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昭阳区历史‖第一章　土地革命时期 第四节　中共昭通党组织的建立

1926年毕业于省立昭通二中新一班的查宗藩、费炳由于家境贫困，无经济能力到昆明继续读书。两人在省立昭通二中读书时，受戴仁甫老师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要革命才有出路，但不知道怎么革命。1927年5月初，由于5月9日是“国耻纪念日”，查宗藩、费炳两人商量先在昭通干起“革命”来，就去买了一些纸以“革命党隐部”的名称写了些“在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压迫剥削人民，使国家不能独立，民族不能解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工农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内容的传单，在天亮前到四城门街上及辕门口龙家牌坊上贴着。另外又以“革命党隐部”的名誉写一封信给周子滨老师（周子滨是一个积极的爱国主义者，他办了一个私塾学校，每年5月他都带着他的学生，帽子上围着“勿忘国耻”、“誓雪国耻”的字条到街上宣传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希望他与各学校联系，5月9日“国耻日”扩大宣传活动。周子滨接信后非常高兴，找人联系说要做点样子给来昭通的革命党人看看，就以省立昭通二中为主体联系其他学校，组织起来于5月9日国耻日带着学生队伍游行并呼口号到园宝山开会，推举几个学校的老师作“勿忘国耻”“誓雪国耻”的演讲，并呼口号，大会开得很成功。

1927年原省立昭通二中一班毕业的张孝模（梓全）从外地回昭通，带来了一些进步书刊，其中有一本是《共产主义ABC》，查宗藩、费炳借来读，由于书通俗易懂，更加深了他们两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认为中国要实行共产主义才有出路，启发了他们找共产党的想法。但当时昭通没有共产党，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费炳有个表兄金豹卢在成都，费炳写信给他表兄打听共产党的事，他表兄回信说，四川宜宾有个中山学校，是个革命的学校。查宗藩和费炳商量去进这个学校，认为在那里既可以读书，又能搞革命，可能找得着共产党。当费炳到宜宾时，一打听中山学校已停办，原来这个学校是国民党“左派”办的，请有共产党人去任教。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四川也受波及，中山学校被迫停办。费炳到成都找他表兄，打算去武汉，他表兄不在家，加之人小又没钱，只好回昭通。费炳从昭通走后，查宗藩也去了四川宜宾，两人于1927年年底回到昭通。

1928年1月，中共云南省临委派在昆明双塔中学读高中的胡光和回昭通发展中共党组织。胡光和是昭通人，在昆明读书时参加了王启瑞、浦光宗组织的“新昭通努力团”。他在省立昭通二中读书时，跟查宗藩、费炳是同班同学。胡光和回到昭通就找查宗藩、费炳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共产党革命的一些话。费炳认为胡光和是县长的儿子，这样的人怎能搞革命，对他不信任，也就不很热情，胡光和过了春节就回昆明了。胡光和回昆明前，介绍了查宗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农历二月，查宗藩对费炳说：“老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要找的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我参加了党，你参加不参加？”费炳说：“怎么不参加，我们还到四川去找嘛。”查宗藩对费炳说，我介绍你。费炳说，很好。查宗藩说“加入共产党要无私无畏，严守党的纪律，努力做党的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一番话。费炳满口答允，就这样，查宗藩就介绍费炳加入中国共产党。费炳问查宗藩是那个介绍他参加党的，查宗藩说，这是纪律，不能说要保守秘密。随后，查宗藩介绍黄际春入党，费炳介绍彭寿熙入党，从此，昭通有了共产党的组织。由查宗藩和费炳作了两个计划，发展组织，一是积极接近比较熟悉的二中同学，如乐洪相、陈绍权、童光敏、伍兴让等，并进行交友准备发展入党；二是搞学生运动。费炳和彭寿熙商量去做挑水工人的工作，大家团结起来为提高水钱而斗争，因为挑水工人住得分散而未搞成。

