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昭阳区历史‖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 第三节　执行党在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

 1940年10月，费炳借云南（军校）五分校到重庆中训团学习的机会，受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委托到南方局汇报请示云南省党的工作，叶剑英同志听取了汇报。费炳又得到通知，要他到重庆红岩村周恩来处去汇报工作。周恩来向费炳讲了“皖南事变”的情况，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必须提高警惕，防备万一，保持白区的革命力量，中共云南党组织应遵照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

1940年下半年，昭通中学党支部，贯彻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不再以会议的形式进行活动，而是采取单线联系的组织联系进行秘密活动。党支部不开支部会议，而是由支部书记李祥荣分别单线联系高中四班的吕茂林和高中五班的李长猛。高中四班的党员由吕茂林分别联系傅发聪和陈靖德，高中五班的党员由李长猛分别联系蒋永尊、孙志能、吴树云，这样使党组织更加隐蔽，不易暴露，特别强调秘密工作纪律的执行，党的指示自上而下的一个人一个人地往下传达，贯彻执行；下情则自下而上的一个人一个人向上反映汇报，不准发生横的联系。此前的党小组，彼此都熟悉，执行单线联系以后，每人都埋头于自己分内的事，互不了解情况。

1940年10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胡昌治到昭通（胡昌治到昭通后改姓冯）。胡昌治当时的社会身份是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的西南矿产测勘处处长谢家荣的秘书。他到昭通后，只与中心县委负责人兼昭通中学党支部书记李祥荣联系。

胡昌治到昭前由云南二届省工委书记马子卿作了交待。要胡昌治代表二届省工委去领导迤东七县（包括威宁县）党的工作，并以昭通中心县委为基础筹建中共昭通地委。地委建成后，以胡昌治为书记。马子卿交待胡昌治：由于国民党在内部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条例”，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即将表面化，为了吸取大革命时代党缺乏警惕和准备，遭受到严重损失的教训，中央已传达了白区党的当前基本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胡昌治到昭通对迤东党的领导的基本任务是贯彻这一方针，而贯彻这一方针的基本精神必须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必须从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党员的战斗力量，用更扎实、更有效、更灵活的方法在群众中继续扩大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为此要求胡昌治通过李祥荣把“十六字”方针的基本精神贯彻到迤东七县的党组织中去，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以实现这一精神。

马子卿还交待胡昌治，除中心县委外，在昭通还有一个组织不属于中心县委领导的，这个组织是当时国民党修建从昆明至四川叙府（今宜宾）的叙昆铁路工程处昭通工程队的一个党支部，负责人是姓张的工程师。这个党支部由胡昌治直接领导，领导的基本方针也与前面所说一样。马子卿把中心县委与铁路工程队两个组织划分开来不发生关系，正是为了保证“十六字”方针在组织关系上的贯彻。

胡昌治和李祥荣在昭通城北门外的一个制高点的碉堡上接上了头。在听取李祥荣的汇报后向李祥荣传达了省工委的指示，重申落实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基本方针。胡昌治说马子卿叫他来看看，究竟贯彻到什么程度，昭通女中的学运他是知道的。他指出说：你们那个壁报主要还在谈政局，那个文艺刊物，由李立昆、朱君和负责，有黄际舟、钱仕荣等参加，群众的接触面又不宽，要停止，因为它起暴露自己的作用。李立昆、张伯林、杨霖、谢敏他们那个读书会，办的世界语，定期出的刊物，当时与他们商量停办，朱君和是搞《滇东日报》的副刊，研究后还继续搞，因为可以占领那块园地。“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是西南联大传来的，马子卿同志传达的是：在学校做模范的教师或学生，在家庭做模范的子女，在社会上做个公正的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贯彻“十六字”方针后，为准备革命高潮隐蔽精干，读书会也逐渐收缩，党员也基本停止发展（但条件已具备的仍个别发展。“十六字”方针贯彻后至1943年前后发展了孙志能、吴树云、计德生、傅发焜、陈克祥、吴树森、梁智、朱瑞煊〈女〉，师俊〈女〉等入党）。党组织活动改为单线联系，党员在群众中用多种形式交朋友，做好人，做好事，深入联系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团结和教育群众。

