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华章

岁月华章

昭阳区作为云南出滇入川的重要门户，锁钥南滇，咽喉西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云南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虽然道路艰险，但这里并不与世隔绝。它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北承中原经济文化，南启云南交通孔道。经过这里，中原文化一站站次第传入滇中，又由滇中延伸到东南亚各地。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形成了灿烂的朱提文化。东晋末年，朱提郡人大量西迁，把朱提文化带到了滇中和滇西，与滇文化结合，形成了大理白族文化的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聪慧的昭阳先民生生不息，努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士农工商，百业兴旺，动人的传奇世代流觞。

1、行云望逾远  青山更无数

从秦开五尺道至民国时期，昭阳经济社会经历了三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前两次的大发展伴随着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朱提银铜的两度繁荣，民国时期的发展则以抗日战争大量人口南迁为背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把原来从僰道县修筑的道路向前延伸，经朱提至建宁（今曲靖），全长2000余里，由于道路宽仅五尺，史称“五尺道”。至汉武帝建元六年，武帝在这一地区设置犍为郡，征发巴蜀士卒，修筑从僰道县至牂牁江的道路，史称“南夷道”。 “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僰道县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朱提是这个交通线上的枢纽，南来北往的商队都要经过这里。

道路的畅通，有效地促进了昭通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和物资交流。窄马、僰僮、旄牛、银铜等源源不断输送内地，四川商人“取其以此巴蜀殷富”；内地出产的盐、铁器、布匹源源不断输入西南夷地区，影响着西南各地社会的发展。通过这条古道，朱提银铜、铜器运到中原，中原的经济文化传入朱提再延伸到滇中，传输到国外。使朱提成为商业要冲，人口兴旺，社会繁荣。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南中七郡的户数，除越嶲郡有53400 户算最多外，就要数朱提有52400 户了。在这条道路上的其他大郡，如建宁郡和永昌郡分别只有29000户和38000户。

“五尺道”和“南夷道”的开通，开发了西南广大边疆，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昭阳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之下，随着中原文化的传入，商品的自由运销，移民屯田，汉民族先进技术和耕作方法的传播，加强了当时昭阳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时的昭阳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首先是农业。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在古代，唯有农业发展以后，人们才可能有定居的环境，才可能为畜牧业、手工业的兴旺和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创造有利条外。从原始社会开始，随着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逐步扩大，昭阳的先民们，在渔猎采集之后，已经有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例证。鲁甸马厂遗址中，曾有炭化粟的发现，这种作物最早种植是黄河流域，它耐旱，昭阳先民也种了它。传说中的朱提（昭阳）杜宇，能够到蜀地“教民务农”，那生长他的朱提，当然已经有了较先进的农耕技术。到了西汉末年，梓潼文齐在朱提任都尉时，进一步发展了朱提的农业。《华阳国志》说：“先有梓潼文齐，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他率领朱提僰、汉人民兴修水利，凿穿龙池，灌溉种稻，为民兴利，所以人民爱戴他，为他“立祠”祭祀。在二百年后，魏晋人写的《永昌郡传》中也提到它。原书说：“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龙池即今大龙洞，千顷池早已不存在了，它就是现在昭阳区西南郊肥沃的田野，昭鲁坝子的一部份。 

另外是矿冶业，最著名的是银、铜的开采。《后汉书•地理志》 载：“犍为属国，朱提山出银铜。”《华阳国志》载：“堂狼县出银、铅、白铜。”由于朱提、堂狼出银、铜，吸引了内地更多的汉族人民来开采冶炼，使朱提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朱提银在汉代著名全国。《汉书•食货志》说：“朱提银八两为一流，流值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值一千。”说明朱提银的成色，在全国为上品。朱提银的传世品，全国仅昭通县发现一具。1936年在昭通县洒渔河皮匠地出土，上有刻划文字。因出土时盛于底铸双鱼图案的铜釜内，上盖以“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双鱼铜洗。当时为昭通考古大家张希鲁购得，后经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鉴定，含银42% ，其余为锡等。张希鲁定名为“朱提银锡白金”。因与朱提汉洗同时出土，一般又称“朱提银”。银块上刻篆文一行，其细如发。诸家考校，释为“建盉重五十斤”。开矿可以致富，朱提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着大量的中原人民。从传世的朱提、堂狼铜器，可看出东汉朱提矿冶业的发展。汉代铜洗（这是泛称，它包括了铜鋗和铜盘），见于全国金石著录者已数百器，而有地名吉语款识者，尤以朱提、堂狼所造为最多。这些铜洗，属国家二经保护文物。其他汉代铜器，无图案文字者，历年在昭阳、鲁甸出土者甚多。有铜釜甑、铜豆、铜卣、提梁壶、铜鼓、铜鸡尊、铜摇钱树、铜镜、鎏金铜带钩等。有文字者如五铢钱、货布、货泉、大泉五十等。这些汉代铜器记录了朱提、堂狼冶铜事业的盛况，由此可以想见昭阳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