1928年10月，中共云南省临委派中共党员赵师孝（原省立昭通二中六班学生）由昆明回盐津工作，路过昭通时，召集了昭通的中共党员查宗藩、费炳、黄际春、彭寿熙传达省临委对昭通地下党的一些指示，还带来了一些书。

中共昭通党组织建立后，中共云南省临委先后带来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内部书刊，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中共革命论文集》（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陈独秀等人写的文章）、《海丰农民运动》（彭湃著，周恩来题名）、苏俄五年计划、中共中央党刊《向导》、《布尔什维克》以及中共云南省委的党刊《斗争》、密写的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的多次通告和中共云南省委的一些通告等，还带来油印机一部。书籍和油印机放在费炳家，并指示查宗藩、费炳在农村建立秘密工作据点。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使查宗藩和费炳受到启发和鼓舞，他俩非常激动。在1928年下半年，就在费炳家住地昭通城郊石头塘找贫苦农民交谈，交谈农民的痛苦，应该团结起来，互助合作搞好生产。串联农民，首先在费炳家住地石头塘，后来到高桥院、荷花塘等村。一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联合搞农活；二是宣传中发展比较好的农民就讲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三是对思想较进步的农民就宣传共产主义，宣传苏联的五年计划，共同生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农民廖凤祥，准备发展为共产党员，但他在1929年病故。

1928年10月13日至14日，中共云南省临委根据中共中央“六大”会议精神，在蒙自苗族村寨查尼皮召开了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厂矿和农村。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搞农民运动取得的成绩，获得中共云南省临委的重视，但由于中共昭通地下党处在建党初期，缺乏革命工作经验。中共云南省临委决定派人到昭通对中共昭通地下党的工作给予督促和指导，省临委派王启瑞到昭通传达省临委对农村农民运动的指示。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团省委书记兼滇中东地区（陆良、路南、曲靖、宣威、昭通、东川）区委书记李国柱指派中共党员浦光宗到昭通对费炳及其领导的农民小组了解情况及传达省临委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浦光宗步行到昭通，已经是1929年1月上旬。1929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四）查宗藩通知费炳到昭通城内文庙仓正殿与先后受省临委指派回昭通指导地下党工作的王启瑞、浦光宗开会研究中共昭通地下党的工作。1929年2月13日下午，查宗藩、费炳在石头塘大庙前召开附近7个村的农民群众大会。首先由费炳讲话，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接着是廖凤祥讲话，他结合农村实际讲得很具体。他说，希望大家都来入会，有了“农会”农民就有办法。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哪个能折断？我们农民祖祖辈辈受人剥削压迫，有了“农会”大家团结一致，反对一切剥削，使我们农民翻过身来等等。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有许多人喊起来，要求入会。有很多人跑到做记录的查宗藩面前，要求登记入会，当时报名参加的就有300多人，宣布“农民联合会”成立，推选费炳为“农民联合会”会长。“农民联合会”没有正式的上级组织，只是各村由费炳指定一个人负责联系会员及尚未入会的农民。“农会”成立后，以“农会”的名誉 ，号召石头塘上下几个村的农民在春节初修沟打坝，大家个个都争着出工，很快沟坝修好，显示了“农会”组织起来的力量。至于“耕者有其田”、“共产主义”、“进行武装斗争”还处在宣传阶段。

浦光宗告诉费炳，要费炳找几个在农民中较有威信的农会积极分子（发展入党的对象），在天不见亮时赶到城南郊的望海楼，由他传达省委《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1929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六日），费炳带领几个农民积极分子到望海楼，由浦光宗传达省临委《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浦光宗传达完文件后，就和王启瑞一道去昆明。当天下午查宗藩带着一个叫吴永康的人到费炳家，说找王启瑞。吴永康（会泽人），受省临委指示到昭通通知王启瑞赶到陆良，参加中共云南省临委组织的陆良武装暴动。查宗藩、费炳当天夜里从昭通送吴永康向鲁甸的桃园进发。一路上，吴永康主要谈现阶段共产党的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样的问题，查宗藩和费炳是第一次听到。天亮前，他们赶到鲁甸桃园，在旅店找到王启瑞。

