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昭阳区历史‖ 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 第一节　成立抗日组织“学抗会”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3省沦亡，“攘外必先要安内”政策，使内战加剧，国势日衰。全国爱国人士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行为义愤填膺，对现实极为不满，有志青年都在寻找如何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得到全国抗日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希望早日实现，共同抵抗外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大举进攻中国，要灭掉我们的国家，吞并我国领土，统治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是中国的大趋势，全国都掀起了逼蒋抗日的高潮。1937年9月22日和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宣言，同时发表了蒋介石庐山讲话，形成两党合作抗日。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念，国家民族的前途出现了光明。青年学生对国家前途和命运是最关心、最敏感的。昭通的广大青年学生也和全国热血青年一样为之振奋，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借国民党书禁略开之机，由进步教师吕耘艺和进步学生李祥荣等筹资开办了“西南书店”，从外地陆续购进了许多进步书刊，青年学生争相购买，相互传阅，从中受到教育。抗战不久，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全国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昭通广大青年学生决心走出课堂，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去，唤醒民众，共同抗日。

李子坚（希伯）任省立昭通中学初中二十一班国文教师，在他的教育影响下，该班学生蒋永尊、李长猛、孙志能、蒋永彬等 人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带动并促使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由于蒋介石不积极抗日，只是“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致使河北、绥远、察哈尔大片国土相继失陷，山西吃紧。昭通青年学生再也不能安心课堂读书了，走出课堂，参加到救亡图存的行列中去，唤醒民众，齐心抗日是青年学生衷心的愿望和呼吁。1938年春，在全国抗日团体成立“云南省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推动下，在教师李子坚、吕耘艺的指导和帮助下，由昭通中学高中三班的进步学生李祥荣等倡导和发动，全班20多个男女同学，经过讨论一致决定：发动全县同学组织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联合女中、明诚中学及各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每班选派代表2人，在民众教育馆召开了全县学生代表会，会议决定成立“昭通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学抗会”）。“学抗会”是公开的群众性抗日团体，是进步师生起领导作用。昭通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通过参考“省学抗会”组织机构，设立常务委员会，由7人组成，每学期为一届，每届均由学生代表会选举产生。常委会下设宣传、募集、总务等股（以后又改为部，各部按需要分设股）。各股下设组，其中宣传股设文字、戏剧、绘画、唱歌、舞蹈等组。会上还拟定了组织章程及选出各股负责人，通过民主选举组成了7人的常务委员会；会后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推选省立昭通中学高中三班学生夏运春，高中四班学生傅发聪分别担任“学抗会”正副主任。随后在德育女子小学（今昭阳区四小）召开了全县学生大会，在会上通过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章程，宣告“昭通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成立。“学抗会”成立后即广泛开展了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

组织“晨呼队”，在学校上早操之前沿街高呼抗日口号。各校的“晨呼队”黎明时分即上街呼号，激昂的口号声划破沉睡的夜空，摧人觉醒。

组织宣传队。从各校选拔有特长的学生参加，共组成了12个宣传队，到街头、茶馆、酒店和附近农村、集市进行宣传，演讲团结抗日的道理，讲述救亡故事，谴责日本强盗占领我国领土，杀戮我无辜同胞的暴行，使广大群众对亡国灭种的危急局势有具体了解，激发爱国抗敌的热情。宣传队每到一处都很受群众欢迎，自发围成一大圈，听抗日救国的演讲、抗日歌曲的演唱。当时最能激发群众的感情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大路歌》、《大刀进行曲》等。雄壮激昂的歌曲深深地打动着同胞们的心，荡气回肠的歌声唱得人们热泪盈眶，无不对日本强盗切齿仇恨。诗歌朗诵情真意切，撼人心魄，歌颂前线将士为国捐躯的壮举，呼唤人们奔赴抗日前线，同仇敌忾赶走强盗。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血战卢沟桥》等强烈地感染观众，激发斗志。为了支援前方将士抗日，慰问浴血奋战的健儿，“学抗会”千方百计募集资金汇往前方。募捐方式主要有售票公演。每学期举行一至二次大规模的演出。当时的《云南日报》曾报道：“昭通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为医治伤兵起见，特于8月1日至3日，募捐公演话剧3夜，计演出《撤退赵家庄》、《我们的空军》、《察车之夜》、《火焰》、《壮丁》等剧，观众盛行踊跃，荣誉券亦出售百余张”。设“七七”献金台。每年7月7日开始，为期3天，在每年的捐献热潮中，均有突出表现者，“学抗会”给予书面表扬。“学抗会”副主席傅发聪率领一个宣传队到彝良县，通过宣传活动向当地绅、商、市民等募得镍币1000余元交国民党昭通县党部转送抗日前线支援抗战。

开展文字宣传，以墙报、漫画、标语等为主。墙报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情况，前方战情及时事政治。消息来源主要是晚上在电报局收听电台新闻后连夜写好于次日晨贴出。这一新颖的宣传形式吸引了大批群众，人们一早便来观看，及时了解前线的战情战况，久而久之成为习惯。

