧老师指导下，吸收青年学生参加，组成“大家唱”歌咏队，由孔繁林担任队长，请陈海光老师负责教练，坚持每星期都唱进步歌曲，唤起广大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鼓舞革命斗志。

1945年10月，蒋介石用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省主席龙云被迫下台，云南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国民党军、警、宪、特大批拥入云南，加强对进步力量的镇压。10月中旬，中共云南省工委将形势变化和应当采取的对策写成密件交给李长猛，要他到宣威、昭通进行传达贯彻。李长猛在宣威向当地党的负责人许南波、朱君和传达了文件精神，然后到昭通，住在王肇勋医生家。他找到昭通党的负责人李祥荣，将省工委的密件交给了他。同时，互相进行了交谈，联系昭通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当时国民党嫡系部队航空特务旅七团进驻昭通，加强对昭通的控制，派亲信张增武到昭通中学任军事教官，严密监视学校进步师生，因此要特别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更加注意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要按照隐蔽精干的精神，扎下根来，埋头苦干，发展和壮大进步力量。之后昭通党组织便根据这个精神领导学生运动。

1945年12月1日，昆明市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消息传到昭通，广大青年学生十分悲痛和愤怒。在党的领导下，昭通中学以进步学生为骨干进行联络和发动，于12月13日召开了学生自治会干事会，14日又召开了学生代表会和自治会干事会联席会议，通过讨论作出了四项决定：一、给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发声援电，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二、组织宣传队和募捐队，向社会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三、印发宣言，表明立场，声讨反动派罪行；四、为死难四烈士举行追悼会。接着由昭通中学学生自治会出面联合女中、明中、县中及各小学校派出代表，在昭通中学内召开学生代表会，商讨有关悼念活动事项。然后，在女中大礼堂召开了有数千学生参加的“四烈士”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死难烈士，愤怒声讨反动派罪行。会上领唱了《战士哀歌》，歌词内容是：“你们为了人民，勇于牺牲，你们死得伟大，死得光荣。我们踏着血迹，继续前进。我们抱定志愿，誓达完成。”歌声唱出了学生们的悲愤心情。追悼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张贴宣言、标语口号，进行街头宣传，开展募捐活动。广大学生的声援活动，得到了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昭通县参议长、昭通县立中学校长包鸣泉为追悼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一二·一’惨案，上为日星，下为河嶽；亿万亿声哀，建诸天地，质诸鬼神”。在悼念活动中，为了扩大宣传影响，昭中学生自治会由王钦泰主编的《昭中通讯》及时报道“一二·一”真实情况，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罪行，反映声援活动情况。昭通中学还以举办“周末校际男女篮球友谊赛”的名义，邀请校外群众参加，趁机开展宣传和募捐活动。同时，义卖昆明出版的《现代评论》第六期（其中载有《“一二·一”惨案实录》一文），以及昆明市学生罢课委员会编辑的《罢委会通讯》等报刊。当时，到场的中小学生和昭中校友都踊跃购买，积极捐钱。有的学生一次捐献达13000元法币，有的老师一次捐款达2万元，连学校工人也积极捐献。一位老工人因子女结婚手上拮据，为了表示心意也捐献200元。昭通中学还组织宣传队到街上进行宣传、义卖和捐献活动，有学生还到绅商、官吏家中进行募捐。经过义卖和募集的现金，全部由王钦泰、郑万超、李元炳、曹铎光等人经手，通过侨民银行汇往昆明交李长猛转给昆明学生联合会。1946年4月13日，昆明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学生报》就此报导说：“昭通学生声援‘一二·一’运动，募得现金96万元寄昆”（注：据1945年11月1日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第十卷第二十期所载，当年9月1日昆明黄金价每两4万元，按此计算，昭通学生寄去的捐款约折黄金24两）。这次声势浩大的声援“一二·一”活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罪行，教育了广大群众，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积极分子。

正当广大学生声援“一二·一”运动还在继续进行时，昭通国民党当局指令学校提前放寒假。各学校奉命立即通知学生离校，连期末考试也未进行。昭中、女中等学校便利用寒假举办补习班，除补习教材外，主要是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教唱革命歌曲。