东汉时，朱提山银铜矿藏也相继发现和开采。以朱提铜作原料，加工了大量的以汉洗为主要产品的各种铜制品。在容庚《汉金文录》辑汉洗176件中，有铭文的朱提、堂狼洗占50%以上。此外，出土的铜器品种范围十分广泛，有长乐卣、铜甑、铜镜、铜罐、铜釜、铜瓢、铜炉等铜制生活器皿，制作极精，显示出高超的工艺制作水平。通过朱提银块、汉洗和铜器等实物分析，可以看出，西汉时的朱提，在对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和工艺品加工方面，即使从现代科学观点看，是具有相当高的科技水平的。其特点是：冶炼方面的提纯技术高超，朱提银纯度达42%；朱提、堂狼洗中，具有多金属成分，经过现代技术化验，内含有镍；朱提、堂洗等铜制品中的薄壁技术、鎏金技术等，都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中国冶金和金属加工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东晋王朝建立直至唐天宝年间，改变了诸葛亮在南中的“和抚”政策，政治混乱，朝令夕改，一些宫吏“懦钝无治，政以贿成。”一些官吏残暴奸诈，鞭挞殊俗。疯狂镇压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使当地大姓、夷帅的政治经济利益受到侵犯，不断激起夷汉人民的斗争。朱提、建宁二郡是汉族屯民和大姓比较集中的地区，而政治动乱又主要集中在朱提郡。所以使东汉、三国时期曾一度经济文化繁荣的朱提郡，逐渐衰落，甚至城廓变为丘墟。居住在这里的汉族屯民，纷纷迁到滇中或滇西地区。《华阳国志》记载：“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牁，半亦为夷所困虏。”这样，使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滇东北转移到滇西。朱提也就逐渐衰没，经济社会发展极其缓慢。

元、明时期，南中地区一直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清王朝建立，乌蒙、乌撒、东川、镇雄等土司先后归附清王朝，仍隶属于四川，沿袭明代土司制度不变。雍正继位后，坚决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于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提出坚决实行改土归流。雍正把东川、乌蒙、镇雄三处划归云南省，加鄂尔泰为广西、云南、贵州三省总督，使其便宜行事。

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对滇东北地区的开发，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奖励办矿，重视交通运输，因而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即所谓“以俎豆化干戈，以衣冠易椎髻。”“变蛮夷渊薮而为文物之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迎来了朱提银铜采炼的第二次大繁荣，采矿业极大地发挥了龙头带动作用，滇东北地区各种经济成分空前活跃。雍正八年（1730年），张允随担任云南巡抚和云南总督后，在发展云南矿业方面，提出了听民开采和放本收铜、收银的方针。饬令各银厂管厂官员，实业悉心调剂，发展银业。道光二十七年（1747年），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后，也锐意振兴云南矿业，提出整顿、鼓励民间开发的措施。其重要内容，就是改革经营方式，“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张允随、林则徐采取的政策，大大地调动了厂民的积极性，昭通府境内以朱提山银矿和铜矿为重点的有色金属工业，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对此，《滇南闻见录》载：乾、嘉时，在鲁甸乐马、东川汤丹、落雪等银、铜矿山“审山势，辩色”找矿的人，称呼为“打厂”。厂民经官府批准开办后，“号召众人，或数人，或数十人。至于旺盛，而以千百计者为砂丁。”乐马厂银矿开办不几年后，在乾隆七年（1742年）中，课银即达9352两，在当时的全省八大银矿中，就已经名列第二位。

朱提银铜的再度繁荣，促进了城镇建设和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昭通府轻、手工业产品，诸如生丝、红毡、皮毛制品、棉织品等等，由于在原材料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均以区外作为销售市场，有的品种，还远销到印度、缅甸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由于矿山工人和人民群众购买力的上升，对外地各种商品需求旺盛，遂使昭阳中心城市变成了万商云集之地，谚云：“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

朱提银铜的再度繁荣，刺激了昭通工商业的发展，昭通市场一时极度兴盛。鲁甸乐马厂银铜业的开发，在周围形成了一个众多街道组合的乐马厂区集镇；与黄草坪相邻的金沙厂区，也逐渐发展成为拥有三千余人的大集镇，其中，一条河坝街上的银铺就多达48家。永善县王日仁的《江神庙碑记》载，永善当时“舻舳相接，欸乃之声，应山而响，而自蜀至滇商贾贸易者，亦络续往来矣”，已是一个重要的码头。昭通各地商务繁盛，当时人形容“远近客民，多于泊船之处葺屋兴场，川货日见流通，店房日渐建设，商旅往来，渐有内地景象。”同时，各铜厂所产铜的一部分可以私卖，这就增加了矿工的收入；在转运过程中，又有运脚的步银、水脚、马脚银、筐篓、折耗等各种开销和收入，而昭通店、镇雄店、黄草坪店、豆沙关店等各店的管理人员还另有各种养廉银、工食银进项，这些无疑都为当地民众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刺激了当地的消费水平和城镇经济的发达。陕西、广东、湖广、四川、江西、贵州、江浙等各省商民云集昭通从事商业贸易，四川商人以贩运丝麻织品、食盐等商品为大宗，江西、湖南、江浙、两广则以绸缎、药品等商品为主，怀远街还成为泛称“江西帮”的江西商人集中销售绸缎布匹的市场。各省商民云集昭通城后，各省同乡会或行帮之类的组织，亦相继建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建的陕西庙，为五省同乡会的会馆。还有贵州籍建忠烈宫，四川籍建川主庙，江西籍建万寿宫、玉皇阁，广东人建南华宫，福建人建天后宫等。手工业各行业也有自己的组织和集会的场所，如：木工则建鲁班庙，铁工则更老君庙，可谓盛极一时。该《志略•注释》中，还特别地为昭通市场兴旺景象补充说：“乾嘉间，乐马厂、长发硐、金沙厂相继大旺，出银甚多，商于厂者，贩一车米去，即以一车厂饼运回。铜到泸州，即驮盐转。昭通车马盈途，秦楚赣粤各省商贾，来昭者络绎不绝。贩布者招牌皆写苏松梭布。其时，山货下川，杂货入昭，上会理，至省城者贩运不少，字号尤多。”