1929年3月，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与昆明“昭通旅省学会”互相配合，发动昭通各校师生反对昭通教育局长蒋子麟贪污教育经费，要求教育经费公开。查宗藩和费炳动员省立二中的后期同学孙鸿基、陈鸿图、伍谦之（兴让）连夜写了揭露蒋子麟贪污教育经费内容的传单到街上去贴，这一斗争得到社会有关人士的支持，不久蒋子麟自动辞职，斗争取得了胜利。经过这场斗争，查宗藩、费炳经常和进步青年周文灿、童光敏、乐洪相、陈绍权等接近，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给他们阅读省委带来的一般进步书刊，如《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幻洲》等，他们经常到费炳家石头塘坟园去共同交谈。

1929年初，查宗藩去昆明，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由费炳负责。查宗藩离开昭通前，交给费炳一个介绍条子，介绍盐津来昭通女中读书的马华英、王祚霖（两个均为共青团员）两个和费炳联系。马华英、王祚霖到昭通后，一个月与费炳集会一次，商谈学校中的情况，并互相传阅文件和书刊。她们在昭通半年又介绍了朱瑞芳（后改名为“朱革非”）、戴玉珍和费炳认识，作为发展入党的对象。1929年6月，费炳介绍了朱瑞芳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四川军阀胡若愚、张汝骥要来攻打昭通，马华英、王祚霖在昭通一个学期就回盐津了。

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成立以来，工作积极并有所成绩，得到中共云南省临委的充分肯定。1929年6月5日写的《云南临委第二号报告》中提到“昭通3人，去年12月上旬临委因来昭距省太远，指导不便，派了特派员1人去工作，但不久因不能立足回省。不过昭通支部尚有工作能力，在农村中也做了一点工作，并组织农联一个，有会员45人；并领导过反豪绅的斗争……”1929年6月8日，省临委向中央写的《云南组织报告》称：昭通特支，原系当地1个学生支部，人数共3人，工作能力可以说是云南的模范，他们3个人的支部，领导了城内数百挑水夫的加薪斗争，领导了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组织学生革命团体（革新社）。现与省的关系已建立了，以后更可得到具体的指导。“在全省范围内有几个中心区域”一栏中指出：“昭通、东川、曲靖是迤车的经济中心区域，同时因为与贵州、四川接壤，所以又是云南军事上最重要的地方，每次的军事行动必是决胜在这几路。”在“省委与下级党部的关系和经常指导”一栏中记有：“……曲靖、昭通则由同志的关系托马帮代递，东川、昭通一月一次……”1929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云南省临委的指示信》中指示：“对于云南工作的布置应该是，取消特委的组织，建立中心县委的工作，与省委发生直接关系。昭通为中心县委，管理大关、盐津、永善等县工作。”

1929年下半年，费炳接到中共云南省临委指示，认为在昭通城郊公开搞农民联合会，容易被当时正在镇压革命的反动政府破坏，要求费炳对农民作个别联系，并要费炳找个社会职业作掩护。当时找不到职业，费炳就在石头塘大庙里于1930年1月间办起一所私塾小学。学校开学后马华英从盐津介绍中共党员李汉儒到私塾当老师作隐蔽。1928年李汉儒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夏天，中共川南特委把因参加南溪春荒暴动暴露身份的李汉儒转移到云南的盐津县盐井小学当老师。李汉儒到盐津后，经常给学生和老师讲革命道理，启发革命觉悟，并组织演出《中俄谈判》、《五卅惨案》、《孔雀东南飞》等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节目，扩大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李汉儒在盐津除了对青年进行宣传教育外，还在农民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1930年春，李汉儒在盐津组织包括学生在内的1000余人群众大会，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国民党的烟亩捐（种鸦片的税）和其他苛捐杂税。会上国民党政府县长万景增不接受群众提出的要求，被群众用石头砸跑。会后国民党当局要逮捕李汉儒。李汉儒改名李洁夫转移到昭通，住在费炳家，教费炳唱《国际歌》，并教学生唱革命歌曲。