在声援“一二·一”运动期间，国民党昭通县党部书记刘华昭处心积虑对学运进行破坏，向特七团密告昭中进步师生李祥荣等。中共云南省工委得悉这一情况后，指示在昆明的昭通旅省学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孙志能等同志采取适当措施打击刘华昭破坏学运的反动气焰，并转移他对李祥荣等同志的注意和监视。孙志能等在争取昭通旅省同乡会负责人张守玉等的支持后，以昭通旅省学会名义发出了“告昭通各界人士书”，历数刘华昭种种罪状，诸如贪污公款、霸占学田、欺压人民、摧残青年学生等。并组织旅昆学生趁寒假回昭通探亲之机进行鼓动。昭通的一些知名进步人士张孝机、伍正之、包鸣泉等也到部队去打圆场，他们给驻军讲，刘华昭和李祥荣等人之间有私人矛盾，不要轻信片面之词。同时党组织和回昭探亲的同学利用与刘华昭有矛盾的一些头面人物打击刘华昭。教育局长何鸣岐在会场上以手杖击刘华昭，这样使刘狼狈不堪，颜面扫地。之后不久，刘华昭就离开了昭通。

1946年初，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侯方岳到昭通检查指导工作。他听了李祥荣、唐祺尧的汇报后指出：昭通的进步学运已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和监视，斗争策略要灵活。斗争要坚持下去，但不能像昆明搞得那样大，昆明群众力量大一些，这个地方容易受打击。应当用多种形式去教育和团结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积累革命力量。一切斗争都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根据侯方岳的指示精神，由唐祺尧老师带领昭中高十二班“秘密读书会”进步学生9人在郊外小凤凰山开会，总结声援“一二·一”运动的经验。在总结中他着重指出两点：一、骨干过分暴露；二、活动面较窄。他提出要善于利用公开的合法的形式进行活动，采取大圈套小圈的方法，通过组织学习社团，广泛团结和教育群众，把骨干放到群众中去，进一步培养更多的积极分子。女中由宋毅然老师召集女中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了同样的总结部署。从这以后，昭中、女中的学习社团像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起来，各社团的名字由学生自己商量决定。昭中先后成立的进步社团有：由王长积、尹信国等人组织的“星云社”，请于健老师指导；由王孝礼、郑万超等组织的“幽悠社”，请陈海光老师指导；还有“星尾社”，以女同学为主的“讷言社”。在女中有唐祖英、马忠惠、李芬等发起组织的“培青园”，以后一些学生又成立了“新星社”。各社团吸收加入的学生一般都各有数10人之多，合计起来就形成进步力量的强大优势。这些社团活动的内容都有共同性，主要的是：组织传阅进步书刊；座谈国内外时事；举办壁报；教唱革命歌曲；演出文娱节目等。当时传阅的进步书刊有公开的如《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常识》以及苏联小说和解放区出的小说等。这些书学校图书馆都可以借到。秘密传阅的书，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整风文献》、《西行漫记》等。壁报有定期的，还有为纪念有意义的节日而出的专刊。各社团的成立和开展活动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不断前进和壮大的。女中的“培青园”，在壁报上批评了校长压制学生的独断行为，触怒了校长，她就采取高压手段进一步压制进步社团活动，抓住“培青园”负责人唐祖英晚上进校参加进步教师的读书活动一事大做文章，以所谓“违反校规”为借口，给予记大过处分。女中初九班的同学对某老师采取“突然袭击”考试的作法不满，请求推迟考试，校长又以学生有意“罢考”为由，给予九班参加“培青园”的同学马忠惠、童光珍、陈德瑄等8人记大过处分，受到处分的都是“培青园”的进步学生。他们虽然受了学校的“处分”，但并不灰心气馁。在党的领导下，革命信心更加坚定，社团活动更加活跃，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壮大。

在昭中、女中，除组织社团开展活动外，党组织还通过进步学生掌握着学生自治会领导权。昭中的学生自治会从1943年成立起，每届的学生自治会主席，通过竞选，都是中共党员或进步学生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昭中园地》也是为中共党员或进步学生所掌握。经常向学生宣传形势，介绍阅读进步书刊，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反映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女中的学生自治会领导权也同样为进步学生所掌握。