所谓“厂饼”，据《滇南闻见录》说，即“厂中所产银，成分不一，由炉入罩，皆成圆饼，如铜锡然。”实质上“厂饼”就是银的初制品。乾嘉中，到乐马厂、金沙厂等银厂贸易商人，“贩一车米去，即以一车厂饼运回”的盈利情况，怎能不使昭通市场招来各省客商，形成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兴旺景象呢。根据咸丰元年（1851年）的一块碑文记载，嘉庆到咸丰时，昭通城内大商号，就有饶余庆当，奕万政号、万铨号、饶万镒号、方泰正号、新兴当号、张福盛栈、庆远当、丰盛号、源利当、施裕昌、永盛济号、复兴栈、富春号等56 家。此外，还有其它的许多商店、马店等未包括在内。以上所述商号，论其经营范围，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行号，经营运销各种货物的批发；当铺，即具有金融性质的商号，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高利抵押贷款的作用；堆栈，即对外地商人提供食宿，存放货物，进行商业活动的商号；山货行，以经营山货药材为专业；客、马店等等。由此可见，当时，昭通市场中的经营单位，随着银、铜冶金工业发展和市场经济范围的扩大，已经有所分工经营，它标志着昭通市场已经进人一个全面的兴旺时期。

各省商民还在昭通府城及各县城建立同乡会馆，如四川的川主庙、江西的万寿宫、广东的南华宫，其中不少房屋成为当时昭通的“地标性”建筑。如贵州的黑神庙，位于南城内凤池书院侧旁，又名忠烈宫，富丽堂皇，建成后一直为远近闻名的一大景观。据《昭通志稿》中记载说：“其戏台之工巧鲜有伦比。”《昭通县乡土志略》一书中记述当时盛况说：“在昔昭城，商业繁盛。厂务发达，称银用秤。滇铜蜀盐，车马交骈。秦楚赣粤，工贾群进。苏松梭布，填塞路径。百货云集，任人贩运”，呈现一幅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

民国时期的昭阳中心城市，仍然是滇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特定的地理位置，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云、贵、川三省的重要物资集散地。整个市场经济仍处于当时历史的最好水平。根据《民国昭通县志稿》载，民国10 年（公元1921年），昭通县约有户口38210户，人口180670人。到民国21年有户46646户，人口211801人，有耕地223810亩，其中水田94094亩。又据《昭通市工商税收志稿》记载，到1949年，全县人口约为25万，其中城镇人口3万左右，城镇工商业者5356户。

抗日战争时期，昭阳区成了大后方，使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由于气候类型多样，种植业品种较多，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包谷、洋芋、小麦、燕麦、养子、高粱、甘薯及各种豆类。经济作物有花生、油菜、甘蔗、蓝花烟、烤烟，其中烤烟为新引进品种。1941年，经云南省建设厅发种，先后在昭通、镇雄、威信、鲁甸等县试种美种烟叶。到1947 年，昭通种植400余亩，收购烟叶800余担。当时虽未能产生大的经济效益，但开发了此品种，为后来昭通烤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林木有白蜡虫树、桐子树、漆树、枧子树、果木树等，特别是白蜡虫，每年春三月，四川商人到昭通各县购买“虫子”，谓之“赶虫会”, 其时市场甚为兴旺。

在工业上，成立了“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主要是民众集资和各机关团体公款投资，股金共银币贰拾万元。经营业务是：开垦南乡观音寺荒地；举办电业，购进一台80千瓦的发电机组，解决城市照明及碾米用电；举办采矿、制革、森林、畜牧等业。其他工业有火柴、肥皂和采煤。手工业也比较发达，有酿酒、制纸、织布、制毡、打制铁器、加工毛皮、缝纫、印刷、食品加工和制陶等。尤以织土布最为兴盛，家庭织布，遍及城乡，据资料记载，1937年有织布机14000余架，从业人员达15000多人。

商业比较发达，很多外省客商云集昭阳城，其原因，一是地当川滇要冲，人口密度大，商品消费量增加；二是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较多，大量的农副产品和山货药材，都往四川方向运输；三是交通运输，当时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未通，昆明方向的物资运到四川，大都沿着昆明～昭通～叙府的这条川滇交通线。物资运输，虽有部分汽车，而主要靠马帮驮运，这里形成众多堆栈转运。一些经营百货的商号都在叙府（宜宾）、泸州和重庆等地“坐桩”（设立分号）。当时的商号、银行、货栈大都集中在西街，主要经营百货及土特产品的进出批发和金融汇兑等。百货业店铺集中在陡街辕门口一带，主要销售各类日用商品。

在矿业上，1940年，省财政厅曾设鲁甸矿务局，对乐马厂矿区进行勘测、开采，土法冶炼。1941年，机构扩大，改为昭通银铅矿管理处，经过一年多的采炼，终因成本高，矿苗稀疏，于1943年奉令停办。

在市政建设方面，安恩溥镇守昭通时，在修建迎丰桥、虹桥、元宝山体育场，修葺清宫亭、葡萄井和大龙洞等风景点的同时，大力扩修街道，西大街、陡街为昭通主要商业街道。“整顿市政，首将市集最繁之陡街着手退让街房，改观门面，兴筑马路。”即为发展经济，促进商业，将原陡街土木结构铺面拆退扩宽街道，改建砖砌二层楼房铺面，使陡街面貌焕然一新，得到市民交相称赞。陡街改造后，安恩溥将“次第兴修西大街，环城马路及城内十字马路。”完成以后，昭通城市建设呈现出“铺面尽改西式，街道宽平”的景象，故时有“小昆明”之称。

2、草树已摇落  山川尚郁苍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的30年，昭阳区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动荡但一直缓慢发展的复杂过程。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四十三师和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奉命于1950年3月3日进驻昭通。从此，昭通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