工作一段时间后胡昌治通知李祥荣，将昭通中心县委改用昭通特别支部的名称，其职能和工作范围不变，一切工作照旧，各县的党员照样联系。胡昌治在昭通约半年时间，到1941年3月，地委还未建成。省工委通知他转回昆明工作。

胡昌治在昭通期间对中心县委和中学支部学习《联共党史》帮助很大。原来的学习只是一般的联系实际，专题讨论是很不够的。他提了一些专门联系当前中国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重要问题。昭通中心县工委贯彻“十六字”方针是坚决的，胡昌治到昭通也是进一步贯彻“十六字”方针，一直到开展武装斗争以前。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通过学习《联共党史》提出了若干问题，联系苏联各个时期的斗争，高潮时怎么工作，低潮时又怎么工作，面对昭通的情况，中心县委和昭通中学支部又怎么工作，吸取哪些经验。按照隐蔽精干的要求，党员也停止发展了，不然有好些人是可以吸收入党的。当时李立昆就准备介绍张伯林等人入党，昭通中学陆宗棠、刘君儒、林安徽、李太银、尹科云、郑家奎、计德生等很早就参加了“民先”，按照隐蔽精干的要求都没有发展他们入党。

1941年夏，昭中高四班毕业，党员也随之离开昭通，省工委通知李祥荣到昆明。李祥荣在离开昭通前带李长猛见到朱君和，称这是政治联系，不是组织联系，不是朱君和的党组织关系交给李长猛，也不是李长猛的党组织关系交给朱君和，两人的党组织关系不变。此时昭通中心县工委领导下的党员，只有高中五班的李长猛分别联系蒋永尊、孙志能、吴树云，并把到盐津的吕茂林的党组织关系交给李长猛，吕茂林还联系陈靖德，因此昭通地下党的负责人就由李祥荣交李长猛负责。

1941年李祥荣上昆明后，见到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明确由李祥荣代表省工委继续领导昭通地下党。

党不仅要保存党的力量，还要积蓄党的力量，在绝对可靠的情况下，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在1941年到1942年间，蒋永尊秘密地先后个别发展了他在高中八班成立的秘密读书会的傅发焜、陈克祥、吴树森3人入党。1942年，朱君和离昭时介绍4个由他帮助教育的昭中女同学给李长猛，李长猛1943年上半年在她们中发展了高七班的朱瑞瑄，高九班的师俊入党。

1941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上级传达了国统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昭通中心县委是坚决贯彻执行的。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解决，为什么要采取此方针，它的意义是什么，怎样贯彻这一方针，在指导思想上应怎样。领导不止一次地传达，中心县委和中学党支部进行学习，研究讨论领会，认为这个方针是在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况下在国统区采取的方针。为了更好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在敌占区壮大人民力量，在国统区工作积蓄党的力量的需要，为了迎接革命高潮而打基础，这个方针整个说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学习时必须解决指导思想上的问题。

1．要克服急性病，要克服想搞大运动的思想，个人出风头的思想。

2．要深入群众才能隐蔽，才能长期埋伏于群众之中，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自己就是群众中的一员，使群众相信你信任你，不能自高自大，突出于群众之上。

3．要积蓄党的力量，在群众中积极做好事，交朋友，宣传党的主张，决不能浑浑噩噩混日子，无所作为，甚至不如群众，更不能悲观消极，甚而染上恶习，同流而合污。

4．要从大处着眼，从革命的长远利益着眼，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地积蓄力量，埋头苦干。

5．要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积蓄党的力量，保存党的力量，保存党的据点，决不能有所暴露，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使敌人不能发现。