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中共昭通特支，不要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主要是认真进行扎扎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同时，动员党员和引导进步青年学生走向农村，建立据点，开展农民运动，并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党组织按照省工委指示精神，从1946年秋开始，接着是1947年、1948年、1949年的几年间，有计划、分批地动员了一批党员、外围组织成员和进步学生到彝良、镇雄、永善、盐津、大关、鲁甸、巧家以及贵州的威宁等县和昭通农村的锦屏、洒渔、北闸、凤霞、乐居、盘河、八仙等乡镇。这些下去的党员和进步学生，他们自愿放弃读书和升学的机会，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到艰苦的地方去，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奋力拼搏。他们下去以后，以教书或其他职业为掩护，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使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与农民广交朋友，同呼吸、共命运，教育和启发农民觉悟，建立农民翻身会，开展农民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征粮、征税。同时组织起来，准备和进行武装斗争。到1949年底，当时农村10个乡镇，先后下去的中共党员、外围组织成员和进步青年学生约20余人，他们在昭通城东南西北四周的7个乡镇建立起革命据点7个，发展的农民翻身会员有900人左右，并掌握和控制了大小枪支约100余支，在南方的凤霞乡组织了武装起义，攻打了乡公所，消灭了30多人的乡丁队，组建了40余人的昭鲁边游击队。

这些事实说明了知识青年走向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历史必要性及必然性，也说明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的重要性。

从1946年到1949年的几年中，昭通的青年学生一般没有进行轰轰烈烈的上街游行示威去反对敌人，而是采取适应形势和任务所需要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善于利用公开的合法的不同形式开展活动，教育群众，打击敌人，并在各种活动中锻炼和培养积极分子。

昭中女中等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学生自治会和各进步学习社团、“大家唱”歌咏队等公开合法组织的作用，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1947年5月，五四运动28周年即将到来，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昭通中学准备进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但得悉国民党当局出面干预，不准举行纪念五四的活动，为此，在党领导下，学校进步师生研究对策，采纳了伍正之老师的建议，借在昭中任教最老的李枫乘老师60诞辰之机，以向他祝寿为名，在五四前后，举行“五世同堂”的庆祝活动（“五世同堂”是指在昭通中学内，从李枫乘老师起，先后由昭通中学毕业后回校任教和在校学生，共五世师生关系，五世也是五四的谐音）。在庆祝活动中，学生自治会，各班级和各进步社团都以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精神为主题出了壁报专刊。五四当晚举行了文艺晚会，演唱了进步歌曲，表演了进步戏剧。其中有孙志能老师编写的一个讽刺哑剧。描写身穿长袍马褂拿文明棍的大哥，为独霸家产，搬来穿着美军军服的反动军官，欺负身着工人服装的兄弟。实际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来屠杀工农兄弟。演出后引起群众的热烈反响。这次名为庆祝“五世同堂”实为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气氛隆重而热烈，既广泛宣传了求自由，争民主的革命思想，又避免了反动派的干预，团结和教育了全校广大师生。

昭通中学每个学期都要利用有纪念意义的节日，如五四、元旦等以及欢送毕业班同学的机会，出壁报专刊，举行文艺晚会，开展活动，团结和教育群众。在1948年庆祝元旦活动的文艺晚会上，高十六班学生在孙志能老师指导下，演出了大幕话剧《樱花晚宴》，内容是揭露汉奸汪精卫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卖国罪行，实际是为了批判蒋介石投靠美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演出后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后在1948年5月纪念五四运动时，又再次上演了《樱花晚宴》。在一些节日纪念活动中，先后演唱过《黄河大合唱》、《新年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以及歌剧《白毛女》的一些插曲等。此外，还上演过一些进步戏剧和演唱过许多进步歌曲。这些活动对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斗志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锻炼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

自1947年到1948年春夏期间，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昭中进步社团及所掌握的昭中学生自治会同少数敌对的三青团分子进行了几次较量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主要是两方面：一、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本来学生自治会领导权一直为进步学生所掌握，但少数三青团分子心怀不良。1947年春，中共党员张家柱在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时表示当选后做到四点：1.维护广大同学的民主权利；2.维护广大同学的读书权利；3.尽力帮助困难同学继续读书；4.为广大同学谋福利。通过竞选，张家柱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但张家柱当选后不过半个月时间，三青团分子就给张家柱写了一封匿名恐吓信说：“张家柱小子，你跳什么？注意你的小脑壳。”事隔十多天后，一个三青团分子就在一些学生中说：“张家柱是共产党，要把他赶下台去。”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正在研究怎样想个办法把这个三青团分子赶出学校时，恰好抓住他偷了一个学生的水笔，以此为由，通过做学校工作，学校决定开除了这个三青团分子学生，三青团分子的气焰受到了打击。1948年春，他们蒙蔽和拉拢了部分学生，自以为有了力量，妄图把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夺过去。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依靠进步社团进行工作，团结了广大学生，使组织提名的进步学生当选，又一次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二、少数三青团分子用卑劣的手段，几次撕毁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昭中园地》和进步社团及一些班级的壁报，还张贴攻击党员教师的墙报，散播反动思想。在党的领导下，进步社团的学生团结广大同学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他们卑劣伎俩和丑恶面貌，批驳了他们的谬论，使少数三青团分子在学生中更加孤立。