鉴于当时工商业者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加之敌特和土匪捣乱破坏，思想恐惧，怕没收资本“共产”，对人民币使用不信任，怕贬值等，市场交易仍以黄金、白银、银元、大烟、棉纱交换。有的消极经营，观望怀疑；有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扰乱市场，多数私商处于停业半停业状态。据专署工商科的资料反映，私营工商业户由1949年的2400户减到815户，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中共昭通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遵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进行了恢复、调整、发展的工作。调集物资供应市场，稳定物价，调整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差价，组织群众开展运输，使省内外与城乡之间的物资得到交流；投放和回笼人民币，使人民币占领市场，并逐步下乡，巩固人民币的信誉；团结私商，繁荣市场。同时，采取五条措施扶持工商业发展。一是国合批发调整批零地区差价，照顾私商合理利润；二是扩大对私营工商业贷款和降低银行利率；三是大力组织加工订货、扩大货源；四是简化税务征收手续；五是调整业务范围。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县实有工商业户数发展为5917户，资金54.2万元，从业人员9050人，是解放后工商业发展最多的一年。

减租退押促进物资交流。根据昭通县城乡私营工商业者多数兼有土地的实际情况，县工商联在昭通地委城乡联络委员会的指导下，成立了减租退押促进委员会，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土改政策，号召他们坚决割掉封建尾巴，主动交出封建财物。在党的政策感召和群众运动的震慑下，昭通县“商兼地”退出黄金35两，白银1500两，银元485元，棉纱35并，还有部分物资约价值1万多元。多数工商业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谅解，既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又保护了工商业者的正常经营。举办物资交流会，满足群众需要，在城区、小龙洞、五寨、小堡子、下街子及炎山6个区组织召开物资交流会，活跃市场，解决农民缺农具、肥料、籽种等困难。

成立国营公司和供销合作社。1950年4月17日，成立云南省贸易公司昭通分公司，统筹粮、油、盐、百货、花纱布、土产、山货、药材等业务，奠定了国营经济领导的基础。公司建立后，克服物资和资金短缺、运输不便、土匪骚扰等困难，仅半年时间，就供应了贸易粮58万斤、油脂67.5万斤，花纱布、百货购进额55.3万元，供应额54.7万元。供应棉纱扶持木机织布业，使昭通县木机织布由300多户恢复到2000多户，收购土布4000余件，还为昭通警备区加工皮大衣1000件、宽布300匹、皮鞋80双。到年底投放资金31.7万元，回笼资金50.6万元。根据省财委1950年12月25日发出的“关于有重点地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的通知”，1951年上半年，在洒渔、小龙洞、盘河建立了基层供销社，发展社员3552人，股金71400元。1952年全面铺开。为促进城乡贸易，1952年 8月23～24日，在昭通县城召开昭通地区物资交流会，昭通县工商业各行业报名参加的有58人。26日，昭通县工商界5人出席省物资交流大会。1952年9月，昭通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成立，10月在城区发展机关干部和工人近万人，入股金3万余元，组建了全区第一个城市消费合作社，到年底农村基层供销合作社完全覆盖，基本上占领了农村初级市场，起到了国合经济的主导作用，减少了中间剥削，对农村的私营工商业开展批发、加工订货，指导其恢复和发展，从而支援和发展了农业生产。

私营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组织私营业主下乡购销，参加城乡、内外物资交流会等，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经营上具体分工、各得其所，国合主要搞好批发，私营认真做好零售，同时采取一些对私改造的初级形式，如加工订货、经销、代销、联营等。人民银行贷款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试办“押汇”业务，协助贸易公司组织“川滇运输联营社”，仅1951年11月就将山区积压的山货药材、土产40余万斤，全部运往重庆销光。对手工业组成联营织布厂、皮鞋厂、毛皮厂进行加工订货，组建地方国营“五星染织厂”、“五星农具厂”等，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据人民银行1950年9月调查，全县工商业已恢复到39个行业1231户5918人。

发行使用人民币、整治市场和禁烟禁毒工作。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受国民党时期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影响，市场上仍以黄金、白银、银元、大烟、棉纱作为商品交换，特别是银元和半开盘踞了整个市场，严重地阻碍了人民币的发行，成为统一货币的一大障碍。1950年4月10日，云南省财委发出“关于禁用银元半开的指示”，昭通县政府在政治上广泛深入宣传，经济上采取必要行动，商业工作配合税收，大量收购，加工订货，使人民币广泛流通，解放初期市场的沉闷气氛基本消除。根据1950年5月《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和云南省财委“关于禁用银元半开的指示”，工商联筹委会协助政府召开工商业、士绅座谈会，组织干部和学生上街宣传、辟谣，使人民币顺利发行，占领了市场。

为扭转市场混乱现象，保证正当交易，取缔从中盘剥，打击非法经营，1950年10月成立了昭通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并在县城建立了山货药材、土产、毛皮、油脂、花纱布、粮食、牲畜、水果蔬菜等10个交易所，配备交易员108人。在农村由基层供销社负责，相应建立了市管小组5个。至11月止，各交易所成交总额35.1万元，就减少经纪中间剥削4.7万元，理顺了市场秩序，巩固了国合经济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国家税收，初步把私营工商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1950年8月，人民政府部署禁烟禁毒工作，向旧社会长期蔓延成灾的毒品宣战，工商业作为毒品泛滥的重点，工商联筹委会分别召开店员、工人、工商业者座谈会，组织机关、学校开展街头宣传等活动，配合公安部门的严厉打击，仅两个月时间，在全县基本上禁止了烟毒。

支援抗美援朝。1951年4月21日，昭通县工商联筹委会制定了“爱国公约”10条。其后，组织工商业者开展和平签名、游行示威和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致敬电等一系列抗美援朝宣传活动，激发了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25日，有15个行业共捐现款8965元、白银4锭。昭通县城七街店员在七天内自愿捐款106.15元支援抗美援朝。10月28日～29日，县工商联筹委召开三次常委会和全委会，工商界定出完成一架战斗机15万元的捐献目标，食品业大户钟宏远首先捐献白银20锭（200两）。据人民银行统计，年底昭通全县共捐献9.1万元，其中工商界就捐7.15万元，同时捐防疫救灾款2000元，寒衣无数，充分表现了昭通工商界的爱国热情。