1930年3月，费炳在黄埔武汉军分校当技术主任教官的三哥——费煃来信并带来了旅费要费炳去黄埔武汉军分校去读书，经查宗藩报省临委，得到指示，认为很好，机会难得，可以借费炳三哥的关系考进军校做党的军运工作。于是费炳将自己保存在家的书籍文件、油印机等及农会的关系交给查宗藩，还将农会的几个主要会员介绍与他联系。5月份费炳去武汉报考军校录取后，于11月入校。

1930年费炳到武汉进军校后，他的党组织关系仍在云南，党组织关系仍与查宗藩联系。1931年初，费炳接查宗藩来信说“父母相继死亡，与家人失去联系”的暗语，得知昭通党组织与省临委已失去组织关系。

1930年年底，中共云南省临委遭到严重破坏，各地党组织相继失去组织关系，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脱党了。

1931年费炳在武汉军校失去党组织关系后，一直在武汉、南京找党，没找到。1932年武汉军分校并入南京本校。费炳在军校期间组织一个进步组织“读书会”。费炳在“读书会”中的好友吴懋德两人在南京没有找到党组织，两人决定到上海找党，由于吴懋德在上海有同乡，费炳帮助吴懋德旅费去上海找党。后来和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取得联系，吴懋德在上海被捕，联系又中断了。1934年初费炳从南京军校毕业，分配到云南教导团三期工科队任队副（分队长），他注意物色有志青年发展入党，作为重建云南地下党的基础。1935年上半年费炳和上海吴懋德取得了联系，费炳提出重建云南地下党的意见。1935年10月，吴懋德改名李浩然受上海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到云南，11月建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李浩然任书记，费炳任委员。1937年6月，李浩然回上海工作，费炳任“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云南地方史》一书中记载：“1930年底，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遭破坏后，一些失散的共产党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寻找党组织，为恢复重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作了许多努力，其中，昭通的共产党员费炳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查宗藩于1930年底脱党后，1933年加入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组织，后来成为云南的特务头子，任云南国民党省党部统计室主任。

胡光和于1930年脱党后，离开云南参加国民党军统局的前身核心特务组织“蓝衣社”。

朱瑞芳（朱革非）脱党后，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黄际春、彭寿熙脱党后，一直没有恢复党组织关系。

浦光宗（汉英）1929年3月，经省临委同意，随东陆大学毕业同学外出参观，到上海、南京等地。浦光宗在外地得到云南党组织遭受破坏的通知，不能回云南，后来到浙江萧常铁路任练习工程师。浦光宗在义乌铁路段认识一个青年黄昌梧，浦光宗和他交谈中估计他是组织成员，写了一封信给他试探一下，信中有一句话“世界上的光明天天在加强，努力吧”，打算通过他找到当地党组织。国民党特务抓捕黄昌梧时发现浦光宗写的信。1930年8月，浦光宗在义乌县铁路段被国民党特务抓了送到杭州监狱。1931年9月，因无其他证据被释放出狱。1931年底回到昭通，在昭通中学高师班任教。

王正昌（飞鹏）毕业于省立昭通二中五班。1926年考入昆明省立双塔中学高中，在双塔中学读书时，参加由中共云南地下党王德三、李鑫领导的倒唐继尧的斗争。1927年考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1928年8月经浦光宗、胡光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底接团省委通知由团转党。1930年5月，参加中共云南省临委领导的“陆良农民暴动”失败后返回昆明。1930年8月12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1936年出狱。

1931年，昭通的地下党组织与省临委完全失去联系，昭通地下党组织已不存在。但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仍然存在，在白色恐怖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活动，坚持斗争，青年学生如孙承光（厚甫）、陈兆殷等。李洁夫自费炳离开昭通后，从费炳家搬到辕门口他表兄开的“赐尔康”药店里住。