“学抗会”还向昭通驻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鼓励杀敌士气，同时送去肉食蔬菜等慰劳士兵，作“抗日救亡，人人有责，丧失国土，是军人的耻辱”等宣传，激励他们参加抗日救亡。

“学抗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他们的努力工作下，各界人士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中来。老年人组织了“耆老救国会”，妇女组织了“妇女救国会”，儿童组织了“儿童救亡团”。一时间昭通的抗日救亡气氛非常浓烈。

1938年，昭通青少年学生进行了一场“打法官”、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8年10月27日，昭通县启文小学（现昭师附小）学生王成才，在“学抗会”领导下，和王德修、巨明权、王正祥等六七个学生编为一个宣传组，到乡下龙山寨、土洞洞一带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转回城内已是下午，路过济川小学（现区三小）时相邀进去玩。接着来了几个学生，其中一人是县政府清丈处（测量耕地）的临时雇员程万里（约20岁），双方就邀起踢足球。在争球时，王成才用力过猛，踢伤了程万里右脚胫部。经巨明权与王成才买酒为程万里搓揉后，请人将程万里背回家中。程万里的父亲程福昌是县府职员，而程福昌的岳父是法院推事官。程福昌认为是王成才故意伤害程万里，便向法院控告王成才。国民党云南省高等法院昭通第二分院检察官兼昭通地方法院检察官王德元徇情枉法，不问实情，将本属小小的误伤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提起诉讼，交同院推事官杨藻审理，并立即将王成才拘留起来。

启文小学校长王均平闻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腾出校务办公室让学生开会，并向昭中、昭女中、私立明诚中学及县各小学散发谴责法官枉法的不法行为，呼吁全县中小学生营救受害学生王成才的传单。消息传出后，顿时激起公愤，在昭中进步教师吕耘艺，启文小学校长王均平及尚武小学校长李立昆的领导和昭通中学学生吕茂林、夏运春、李祥荣等人的组织下，邀请各中小学派出代表到启文小学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先由启文小学高二班学生代表介绍了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到会的学生代表平时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早就不满和愤恨，听到此情更是怒火满腔。当即决定组织“全县学生请愿团”进行营救，推选夏运春为主任干事，李祥荣、吕茂林、马克让、李心忠、黄桂先等人为干事，具体负责营救事宜。设立临时办公室,地点在启文小学的教师办公室。主席团在整个斗争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会后，首先以全县学生名义向法院送去一份意见书，要求依法秉公办理，但法院不闻不问。以后又分别送去几次书面意见，法院都不理会。到12月16日法院开庭进行了审理，由杨藻宣布判处王成才有期徒刑3年6个月，褫夺公权5年，赔偿程万里医药费镍币100元。在法庭上旁听的学生代表当即指出：一、球场上的误伤和犯规行为，不能以法律论处；二、对年龄未满18岁的少年，依法不能起诉判罪，王成才实际才15岁（判决书写成16岁）。要求法院无条件释放王成才。但法院对学生代表的意见置之不理，宣布将王成才押送县政府监狱服刑。

由于法院法官徇私枉法，对学生的正义要求置若罔闻，广大学生义愤填膺，忍无可忍，都认为应当采取强硬手段来惩罚这伙贪官污吏。主席团认真分析了当时昭通国民党党、政、军、法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之间都存在着勾心斗角的矛盾，特别是存在国民党中央系统和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法院属于国民党中央系统，与属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和政府存在利益分配的冲突，尤其法院和县政府之间争夺司法权的矛盾较尖锐，如果对法院采取什么行动，县政府是不会派政警队来干涉的。于是决定分头去进行工作。一方面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做国民党地方党、政、军的工作，争取他们中立；另一方面组织力量向群众广泛宣传法官违法的事实，争取群众的支持。