1953～1957年，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工业企业由1952年（下同）的12个发展到37个，从业人员由975人增加到1980人，工业总产值由497万元增加到1262万元；农业总产值由3295万元增加到4861万元；粮食总产量由6008万公斤增加到8864.5万公斤；烤烟总产量由0.165万公斤增加到0.61万公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915万元增加到985万元；地方财政收入由118.8万元增加到237.6万元。工商业公私合营实业公司由原来的1个发展到47个，合营代销12个，合作商店68个，合作小组37个，经、代销户188户，占私营商业和小商小贩总数的86.6%。手工业者有1879人，分别加入27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2个生产合作小组，占总数的95%以上。运输业396户，组织运输合作社13个。1957年1月底，组织公私合营和合作百货、贸易、饮食服务、供销四个系统及城区自营户400人的学习班，进行整风反右和机关肃反。其后，工商业者中有200人分两批进行反右斗争，其余的采取归口进行一般的整风学习。工商界肃反处理了25人，其中错处的13人，1979年后作了落实。

1958～196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指引下，刮“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特殊风），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和指标。县内大炼钢、铁、铜，乱砍滥伐，毁坏大片森林，搞“一平二调”，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62年，工业总产值1355万元，比1957年（下同）增加93万元；农业总产值4459万元，减少402万元；粮食总产量7611万公斤，减少1252.5公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95万元，增加210万元；财政收入841.2万元，增加603.6万元。

1958年～1960年，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期，昭通全县开展大办农业、大修公路、大修水利、大炼钢铁、大搞积肥、大搞技术革新等若干工作。

大修公路。修通了靖安公社和大关县的接界公路，靖安公社到永善县茂林公社公路。本县境内修了县城到北闸、盘河、洒渔、永丰白石、炎山、大寨、闪桥等公路。所修公路在全县境内通车率达80%以上，为后来的乡乡通公路打下了基础。大修水利，以全面规划、综合利用、逐步施工的办法，采取“大小结合，以中型为主，永久性与临时性相结合”的思路。动员群众千军万马齐上阵，日夜苦干硬干。三年时间，使全县3万亩雷响田变成了饱水田，有了各种类型的水库，农业基础设施与过去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大炼钢铁。全县当时炼钢、炼铁、炼铜有31处，建有炼铁炉466座、炼铜炉67座、炼铅锌炉15座，炉群遍地开花。靖安、洒渔、凤霞、蒙泉四个区每天烧木炭792吨。有一个千人木工队在洒渔、靖安、凤霞、三寨和县木器社赶制风箱850个，还有一千余人在新田乡头道沟和沙坝乡等处开采矿石，每日生产炼铁铜的缸嘴800个；有8个点专门生产铁厂所需炼铁工具，仅3天就生产了400套。同时，还抽调牛车900辆，马车592辆，驮马200匹组成大运输队伍，昼夜为各处炼铁、炼铜、炼铅锌的厂运送各种物资。当时农村约有6万人上山砍树，仅平调树木就有15.3万多棵。从9月23日投产至12月25日止，共炼出生铁4677.25吨，铜28.03吨。但铁是烧结铁，铜是粗铜，经济价值不大。由于大炼钢、铁、铜，使县境内森林采伐过量，垦殖过度，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金沙江沿岸更为突出，造成后来一些乡、村出现大垮山和大滑坡，使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大跃进”中，还将城镇手工业、小商小贩和居民共1117人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1958年7月20日～24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自我教育运动，到会的有1723人，而会议中被批斗的就有134人。1959年7月，县委分片召开五级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农业生产大面积高额丰产活动。城乡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造成前期浪费粮食，后期严重缺粮的局面。公共食堂直到1960年秋才分期停办，口粮分配到户。

“大跃进”持续了三年，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虽然建成了水利、公路这些主要项目，但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不仅没有实现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且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963～1965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现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左”的失误和影响，调整产业结构，使盲目脱离农业上马大干“工副业”的几万农业劳动力转回农业生产。三年间，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5年，工业总产值1608万元，比1962年（下同）增加253万元；农业总产值4033万元，减少426万元，粮食总产量6775万公斤，减少836万公斤；烤烟总产122.2万公斤，增长34.2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00万元，增加1150万元；地方财政收入437.5万元，减少403.7万元。

1966～1975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由于社会动乱，社会经济受到冲击，无法实施计划安排，只对农业生产下达临时计划。1970年，县工业总产值1409万元，比1965年（下同）减少199万元；农业总产值5564万元，增加1531万元，增长37.96％；粮食总产量9696万公斤，增加2911万公斤，增长42.9％；烤烟总产量136.6万公斤，增长11.7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469万元，增长0.6％；财政收入466.2万元，增长6.56％。1975年，县工业总产值2427万元，比1970年（下同）增1018万元；农业总产值6072万元，增加508万元；粮食总产量10568万公斤，增加872万公斤；烤烟总产量326.1万公斤，增长1.38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691万元，增长49.5％；财政收入970.8万元，增长1.08倍。

3、阴云忽扫尽  朝日吐清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扭转了十年动乱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逐步走向正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发展。1980年，县工业总产值2564万元，比1975年（下同）增加137万元；农业总产值5873万元，减少199万元；粮食总产量11679万公斤，增加1111万公斤；烤烟总产量271.5万公斤，减少54.6万公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4840万元，增加147万元；地方财政收入1845万元，増长90％，职工年平均工资6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2元。

