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昭阳区历史‖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 第二节　重建中共昭通地下党

1935年12月，党中央派来云南的吴懋德（改名李浩然）同费炳组建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临委），云南地下党组织得以恢复和重建。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积极活动，省立昭通中学许多学生也参加了活动。1939年2月，在昆华师范学校读书的中共党员朱君和受党的委派，利用寒假回到昭通，到省立昭通中学与李祥荣联系，向李祥荣转交了“民先”队章入队志愿书等表格，同时介绍了昆明“民先”活动情况。不久，“民先”在全国宣布解散。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决定对昭通的“民先”进行“蜕变”组织工作，即把具备党员条件的“民先”队员吸收入党，把暂不够条件的队员转入“秘密读书会”，让他们向党组织靠拢。读书会有秘密的和公开的。省立昭通中学高中四班学生傅发聪、吕茂林、陈靖德、陆宗棠、林安徽，高中五班学生蒋永尊、李长猛、孙志能、吴树云等人组织了“秘密读书会”。读书会还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当时尚武小学校长李立昆，启文小学教导主任朱君和、张伯林、杨霖等人也组织了“秘密读书会”。“秘密读书会”每星期集会一次，大家在这里阅读进步书刊，讨论问题，通过这些活动来进一步培养进步分子。吕茂林动员陆宗棠、桑远民筹措资金给吕耘艺在昭通怀远街开设“西南书店”，书店开业后公开大量销售进步书刊，为各读书会暗中订购《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等。李祥荣等负责推销李剑秋等在昆明办的《南方》，冯素陶、楚图南他们办的《战时知识》和《抗战三日刊》，并通过《新华日报》代购书刊，如《联共党史》精装本就是从苏联运来的。还代购了《列宁选集》、《群众》、《中国青年》，洛甫的《论待人接物》，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些书得到后还要传抄，通过秘密预约传阅，如《共产党宣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传》、《朱德传》，陈绍禹的《论布尔什维克》等。通过秘密读书会的活动，为后来的昭通学生运动积累了力量，才取得了“打法官”斗争的胜利。吕茂林在一次纪念“一二•一”座谈会上发言说过：“……没有这些斗争积累力量，一大批人走向革命难以想象。斗争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绝不是偶然的，它是通过秘密的、公开的、合法的、非法的各种斗争形式，达到提高群众的觉悟，提高群众包括先进分子的组织能力。不然发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捣毁那样一个法院，不是一两个人，少数人可以办到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才能培养大批的干部，才有后来的武装斗争。”

由于昭通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打法官”的震动，1939年10月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指派省工委委员费炳（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军事教官），利用到昭通招收军分校第十七期学生的机会，恢复和重建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费炳于9月到昭通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教育考察工作，先后介绍了吕耘艺（后脱党）、李祥荣、李立昆（尚武小学校长）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恢复和接上了王正昌（时任龙纯祖的滇黔绥署护卫独立大队政工处长）和马冰清（王正昌的爱人）的中共党组织关系。随后费炳、吕耘艺一起介绍昭通中学学生傅发聪、吕茂林、陈靖德、林安徽等加入共青团（费炳新中国成立后回忆时说：当时我们远离中央，还不知道1935年中央就决定把共青团组织机构名称改变，当时省工委也没有共青团的组织机构，而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团员）。这时昭通有党员5人。费炳在离开前，指定由王正昌负责联系昭通的党员关系。11月费炳带着招收的学生回昆明汇报工作。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马子卿认为昭通的工作很重要，即让费炳通知李祥荣到昆明汇报工作。

1940年初李祥荣到昆明汇报后，省工委书记马子卿通知李祥荣说，费炳、王正昌在军队工作，不要与他们联系。指定李祥荣负责昭通党的工作，任昭通中心县委书记，朱君和任组织委员，李立昆任宣传委员。同时，省工委将会泽、巧家、永善、威宁等地几个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给昭通中心县委联系。

李祥荣返回昭通后将吕茂林、傅发聪、陈靖德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接着又发展了李长猛、蒋永尊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李祥荣通知李长猛、吕茂林到县民众教育馆的亭子内召开会议成立昭通中学党支部，李祥荣任书记，李长猛、吕茂林任委员。此后支部的3人开过许多会，在小凤凰山等地学习《论列宁主义基础》，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研究形势与工作。支部下设3个小组，昭通中学高四班的吕茂林、傅发聪、陈靖德为一个组，组长吕茂林。昭通中学高五班的李长猛、蒋永尊为一个组，组长李长猛。以后李长猛在高中五班发展了孙志能、吴树云，编为一个组，组长为李长猛。上半年由李祥荣传达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中央指示精神，因而在汪精卫1938年12月叛国投敌，而昭通妥协投降空气甚嚣尘上的情况下，经过充分准备，在1940年夏举行了反汪大会。

1939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半壁河山。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出走河内，投降日本，1939年12月底，在河内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公开叛国投敌，全国人民同声谴责，一致声讨。这年夏天，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以省立昭通中学为主体，联合其他学校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有数千人参加的“讨汪大会”，张贴标语，印发传单，组织游行示威，着重宣传党中央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有针对性地揭露蒋介石的投降、倒退、分裂路线，在学生中掀起一次有政治意义的爱国运动。在学校，开展驱逐李炳昌、夏运麟的斗争。李炳昌是重庆调来昭通的军事教官，常向学生宣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此时在省立昭通中学任公民课的国民党昭通县党部书记长夏运麟也公开宣扬反共政策，声讨大会主要是声讨汪精卫的卖国罪行，揭露和批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具体对象就是李炳昌、夏运麟。学生们称李炳昌“大汉奸”，在社会上和学校大造舆论，戳穿其丑恶面目，驳斥其反动谬论。当李炳昌上课点名训话时散布反共和不抗日言论时，学生就“嘘”，常常是一“嘘”百应。在社会上，同学们则大造舆论，开展驱逐李、夏两人的斗争。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昭通县党部的郑林打了昭中一个学生，同学们很快行动起来，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准备采取像“打法官”运动一样的措施。进步教师李若旸、陈寒石等也出来支持学生。学生们一致要求惩办凶手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而国民党当局也怕事态扩大学潮再起，于是通知省立昭中校长“李炳昌、夏运麟不再来昭中上课了”。同学们见目的已达到，便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不久，李炳昌便离开了昭通。

这个时间，省立昭中的壁报办得很红，内容主要是登载抗日情况，尤其是报导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的消息较多。李子坚老师到延安后，经常来信，同学们便将来信以“陕北来鸿”刊登在壁报上。在党的领导下，昭通中学组织“秘密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有李祥荣、朱君和、吕茂林、李长猛、蒋永尊、傅发焜、陈靖德、林安徽、陆宗棠、李兴中等人。读书会在讨论问题时，指定中心发言人，大家补充。发言的题目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青年运动的方向等。经常阅读进步书刊，主要是：《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待人接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通过读书会，教育培养进步分子，从中发展党员。

1940年夏天，李立昆以尚武小学校长的身份，创办了《昭通周报》，内容主要是报道抗日救亡情况，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先后共出刊10多期，后因情况变化而停办。在此期间，李立昆还和张伯林、杨霖、谢敏等组织了读书会，办了《世界语》刊物。不久以后，也因情况变化而停刊。

同时，朱君和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滇东日报》，负责副刊编辑，主要是占领阵地，使反共的文章在该副刊上登不出来；占领版面，描写风景的文章都可以，任何反共反人民的稿子都卡住不用。一直到1942年夏天朱君和离开昭通为止。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