1948年秋，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对昭通中学的控制，将倾向进步的校长张孝机免职，另外委派他们比较信任的马忠良来当校长。马忠良带来了一批新教师，其中有的是反动军官，到校后大肆发表反共言论。针对这种复杂情况，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及时提醒党员和进步学生要提高警惕，注意斗争策略有意识地降低这些新老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广大学生在党的领导下，选准一个突破口，把斗争目标对着反动军事教官黄大生。这个人文化水平很低，经常读错字，上课、上操则信口雌黄，大发反动谬论，学生就罢他的课。他到学生宿舍拍门打户追学生，学生答应了，但等他到操场上或教室里则空无一人。学生给他取了“大卫兵”、“黄草包”的诨名，见到他就齐声呼喊。早晚的洗脸洗脚水往他门口倒。“讷言社”的一些女同学给他画了张大肥猪的漫画，写一副对联：“疳疮浓泡大卫兵；梅毒淋症黄草包”，横批是“六畜兴旺”。学期中期他公开收掉《昭中园地》和高十六班班刊，学生干部找他质问，他说他是“徐大汉”，要学生去找校长，学生干部据理驳斥了他，他无言可对，只好将刊物退回。通过这些斗争弄得他在学生中毫无威信可言，他也不再去上课。昭通法院推事官常春山教初四十四班英语，在上课时公开搜查学生阅读的课外书籍，引起学生强烈不满，称他为“特务”，公开叫他“常喘特”。有一天早晨上课时，全班学生齐呼“喘特”，他就恼羞成怒地打了进步学生李长金两耳光，激起了全班学生的愤怒，一致决定罢他的课。罢课几天后，在全校学生自治会和其他班级进步学生的支持下，学校教务处出面解决，同意学生的要求，不再要常春山来上课。到1948年底学期末，马忠良召开校务会议，决定解散学生自治会，并决定开除所谓“为首不法”的安思义（中共党员，学生自治会主席）等数名学生（均为高十六班学生），还准备以学校名义上报云南省教育厅，请令昭通县政府协助。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从倾向进步的教师口中得知这一情况后作出布置：一方面由高十六班向学生自治会提出倡议，如果学校当局无故开除学生，全校学生就不到校报名以示抗议。学生自治会讨论决定采纳高十六班的倡议；另一方面又在学校传播舆论说，现在战犯名单都公布了，学校当局要违背历史潮流绝不会有好下场。这学期放寒假后，高十六班的许多进步学生继续在学校观察学校当局动态，同时组织学习讨论会，讨论形势、任务和世界观、人生观等问题。在此假期间，高十六班的周学琳、马应纯、刘传玉（均系中共党员）等将北方文丛的《李友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文艺作品用蜡纸刻印成册，作为下乡学习和宣传的材料。1949年初，昭通县政府接到省教育厅指令要协助马忠良查办，县政府令教育局派员到昭通中学进行调查，调查后向县政府呈报说：“并未发现任何非法活动，该校长所呈事实不符。”县长批示：“有事协助，无事存查。”1949年春开学以后，马忠良也不再讲解散学生自治会和开除学生之事。经过半年多的斗争，特别是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他们的行为已有所收敛。到1949年夏天，马忠良和他带来的一些教师便离开了昭通中学。秋后，另派刘常星（刘恒毅）来任昭通中学校长。