1981～1985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计划工作注重宏观调控、微观管理，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与市场调节，疏通流通渠道、增强企业活力，国营、集体、乡镇企业有较大发展。1985年，工业总产值4519万元，比1980年（下同）增加1955万元；粮食总产量16369万公斤，增长40.2%；烤烟总产量13975万公斤，增长4.15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11948万元，增加6517万元；地方财政收入2347.8万元，增长27.3％，职工年平均工资1153.88元，增长73.12％，年均增长11.65％；农民人均纯收入238元，增长2.3倍。                          

1986～1990年，全面深化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和巩固，工商企业加快改革，全面推行承包和租赁经营，商品流通渠道进一步扩大，多种经济方式、多种流通渠道进一步发展。1988年，虽然出现通货膨胀，市场波动较大，但通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控制基建规模，通货膨胀势头得到控制。后又出现市场疲软，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仍然得到发展。1990年与1985年（下同）相比，工业总产值6628万元，增长46.67%；粮食总产量15346.2公斤，减少1023万公斤；烤烟总产量13721.9万公斤，减少253.1万千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18892万元，增加58.1％；地方财政收入4818.2万元，增长105.2％，年均增长15.5％；职工年平均工资1418.97元，增长62.7％，年均增长10.7％；农民人均纯收入298元，增长25.2％。

1991～1995年，计划经济转轨时期。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实行，之后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较好时期。1994年，工业总产值16030万元，与1990年（下同）相比，增长141.9%，年均递增24.7%；农业总产值35008万元，增长173.2%，年均递增28.6%；粮食总产量18935万公斤，增长23.4%，年均递增5.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7996.6万元，增长48.2%，年均递增10.3%；财政收入11735万元，增长144.2%，年均递增24.9%；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3028.3元，增长113.4%，年均递增20.9%；农民人均纯收入554元，增长85.9%，年均递增16.8%。

1996～2000年，全面加强以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改革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整优化农业内部结构。2000年，市属生产总值13.89亿元，与1995年（下同）相比，年均递增7.0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44亿元，年均增长1.57%；第二产业增加值2.28亿元，年均增长7.89%；第三产业增加值6.17亿元，年均增长11.68%。工业总产值3.42亿元，增长55.34%，年均增长9.2%；农业总产值达7.71亿元，增长26.19%，年均增长4.76%；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6亿元，比“八五”期间的6.2亿元，增长86.45%，年均13.27增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764万元，增长56.39%，年均增长9.36%；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17782万元，增长40.13%，年均增长6.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985.5万元，增长82.1%，年均递增1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257.2万元，增长80.26%，年均递增12.51%；农民人均纯收入1023元，增长56.9%，年均递增9.43%。

跨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2001～2005年，区委、区政府确定“四基地一中心”发展定位，及“农业兴区、工业强区、城市活区、投资促区”策略，经济持续发展。至2005年，区属生产总值230984万元，与2000年（下同）相比，年均增长8.29%。三次产业在区属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九五”末的39.5：16.4：44.1调整为2005年的31.5：15.6：52.9。5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6204万元，年均增长12.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6.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272元和1499元，年均增幅分别为5.74%和7.94%。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2005年累计转移12万余人，实现务工收入3亿元，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农村产业结构逐步改善，粮经作物播种比例由2000年7.1∶2.9调整为6.8∶3.2。农业总产值108272万元，年均增长3.5%，粮食总产量稳定在22万吨左右。

2012年末，全区生产总值（GDP）完成1704427万元，比上年增长13.2%。按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增加值203449万元，增7.5%；第二产业增加值879261万元，增长15.4%；第三产业增加值621717万元，增长11.5%。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1.07：52.06：36.87调整为11.94：51.58：36.48。全区人均GDP达21348元，比上年增长12.3%。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增加值576092万元，占全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3.8%，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全年财政总收入完成127919万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77073万元，比上年增长20.2%；地方一般预算支出完成340343万元，比上年增长41.4%，其中，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和环境保护的支出分别增长25.08%、15.71%、8.01%和23.95%。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累计比上年上涨2.6%，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8.0%，居住类价格上涨0.3%。商品零售价格累计比上年上涨3.0%。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累计比上年上涨5.8%。

全年粮食产量308677吨，比上年增加17934吨，增产6.17%。其中：夏收粮食产量4943吨，比上年减少200吨，减产3.89%；秋收粮食产量303734吨，比上年增加18134吨，增产6.35%。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315065万元，比上年增长7.65%。其中，种植业产值148334万元，增长11.51%；林业产值1853万元，增长55.79%；畜牧业产值160313万元，增长4.38%；渔业产值839万元，增长9.26%；农业服务业产值3726万元，下降8.03%。

年末常用耕地面积58017公顷，比上年减少184公顷。其中水田7403公顷，与上年持平；旱地50614公顷，比上年减少184公顷；人均耕地0.07公顷，与上年持平。

全区水库56座，水利设施（工程）供水量590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7000公顷，比上年增长124.84%。

农业机械总动力33701万瓦特，比上年增长39.2%。其中拖拉机5008台6896万瓦特，分别增加2.69%和4.26%，在拖拉机中，大中型拖拉机841台2000万瓦特，小型拖拉机4167台4897万瓦特，农业生产机械化作业水平不断提高。

全年全部工业完成增加值776228万元，比上年增长14.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648150万元，比上年增长8.1%。

全年规模以上企业实现销售产值1018152万元，比上年增长21.26%。实现利税总额537197万元，比上年增长16.78%；实现利润总额81611万元，比上年增长1.71%。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103033万元，比上年增长26.3%。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227088万元，比上年下降33.18%。实现利润总额6412万元，增长192.92%。建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148.8万平方米，下降34.63%。全员劳动生产率301939元/人，比上年下降30.15%。

 全区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75374万元，比上年增长33.5%。其中，第一产业投资4789万元，增长87.8%；第二产业投资128034万元，增长35.87%；第三产业投资542551万元，增长32.61%。

