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昭阳区历史‖第一章　土地革命时期 第一节 商业重镇的衰落

 第一章土地革命时期

 第一节 商业重镇的衰落

昭通县是昭通专署所在地，不但是昭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是云南滇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属云南的第二大城市，素有“小昆明”之称。昭通地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结合部，历来为郡、州、府、行署所在地，系滇东北商业重镇，历史上是中原进入云南的必经之道，也是云南边疆通往内地的重要门户。

清朝中后期，促进昭通经济发展的主要是矿业，其中又以银矿、铜矿为主。银矿有鲁甸乐马银厂、永善金沙银厂、三道沟银厂。铜矿有永善梅子沱、小岩坊、大关箭竹塘等地。矿业的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家云集昭通，促进了昭通的商业繁荣。矿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东川的铜运经昭通到达京城铸铜钱，每年要运4000多吨。昭通是铜运的官道，同时又是转运站。东川的铜运到昭通，要验收、登记、补缺，再发往四川泸州上船运往京城。运输业主要是马帮，每天出入昭通的马帮有几百匹马。外省商人把日用百货从全国各地运到昭通，其中有布匹、绸缎、丝绣、盐、川烟及日用生产、生活金属产品。昭通周边各县，包括贵州部分县把各地农副产品、山货药材、毛皮、矿产品运到昭通。农副产品主要有猪油、猪肉、魔芋、花椒、桐油、枧油、核桃、羊毛、牛羊皮等。山货主要是兽皮及几百个品种的各种药材及各种丰富物资。矿产主要有银、锡、铜、铅等。各省在昭通的商人把昭通的各类物资运往全国各地。主要运输路线是从昭通经四川宜宾上船运往各地，素有“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宜宾）”之称。

由于各省商人到达昭通，使昭通商贾云集，商号增多，商业贸易往来繁忙，流动人口量增大。外省在昭通的商人，为了联络同乡，加强同乡人的团结，在经商中互相帮助关照，于是，各省商人在昭通相继建立自己的庙宇和同乡会馆，庙宇和会馆的功能和作用是一样的。庙宇有：陕西庙、江西庙、黑神庙（贵州）、广东庙、川主庙等。会馆有：陕西会馆、两粤会馆、两湖会馆、江西会馆、四川会馆、贵州会馆、山西会馆等。清朝后期和民国初年昭通的手工业和商业已进入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从城内街道的名称和功能就可以看出来，街道有毛货街、毡匠街、银匠街、铁匠街、炭市街等。陡街是工业产品销售街，主要销售日用百货中的洋货或上海纺织品。西街是往外运的各种农副产品和山货药材集聚的堆货店、马店、客店集中地。

由于昭通位于滇川黔交通要道上，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昭通也不再是完全闭关自守的地方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天主教徒法国人袁棚索主教从四川宜宾经盐津到昭通、会泽、昆明等地传教。袁棚索死后，法国人古若瑟主教继任传教。光绪六年（即1880年）法国神父肃内思在昭通城郊李子园租用民房设立经堂传教。光绪十二年（1886年），英国传教士索仁里到昭通城南门租房传基督教。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牧师柏格里在葫芦街开始开设西医门诊，为昭通最早的西医医院。光绪十六年（1890年），昭通天主教堂分得“庚子赔款”白银2万两，用一部分放债，另一部分购买田地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供养教堂。内部地方则受土司、土目等奴隶主统治，他们不仅牢固地掌握着经济命脉，而且农民（农奴）人身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在政治上还保存衙门、法庭、监狱，军事上还拥有相当实力的武装。封建地主阶级，一般也是购置有枪械的，拥有私人武装，平时看家护院。同时，对人民群众握有生杀掠夺大权。封建统治者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政治压迫，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产生了推翻旧制度的强烈愿望。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给昭通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机遇，相反，各种天灾人祸接连而来。1915年云南护国军开赴四川，昭通顿时成为军事要冲，军需补给要昭通地方承担。1917年川军与滇军交战，昭通又成为滇军出入四川的交通要道和物资供应地。以后，川军与滇军为争夺云南的统治权几次在昭通境内混战，如1929年张汝骥、胡若愚围攻昭通驻军龙云的警卫团之役，士兵死伤多，伤员无人抢救，尸横遍野，无人掩埋。军阀混战，民无宁日，民国政府失去了对地方的治理能力。在昭通大大小小的封建势力割据称霸，划分势力范围。这些封建割据势力有汉族豪绅，有少数民族上层，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互相勾结，有时互相攻打，弱肉强食，霸占地盘。鸦片、枪支公开买卖，每个割据势力都有自己的武装，长期兼并，互相混战，这些因素制约着昭通社会经济的发展。

匪患猖獗，昭通周围的各交通要道常年都有土匪设点抢劫。秋收后，农户便是土匪抢劫的对象，商户更是土匪常年抢劫的目标。来往行人不安全，运送货物必须有武装押运。来昭通抢劫的土匪主要来自贵州威宁、镇雄、江底一带，不但抢农村，也到昭通城内抢劫，甚至抢军队。1925年2月，昭通驻军团队送新兵赴昆明回来到江底被土匪将枪抢尽。1926年威宁的土匪经常到昭通城内抢劫，造成昭通城内人心惶惶，非常混乱，尽管政府也组织乡团围剿土匪，但匪患始终没有被消除。

促使昭通走向近一步衰败的一项重要因素是鸦片。许多人吸上鸦片，从农村到城市，从普通农民到政府官员、商人，由于吸食鸦片，不但普通农民破产，就是一些中小地主、中小商贩也破产。土地和财富逐步集中到封建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中。因地主阶级的剥削及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民难于维持最低限度的物质要求，生活困难已到极限。据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三记载，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昭通已经广种大烟。昭通城内每日消耗大烟（鸦片）数千两。镇雄、威宁每年销往昭通城的大烟达百万两，昭通城成为大烟销售一大市场，造成许多人家家破人亡。民国十八年（1929年）昭通县种大烟18700亩，当时全县总耕地面积94000多亩。吸食鸦片的人年年增多，家破人亡的人家也年年增多，财富和土地的集中也随之加快了速度，同时也加剧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祸天灾连连发生，据民国昭通县志稿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饥，去冬今春大旱，豆麦无收。5月后，大雨冰雹。至7月谷类无收。12月，无粮饥民外出逃荒。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大雪，甚大难饥寒交迫惨痛可怜，加之瘟疫、白痢，各区死者不下万人。1926年冬，昭通又是大饥荒，受灾面很广，饥民吃观音土（一种白沙泥），死人很多。由于冻死、饿死的人太多，警察天天强迫拉炭进城卖炭的牛车拉死人出城。粮价一日数涨，后来地主有粮不卖，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农民和小地主破产不少，大地主的土地增多。国民政府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对国民政府已失去信心。

昭通县城虽然是云南的第二大城市，但清朝末年的衰败、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地方封建势力互相兼并、民国政府腐败无能，使昭通这个商业重镇也渐渐地败落下去了。    (未完待续)

来源：中共昭阳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