1949年7月，昭通在昆明各大学读书的中共党员、“民青”盟员、进步学生，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精神，以“昭通旅省学会”名义组织10多人参加的“返乡服务团”回到昭通，以办暑假补习学校的形式在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他们向昭通在昆明的上层人士和工商界进行募捐，共募得银元（半开）数百元，买了一批蜡纸、油墨、文具用品等带回昭通。为了取得公开合法形式，以旅省同乡会和旅省同学会名义聘请昭通县政府县长曹观海，县教育局长何鸣歧分别担任正副名誉校长，实际工作由陈书玉（党员）、曹铎光（“民青”盟员）负责主持。参加补习学校学习的高初中学生约300余人，上午上文化课，下午进行革命理论和时事政治学习，并结合开展文娱活动，教唱进步歌曲，跳秧歌舞等。教唱的歌曲和舞蹈有《团结就是力量》、《金凤子开红花》、《山那边哟好地方》、《豌豆秧》、《兄妹开荒》、《青春舞曲》、《插秧舞》等。补习学校的歌声和舞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青年男女，甚至许多小孩也跟着学唱学跳。补习学校还利用晚上举办民众识字班，民众识字班主要是动员城市贫民参加，报名的约有400人左右，学习的教材是补习的老师自编的，既学识字，又传播了革命思想。补习学校办到9月初结束时，召开了包括学生、店员、城市贫民等3000多人参加的营火晚会，演唱了进步歌曲，表演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活报剧，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由于昆明发生“九·九”整肃事件，一些进步人士被捕，形势发生变化，党组织决定参加补习学校工作的同志，除留下少数在昭通外，多数转移到会泽县者海中共滇东北地委举办的军政干校学习。参加补习学校的学生，有些也先后去了会泽县游击区，有些留下来的，在以后的迎军活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通过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政府昭通行政公署专员兼云南保安司令部第一区保安司令安纯三于1949年12月4日宣布和平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中共昭通县工委利用安纯三起义的有利形势，将国民党县党部的《滇东日报》设备用来出版新的报纸。经与安纯三商谈，取得他的同意和支持，拨给了点开办费。县工委将报纸命名为《滇东民报》，用昭通中学的名义主办，由进步教师吕耘艺任社长，进步教师伍正之任总编辑，抽调了一批党员、“民青”盟员和进步学生去担任编辑和记者。经过一段筹备工作，报纸于1950年元旦正式创刊，每天出版一张四开石印日报，一直办到1950年3月昭通正式接管后才停刊。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中，报纸在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和革命胜利发展的消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简称“约法八章”），反映本地情况，教育和团结群众，稳定人心，维护社会安定，迎军接管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50年1月17日，在昭通中学校门外发生了一起少数暴徒殴打中共党员、“民青”盟员和进步学生的严重事件。其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是：昭通中学已经放寒假，但龙正昌、薛华江等极少数图谋不轨的学生，未经全校学生代表会讨论同意，就擅自以昭通中学学生自治会名义，发起召开群众大会。经请示中共昭通县工委同意，刘顺良（党员）和部分进步学生于1月13日贴出海报声明：昭中学生自治会根本没有发起召开群众大会之事，指出是个别人盗用名义。但薛华江等一意孤行，于1月15日召开了大会。《滇东民报》于1月16日刊登了记者刘智祥的采访材料，进行了揭露，接着就召开群众大会是否盗用昭中学生自治会名义的问题，双方于1月16日下午在昭通中学工字楼教室进行了辩论，17日又继续进行辩论，而薛华江等人则蓄谋制造事端，早就布置少数暴徒潜伏于昭中校门外，待辩论散场后，刘顺良等一些党员、“民青“盟员和进步学生刚走出校门口时，便遭到一伙手持铁锏、铁锤、木棒等凶器的暴徒毒打。刘智祥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刘顺良、杨孝藩、申佐国、赵家培等也遭毒打受伤。事件发生后，在中共昭通县工委领导下，坚持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滇东民报》和一些学生社团、昭中校友等纷纷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安纯三严惩打人凶手。安纯三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将打人凶手拘留了起来。当时的法院于1月28日对打人凶手进行了一次公审，昭通接管后将打人凶手交给了接管代表。

1950年初，在中共昭通县工委领导下，昭通各中小学师生分别成立了教师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教联和学联组织师生开展迎军接管的宣传活动，书写大量标语口号张贴在各城门和大街小巷，教唱进步歌曲，教跳秧歌舞，举办民众识字班，刊出迎军墙报专栏等。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这些宣传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教育和团结了广大群众，揭露了敌人的谣言，进一步稳定了人心，维护了社会秩序。

1950年3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十五军四十三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仪式。昭通各中小学师生和全城人民一道倾城出动，从元宝山到街道两旁列队，夹道欢迎自己的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万欢迎的人群高呼口号，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欢庆昭通的解放。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