全年房地产投资200856万元，比上年增长50.47%。商品房销售面积108.4万平方米（含团购），比上年增长115.01%。商品房销售额368381万元，比上年增长145.61%。

全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613780万元，比上年增长20.0%，其中非公有制经济345549万元，增长29.88%。按地域划分，城市实现消费品零售额539362万元，增长21.19%；区及区以下实现消费品零售额74418万元，增长12.0%。按行业划分，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563829万元，增长19.82%；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49951万元，增长22.1%。区属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68842万元，比上年增长16.5%。

全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55.5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6.99%。实现旅游收入6.19亿元，比上年增长86.72%。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2582508万元，比年初增加366850万元，增长16.56%。其中，单位存款余额1365496万元，比年初增加128089万元，增长10.35%；个人存款968789万元，比年初增加139386万元，增长16.81%。在个人存款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961168万元，比年初增加132350万元，增长15.97%。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1688910万元，比年初增加198990万元，增长13.36%。其中，短期贷款余额461046万元，比年初增加102558万元，增长28.61%；中长期贷款余额1199033万元，比年初增加78389万元，增长6.99%。

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办学条件更加优化，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平稳发展，为社会就业培养大批有用人才。辖区内有普通高等学校1所，在校学生5975人，比上年增长0.96%。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11759人，比上年下降12.33%，其中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10008人，比上年下降0.21%；职业中学在校学生1751人，比上年下降48.26%。普通中学在校学生58825人，比上年增长0.51%，其中高中在校学生19905人，比上年增长10.52%，初中在校学生38920人，比上年下降3.94%；小学在校学生87486人，比上年下降8.31%；在园幼儿20881人，比上年增长0.06%。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9.53%，与上年持平，毛入学率达110.32%，比上年提高4.61个百分点。初中学龄人口净入学率91.3%，比上年下降0.14个百分点，初中学龄人口毛入学率达98.1%，比上年提高0.02个百分点。师资队伍稳步壮大。年末辖区各类学校专任教师8402人，比上年增长1.34%。其中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378人，增长4.71%；中等专业学校专任教师446人，增长11.22%；职业中学专任教师144人，比上年增长1.41%；普通中学专任教师2915人，增长2.35%，其中初中专任教师1802人，减少0.88%；小学专任教师4519人，减少0.44%。

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群众生活丰富多彩。景点文化、旅游文化、民族文化逐步融合。辖区内各种艺术表演团体2个，文化馆2个，公共图书馆2个，藏书量达26.5万册。全区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6.92%、97.25%，与上年持平，有线电视入户率达23.25%，比上年提高1.68个百分点。

年末全区卫生机构146个。卫生机构拥有床位4414张，比上年增长28.73%，其中医院床位3372张，比上年增长16.04%，卫生院床位599张，比上年增长14.53%。专业卫生技术人员3450人，比上年增长29.8%，其中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1200人，比上年增长7.72%。报告传染病发病率245.22/10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57.0%；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67.82万人，比上年净增0.94万人，参合率达95.02%。

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安全生产，实施节能降耗减排。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5.57平方米，建城区绿地率达16.44%。城市生活垃圾定时清运定点处理，城市管理加大对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的整顿力度，昭通中心城市的环境大幅改善，提升了城市品位。全区森林面积5.7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34.2%。全年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93起，死亡10人，受伤55人，直接经济损失430.58万元。其中：道路交通事故（生产性）85起，死亡6人，受伤55人，直接经济损失44.28万元；火灾事故5起，无死亡受伤人员，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非煤矿山事故1起，死亡1人，无受伤人员，直接经济损失60万元；煤矿事故2起，死亡3人，无受伤人员，直接经济损失324.8万元；其他行业未发生伤亡事故。

年末总人口852719人，比上年末增加6837人。其中：常住人口801700人，在常住人口中，男性412956人，女性388744人；城镇人口303604人，乡村人口498096人。城市化率为37.8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500元，比上年增长18.84%；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424元，比上年增长15.92%，其中：食品支出2004.7元，比上年下降0.0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538元，比上年增长13.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9449元，比上年增长0.68%，其中：食品支出3868元，比上年增长6.56%。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8.46%，其中：城镇40.94%，农村36.96%。

累计新增就业3250人。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0.9万人（次），累计输出17.74万人（次）。年末全区就业人员48.5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7万人。其中：农村就业人员40.0万人，城镇就业人员8.5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4980人，比上年增加751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30%以内。辖区内全部单位职工人数59961万人，其中国有单位职工4.28万人，年平均货币工资44835元，增长20.1%。

全年全区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40107人，比上年减少1.9%；参加医疗保险的职工61279人，比上年增长4.71%。全区农村居民60638人享受农村低保，比上年增长7.83%；城镇居民24395人享受城市低保，比上年下降7.19%。

2012至2017年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2017年，全区生产总值（GDP）完成2558688万元，比上年增长9.2%。按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增加值284752万元，增长6.0%；第二产业增加值1260873万元，增长8.7%；第三产业增加值1013063万元，增长10.7%。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1.6：49.2：39.2调整为11.1：49.3：39.6。全区人均GDP达30544元，比上年增长7.8%。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970527万元，占全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7.9%，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全年财政总收入完成217725万元，比上年增长12.4%。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113840万元，比上年下降1.9%。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575541万元，比上年增长9.6%。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累计比上年上涨1.7%，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1.2%，居住类价格上涨6.4%。商品零售价格累计比上年上涨0.9%。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累计比上年上涨2.9%。

全年粮食产量348458吨，比上年增加6128吨，增产1.79%。其中：夏收粮食产量3440吨，比上年减少1630吨，减产32.15%；秋收粮食产量345019吨，比上年增加7759吨，增产2.3%。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40690万元，比上年增长5.82%。其中，农业产值254161万元，增长6.95%；林业产值1849万元，增长8.82%；牧业产值171457万元，增长3.43%；渔业产值8725万元，增长21.82%；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4498万元，增长6.84%。