1931年李洁夫考入昭通省立二中师范科读书，他团结进步同学，对同学进行革命宣传。他经常和20多个同学到他表兄彭得生的“赐尔康”药店楼上集会，讲共产党的主张，讲红军打国民党的军队，红军打仗很勇敢，红军怎样打地主，红军是为穷人打仗的。当时的中学生比较大，年龄也偏高，接受进步思想有判断力。他也讲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同时介绍同学阅读进步书刊。

1931年10月，省立昭通二中学生接到从东北一些大学寄来的传单，报导日本帝国主义9月18日攻占了沈阳，并进而占领东三省的消息。消息传到昭通后，省立二中大部分师生聚集在文庙大成殿内，学校训育主任潘吾刚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我国历史上蒙受日本侵略的屈辱历史。高中师范科的李洁夫、吴宗遥等学生提出“请缨杀敌，奔赴前线”的倡议，立即得到广大同学的积极响应，经过酝酿后决定：

1．组织军训，成立决死队、义勇军、童子军。

2．组织抗日宣传队，上街宣传。向市民宣讲“九一八”事变真相。

当时就有60多人报名参加决死队，大部分同学参加义勇军。教务主任邓子琴写了《省立二中义勇军大队成立宣言》。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驻防昭通的三十八军暂编第一团团长安恩溥的支持，发给毛瑟枪100支及部分子弹，并派营连级军官对学生实行军训，这是昭通学生为了抗日首次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与军训同时开展的抗日宣传活动也搞得热火朝天。当时昭通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日救国”、“驱逐倭寇”等标语，宣传队在辕门口、十字街口、西陡街头演讲，在人民群众中播下抗日救亡，雪耻复仇的爱国思想。

正当国难当头，学生们开展抗日救亡，抵制日货之际，当时省立昭通二中校长周天佑（卜三），在参加全省教育会议后，用领到的学校经费买成日货从昆明运来昭通出售。经省立二中学生吴宗遥等人和昭通抗日会的检举，揭露了这一丑行，激起社会公愤。昆明的《新商报》对此作了报道。昭通在昆明读书的学生周立松、童光敏、黄际春在昆明向各商号作了调查，认为周天佑贩卖日货证据确凿，也呈文省教育厅要求对周天佑进行惩处。1931年11月28日，昭通抗日会召开民众大会议处周天佑，周天佑恐怕自己的地位动摇，暗中鼓动学生离校，企图使学校陷于停顿对抗日会进行要挟。省立昭通二中师范的学生李立诚、李士厚、阳裕清、乐洪相等作为学生代表，电呈云南省主席龙云，请求对周天佑予以查办并向学生揭露周天佑贩卖日货的事。周天佑对这几个学生深为忌恨，遂进行报复。在省教育厅已电令周天佑停职时，周天佑公然挂牌开除李立诚等4个学生。周天佑贩卖日货和报复学生的事受到校内外的强烈反对，在昭通各界人士及驻军团长安恩溥参与下，把周天佑的日货烧毁。周天佑被撤销了校长职务，并追缴了他挪用的公款，挂牌开除的4个学生也恢复了学籍。

昭通学生经过抗日宣传，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要求进步的学生很多，学生和进步青年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进步书刊，主要是昆明和外省的学生团体联系寄各种革命书刊。1932年2月20日国民党昭通县党部在给邮政局的公函中称“昭通方面近来常发现反动刊物，如《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等书刊充斥市面”。这说明当时从外地邮寄来昭通的进步书刊和革命书刊是多的。

1933年暑假，云南省教育厅根据昭通中学（省立二中于1932年3月改为云南省立昭通中学）校长李君范（立藩）的要求，决定解散该校高中乡村师范科，主要是李君范认为师范科成员复杂，难得管理。当时师范科的20多个学生非常气愤，开会研究对策，决定推选李洁夫、李德刚到昆明找省教厅说明理由，要求复学。大家凑钱给他两人作路费，他俩到昆明找到教育厅长龚自知申述。龚自知将师范科改为普通科（高一班），师范科的学生又能够继续上学了。