6．要向好处希望，向坏处作准备，要防止事情发生于突然。

7．要稳打稳扎，适可而止，小心翼翼地工作，避免暴露。

进一步明确党是有领导的秘密的统一组织。中共昭通中心县委书记李祥荣先是在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马子卿领导下工作。1941年李祥荣上昆明后，由时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领导，后为省工委委员侯方岳领导，李祥荣领导中共昭通地下党负责人李长猛。中共昭通中心县委改为昭通特支后，李长猛任书记。1943年夏，李长猛到昆明汇报，特支工作交由蒋永尊、吕茂林两位特支委员负责。李祥荣离昭后用秘密通讯的方法对中共昭通特支进行领导，并且于1942年暑假寒假和1943年亲自到昭通进行工作检查帮助。李长猛、蒋永尊上昆后，也是用秘密通讯的办法进行领导。用秘密通讯的办法保持统一步伐，对其他县也用这个办法，从而昭通特支与中共云南省工委保持了统一的步伐。

中共昭通特支是一个秘密的战斗组织，不仅对党外要保密决不暴露，严格按照秘密工作纪律办事，有的事对内也要保密，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该讲的不能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此专门受过革命气节（节操）的教育，学习有关文章，坚定革命信念。

为了保存党的组织，保存党的据点，而必须改变为单线联系的组织关系，原先中共昭通中心县委下面有党支部、党小组，后来变为单线联系的组织关系，决不是政治联系，更不是工作联系，也不是一般的关系联系。单线联系是指纵的联系，不是横的联系，它是指有党的领导，有负责人的党组织关系，党员只知道自己上面的是谁，自己下面是谁。这种单线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就失落了党组织关系，联系不上是有许多原因的，联系不上，有的就不是党员了。这种单线联系也是执行党的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是使党处于更加秘密的状态，它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就像一个人似的，每个党员与党组织保持统一的步伐，而又各有各的任务和工作。

为了隐蔽党组织的存在而使党关系接触面不扩大，特支执行转地不转党的原则，不管党员所在地怎么变，党的组织关系是不变的，还是原来的组织关系。1942年夏，昭通中学高中五班毕业离校，李长猛到昭通启文小学任教，吴树云到鲁甸桃源小学任教，蒋永尊到德育小学任教并兼任昭中图书管理员，孙志能上昆明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另外还有吕茂林由盐津回昭通到炎山小学，后来许南波又到巧家、大关工作。不管地点和单位怎么变，党关系还是不变。1943年夏，李长猛被通知上昆明汇报，由李祥荣领去见到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侯方岳，从此中共昭通特支即由侯方岳领导，但特支下面的党员关系不变，莫家鼎、徐静珍的党关系未交出去，其党关系还是在中共昭通特支，这是根据转地不转党的原则而办的。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除外：如吕茂林上昆后将党组织关系交给曾领导过他的李祥荣，师俊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原来教育她的朱君和，还有孙志能在昭通、在昆明到1946年返回中共昭通任特支书记时，其党组织关系均未变，到1947年春，才由李长猛交给侯方岳直接领导中共昭通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这转地不转党的原则，使党更加完整更加隐蔽。

虽然组织更加隐蔽了，但这个特支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是完整的统一体，没有领导就没有革命的方向和工作，就不会有统一的步伐。党组织是党员的生命线，决不能把它分割开，分割就丢了党的组织原则，就使党员离开党的领导了。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应该是什么样的党员呢？按照省工委的要求，做党员的应该是在家做好儿子，在校做好学生，当老师的应该是好老师。一个共产党员在家庭中做好儿子，与家庭中父母兄弟姐妹搞好关系，使家庭亲戚都关心你喜欢你，在社会上也有好名声，你就可以在他们当中逐步宣传党的主张。特支的许多同志都是这样的，蒋永尊就是其中的楷模，由于家庭关系搞得好，在他牺牲后，家庭成员毅然地走上革命道路，为掩护革命同志，为创建根据地武装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在校做好学生，党提出“青年的时代是学习的时代”，“学习、学习、再学习”。在校课内课外并重，课内书要读好，各科成绩都要优良，有的单科要特别好，因而特支的党员在班上的成绩都是上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读革命书籍，读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共产党宣言》、《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文化》、《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

还有更重要的是，要求党员品行好，不自私自利，不为非作歹，不能有任何生活恶习，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不贪便利，成为有理想，有革命气节，埋头苦干的好学生。