年末常用耕地面积55917公顷，比上年减少145公顷。其中，水田3790公顷，与上年持平；旱地52127公顷，比上年减少145公顷；人均耕地0.06公顷，比上年减少0.01公顷。

全区水库64座，水利设施（工程）供水量44923.38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26700公顷，比上年增长57.99%。

全区农业机械总动力43036.7万瓦特，比上年增长4.96%，其中：柴油发动机动力26512.9万瓦特；汽油机发动机动力4313万瓦特；电动机动力12210.9万瓦特。拖拉机及配套机械4624台7908.9万瓦特，种植业耕整机13574台（套）8146万瓦特，农产品初加工机械3570台4568万瓦特，畜牧养殖机械18897台（套）2262.8万瓦特。

全年全部工业完成增加值761655万元，比上年增长3.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735054万元，比上年增长3.5%；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26601万元，比上年增长2.4%。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1185175万元，比上年增长7.45%；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59104万元，比上年增长6.2%；实现利税总额608322万元，比上年增长0.5%，其中利润总额114485万元，比上年下降8.4%。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499218万元，比上年增长19.5%。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576673万元，比上年增长30.3%。实现利润总额10995万元，比上年增长38.84%。建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290.63万平方米，增长11.2%。全员劳动生产率403635元/人，比上年下降10.57%。

全区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43786万元，比上年增长20.28%。其中，第一产业投资13618万元，增长54.93%；第二产业投资（剔除电力投资）382450万元，增长227.7%；第三产业投资2047718万元，增长7.42%。全年房地产投资459546万元，比上年增长38.21%。商品房销售面积87.04万平方米（含团购），比上年增长53.81%。商品房销售额328926万元，比上年增长62.99%。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079954万元，比上年增长12.2%。按地域划分，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967527万元，增长12.1%；乡村实现消费品零售额112427万元，增长13.5%。按行业划分，商品零售额925235万元，增长10.6%；餐饮收入154719万元，增长23.3%。

全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440.0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4.2%。实现旅游收入33.35亿元，比上年增长73.79%。

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5417550万元，比年初增加364727万元，增长7.22%。其中，住户存款余额2105003万元，比年初增加288195万元，增长15.86%；非金融企业存款1158810万元，比年初增加20692万元，增长1.82%；广义政府存款2144870万元，比年初增加50833万元，增长2.43%；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8638万元，比年初增加4846万元，增长127.82%。

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2633757万元，比年初增加272470万元，增长11.54%。其中，住户贷款余额903611万元，比年初增加59921万元，增长7.1%；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1730147万元，比年初增加212549万元，增长14.01%。

辖区内有普通高等学校1所，在校学生13032人，比上年增长15.89%。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14178人，比上年减少7.78%，其中：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12337人，比上年减少5.03%；职业中学在校学生1841人，比上年减少22.78%。普通中学在校学生67134人，比上年增长3.5%。其中：高中在校学生27127人，比上年增长4.17%；初中在校学生40007人，比上年增长3.06%。小学在校学生82288人，比上年增长0.58%。在园幼儿26745人，比上年增长7.22%。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81%，比上年提高0.26个百分点；毛入学率达101.82%，比上年提高0.19个百分点。初中学龄人口净入学率94.83%，比上年提高1.53个百分点；初中学龄人口毛入学率达99.11%，比上年提高1.77个百分点。

辖区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0005人，比上年增长5.32%。其中，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555人，增长11.67%；中等专业学校专任教师532人，增长4.72%；职业中学专任教师116人，减少24.18%；普通中学专任教师4092人，增长9.68%，其中初中专任教师2534人，增长12.17%；小学专任教师4710人，增长2.15%。

辖区内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个，文化馆2个，公共图书馆2个，藏书量达28.1万册。全区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8.71%、98.96%，分别比上年提高1.66个百分点和1.22个百分点；有线电视入户率32.59%，比上年降低5.02个百分点。

年末全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78.49万人，参合率100.48%。报告传染病发病率357.79/10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64%。 

年末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99平方米；建城区绿化覆盖率31.57%，绿地率26.37%。城市生活垃圾定时清运定点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率达100%，污水处理率84%。全区森林面积8.2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38.01%。

全区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4起，死亡4人受伤1人，直接经济损失199.0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上升33.33%，死亡人数下降25%，受伤人数下降88.89%，直接经济损失上升288.3%。其中：道路交通领域发生安全生产事故2起，死亡2人、受伤1人，直接经济损失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上升100%，死亡人数下降 50 %，受伤人数下降88.89%，经济损失下降60.39%；非煤矿山发生事故1起，死亡1人，直接经济损失147.7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四项指标同比上升100%；煤矿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与上年同期相比，四项指标同比下降100%。

全区总人口926751人，比上年末增加17486人。常住人口845200人，在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406541人，乡村人口438659人。城市化率48.1%。

2017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808元，比上年增长9.6%；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432元，比上年增长8.7%。

全年累计新增就业4100人。累计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31.27万人（次）。年末全区从业人员54.6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54万人，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23.03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2.25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9.3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1219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2%。辖区内全部非私营单位职工人数7.04万人，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70271元，提高15.53%。

全年全区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93603人，比上年增长59.86%；参加医疗保险的职工74794人，比上年增长2.69%。全区农村居民64187人享受农村低保，比上年下降2.53%；城镇居民26351人享受城市低保，与上年持平。

回顾历史，其意义不仅是对前人的追思和缅怀，更重要的是面向历史的深思和自省。昭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跌宕起伏，鸿篇巨制，书写了一部岁月的华章，令人自豪、惋惜、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