李洁夫在昆明期间，曾找过中共党组织，准备回昭通恢复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他在昆明找过的党员被捕叛变，供出昭通方面昭通中学学生李洁夫系共产分子。1933年10月，开学一个月后李洁夫被捕，关在昭通县政府监狱里。李洁夫被捕的当天下午，昭通中学校长李君范集合全校学生在操场训话，说李洁夫是昆明来电叫抓的，他是共产党。还把电文念一遍“昭通中学共产党学生李洁夫立即逮捕”。李洁夫被捕后，他表兄的“赐尔康”药店也遭搜查，结果没有找到共产党的任何证据。李洁夫被捕后，同学们约着常去看他。他说：“我这样一个无辜的外地学生，被关起来还要带上10多斤的大镣。”李洁夫身材瘦弱，他要求换镣。县长见他快要折磨死了，才把重镣换成轻镣。国民党昭通县政府对李洁夫口供和物证都没有得到，加之李洁夫病重，于1934年6月14日，以“念该生年轻，识短易受蛊惑，患病在狱，开释就医”的名义将李洁夫释放出狱。不久，李洁夫离开了昭通。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后路过昭通的镇雄、威信、彝良、巧家等县，在群众中留下了革命火种和深远影响，红军无畏的革命精神对昭通青年学生影响很大，红军走的路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出路，代表着中国的前途，代表着光明。有些青年听说红军要经过昭通，原决定跟红军走，但红军没有经过昭通。有的青年就外出找党，其中如孙承光南京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任《中华教育界》杂志主任编辑，为了利用跟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关系营救王启瑞出狱回到昆明。孙承光回到老家昭通后，1935年原打算找到红军跟红军走，没有走成。孙承光1935年离开昭通经越南到上海找革命队伍。他经过越南时看到越南殖民地人民的苦难，1935年4月到武昌没有找到革命队伍。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承光决定到北方去找革命队伍参加抗日，1937年11月在山东省洪庙找到八路军。1937年12月，孙承光被八路军派往延安学习，1938年派往鲁西。1940年6月，任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二校教育处长。1942年9月27日，在突围中牺牲于黄河北岸的范县甘草固堆村，年仅36岁。1950年2月8日，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勇写信给孙承光的夫人陈兆殷，将孙承光牺牲的情况告诉她。

王启瑞于1930年受中共省临委派往陆良领导“陆良暴动”，事败后被捕，最后因“罪证不确”释放。王启瑞出狱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1936年8月，王启瑞回昭通，任昭通中学校长，聘请中共党员李子坚（希白，云南石屏人）到昭通中学任教。李子坚1930年在共青团云南省委机关工作，团省委机关被破坏后，11月被捕，1933年出狱。出狱后先在楚雄中学任教，后转到昭通中学，和进步教师吕耘艺（儒林，昭通人）到昭通中学任教。李子坚、吕耘艺到昭通中学任教后，教学生唱革命歌曲，组织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号召学生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激发了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这两位老师给学生讲北京发生“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情况，在课堂上都讲进步思想，课外更是宣传马列主义。吕耘艺老师在北京参加了“左翼绘画家联盟”，大革命时期他在昆明就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吕耘艺向学生宣讲“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在北京就号召学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进步青年到边远地区去做抗日救亡工作。吕耘艺不但讲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还讲苏联的情况，讲苏联“十月革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讲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贫苦人民可以入学读书。当时学生听了很高兴，特别是家境贫困的学生向往苏联那种社会，穷人的子女也可以进学校读书。李子坚老师在课外教世界语，世界语是进步老师搞的，昭通中学就成了一个世界语读书会。有的学生还看《资本论》、《反杜林论》等书。当时昭通中学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这些学生有：李德仁、傅发聪、李长猛、吕茂林、蒋永尊、陈靖德、孙志能、吴树云、朱瑞瑄、郑家煃、蒋永彬、金声云、张伯林等。王启瑞、李子坚、吕耘艺等老师对这些青年的进步成长是有很大影响的，他们为一大批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未完待续）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