当老师的要做好老师，教书教得好，不仅熟悉功课，而且要深入浅出，使学生听得懂，记得住，要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既教书又育人，处处为人师表。在同事中、学生中有威信，模范做人，不出风头，与同事同学打成一片，让敌人一点也看不出来。不为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不暴露自己，但又积极为党积蓄力量，始终坚持党的国统区工作的方针去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党员要“做好事、交朋友”，贯彻“依靠进步、团结中间、争取落后、孤立顽固”的方针。做好事就要热心公益，为大家服务，乃至打扫清洁卫生，这样得到群众的好感。与群众打成一片，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群众能接受的，看得惯的事才做，既不与众不同，又积极地有力地进行宣传说服。要平等待人，不欺侮人，善于助人，发现人之所长而赞许之，助人之短而说服之，真正以诚相待，言而有信，说话算数，群众对你才能是什么话都说、什么话都讲的好朋友。要助人为乐，要善于帮助人排难解纷，遇有同学发生纠纷，甚至打架时，要挺身而出劝阻并帮助和好。对同学要从学习与功课上思想上进行帮助，有的同学不勤学贪玩，功课不好，政治上落后，要循循善诱，以诲人不倦的精神进行帮助争取。对同学中有恶习的，采取合而不流，经常劝说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动，不与那些思想上反动的人或党棍子、特务混到一块，就在各方面帮助他们。交朋友要找到与人合作的共同点，好唱歌的，好拉二胡唱戏的，就与他们一块唱歌，组织戏曲小组；好读课内书的，就与他们一起读课内书，好读进步书籍的，就与他们一块阅读；好进茶馆的陪他们进茶馆，这样联络感情。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交朋友要广泛，上至名流学者，下至贩夫走卒，不管家庭富有或贫穷，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子弟，也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子弟，不分年龄大小，不分行业，不分校内校外，不分成绩好坏，只要在政治上不反动，不是党棍子和特务，都可以是朋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对可能遭受敌人迫害的党的骨干莫家鼎、徐静珍两位同志，由省工委布置巧家党员上昆负责将他们转移到巧家中学教书，他们的党组织关系交到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莫家鼎来昭通与李长猛秘密接上组织关系，李长猛根据上级指示要他们深入群众隐蔽起来，不要有任何暴露，搞好学校关系，巩固职业地位，教好书，树立群众威信，要做好事交朋友，要小心翼翼地工作，一点一滴积蓄力量，要了解县内校内情况，并作政治分析，注意有无敌特活动，防止事情发生于突然。莫家鼎、徐静珍在北平读大学时曾参与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大学6年，经常代表进步力量与三青团进行谈判斗争，有所暴露。1942年得悉西南联大在金沙江的勘测队中有三青团骨干分子到巧家，可能碰到，会出事，因而党决定让他们离开巧家到广西桂林再转关系，这是为了隐蔽精干而采取的措施。虽然他们在巧家做了工作，发展了党员，有了一批朋友，获得学校老师学生以及社会的好评，但是不能不让他们转移。新中国成立后莫家鼎任锦州铁路管理局政治部主任，其爱人徐静珍在6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校党委常委。

还有许南波，他是在弥勒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是敌人抓捕的对象。他到昆明继而出国到缅甸华侨小学教书，日本侵略军进占缅甸后，回国到昭通。李祥荣通知中共昭通地下党和他接上了组织关系。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对许南波的要求是隐蔽下来，巩固职业地位，联系群众做好事交朋友，成为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并向他传达形势任务，拿秘密小册子给他看，与他共同分析所在单位的情况。自1942年起，许南波先后在昭通、巧家、大关3个县工作，直至1945年夏才将他的关系交出去。后来他在云南游击战争中发挥了作用，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的政委，这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结果。

在白色恐怖下，党处于困难时期，这对组织和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在特支内有个别的党员，对党失去了信心，革命意志不坚定，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党的决定，私自离开了工作岗位，特支不再将其计入党员之中。背离革命理想的追求，放弃一个党员的起码准则，甚至违背社会道德，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许的，何况在白色恐怖下，为了党的纯洁性，为了党的安全，特支采取了断然的措施，解除他的组织关系，这是必要的。即使是这样的人，也没有出卖组织。   （未完待续）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