经过一定的准备工作后，主席团于12月23日晚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开会，会上决定组织全县学生到法院请愿，要求释放王成才。其行动计划是：一、组织省立昭通中学、女中、明诚中学以及启文、济川等9所中小学生以“昭通全县学生请愿团”的名义到法院请愿，时间定在12月24日晨7时到中心小学集合。二、组成以昭中学生胡湘为队长的24人便衣队封锁法院前后门，待游行队伍到达时解除法警武装及监视驻军动态。三、制作大幅横标、游行小旗、书写标语及油印《告民众书》1000份，写好标语口号几十套，在天亮前贴遍各街头。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后宣誓：一、忠于这个会议的决定，保守行动秘密，决不受任何威胁背叛学生利益。二、在任何引诱和压力下都不说出组织领导人员。主席团和学生代表忙了一个通宵，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2月24日晨，还未到预定的集合时间，各校学生已先后到达中心小学，在作了简要的动员后，1000多名各校学生队伍就按安排的游行秩序向法院进发。队伍到了法院，16名童子军手持童军棍把守大门。此时，法院的官员大都还在睡觉，同学们挥舞小旗，高呼要求释放王成才。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打破了沉寂法院的晨空，从睡梦中惊醒的法院人员仓惶中手足无措，许久才陆续聚于高二分院办公室内。震惊之余的法院院长佴鹏，迫不得已请学生派出代表到办公室谈判。请愿团即派出5名代表，主席团的7人不出面。在谈判中代表们提出3个条件：一、立即将关押的王成才同学无条件开释；二、严惩枉法的王德元、杨藻；三、向民众和学生道歉，保证不再贪赃枉法。但佴鹏拒不接受，斥责学生是违法闹事。学生们愤怒极了，人流如潮水般向屋内拥入，势不可挡。一部分学生在一个工友的指点下，找到王德元的住处，从门窗跃入，将王从卧室内拖出，让他站在板凳上讲明关押王成才的理由。另一部分学生同时也将杨藻从卧室抓获，并发现了在他床前凳上放着的抽鸦片用具（当时国民政府禁食鸦片），于是让他端起烟具拍照后将他押出来与王德元站在一起，让他们讲明判刑之理由。王、杨两人非但不认罪，反而谩骂学生。因此，愤怒不已的学生将他们用童军棍打翻在地后捆绑双手，并将事先制作好写有“枉法害民检察官王德元”、“枉法害民推事官杨藻”两顶纸扎的尖尖帽给王、杨两人戴上。执行主席宣布将王、杨两人押解游街示众。游行队伍前大幅横标开路，将王、杨押解着在童子军中上街游行，学生列队随后，沿途高呼口号。整个昭通城震动了，沿途夹道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遭受过冤案受害的百姓，有的向王、杨两人唾骂，有的哭诉冤屈，不少人为学生们的壮举拍手称快。游行队伍游遍昭通城主要街道后转到西街时，国民党昭通县长王凤瑞率警察局长及教育局长等在西城门口劝阻学生，要求停止游行转到县府（今崇义街）操场上。主席团经过商议后向县长王凤瑞提出了条件，王答应了要求，写条子释放了王成才，并保证今后师生们的安全。李祥荣等认为这是收场的机会，于是将游行队伍转到县府操场上，将王德元、杨藻两人交给王凤瑞后，各校学生游行队伍才解散回到各校。

这次声势浩大的“打法官”运动在党的影响下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由于事前充分分析了形势，行动前作了较周密的筹划和安排，并利用国民党中央系统（法院）和云南地方势力的矛盾以及得到当地驻军及有正义感人士的支持和同情，因而出现了在学生打法官时，群众支持，县长打圆场，驻军袖手旁观的现象，使之从始至终均较顺利。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在事态刚刚平息后，高二分院院长佴鹏、首席检察官张步槎就联名电告云南省高等法院称：昭通县学生聚众横行殴辱法官，请予察办。学生代表会则以昭通全县学生名义电呈高等法院，指控王德元、杨藻滥用职权，挟嫌拘押判处学生，恳请严惩。案情转给了国民党政府监察院云南、贵州两省监察使署，云、贵监察使署即函令贵州省威宁县政府派员前往昭通调查实情。同时，云南省民政厅、教育厅也分别指令县长王凤瑞，县教育局长邓涟将情况查实上报。威宁县派员调查的结论称：“王成才年仅15岁，踢球误伤非出故意，自不负刑事责任。程万里伤情不重，医治已愈。该王德元、杨藻未经查实详情，就武断判处，实属违法失职。”邓涟上报称：“惟查此次事变，全系法院处置失当，引起学生公愤”。县长王凤瑞的上报除为自己开脱外也称：“总之，此案因小学生踢球误伤，是否援用普通刑律判断……县长不敢置词。”后经云贵监察使署审查核实，上报国民党政府监察院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于1940年6月29日作出处分决定：杨藻、王德元各免职并停止任用3年，王凤瑞、邓涟各减月俸10%，期间3个月。至此，斗争方告结束。

这场斗争的胜利，打击了贪官污吏胡作非为的气焰，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给昭通广大人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并锻炼和培养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在全省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939年10月，昭通女子中学进步学生在昭通中学，明诚中学等校进步学生的支持和参与下，发动了反对校长姜勉之用封建思想教育毒害学生的斗争。以姜勉之的贪污为突破口，他们开大会，出壁报，散发传单，进行罢课。于10月10日晚到街上举行火炬游行，要求撤销姜勉之的校长职务。当时，昭中、明中也罢课声援。这次斗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不够，没有适可而止，形成僵持状态。1940年初，李祥荣到昆明见了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马子卿，马子卿指出：要注意，现在党的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跟打法官不同，要收缩。李祥荣回昭通后，根据省工委指示精神分别进行说服引导，使这次斗争逐渐缓和下来。以后党组织通过关系，把姜勉之要准备开除的10多个女中学生转入明诚中学，不久，姜勉之离开了昭通女子中学。

“学抗会”自1938年春成立到1940年被国民党省、县党部强迫撤销。在昭通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学抗会”团结了广大学生，向各阶层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锻炼了一批学生骨干，为党组织培养了后备力量，为学运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

“昭通学生抗敌后援会”在昭通掀起了救亡运动，卓有成绩，影响很大，不仅使学生本身受到了锻炼，提高了爱国觉悟，唤起了民众，还在昭通各界人士中宣传了爱国思想，为青少年奠定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使一部分昭通学生毕业后走上革命道路。（未完待续）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