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柜玻璃的前世今生

伴随着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的落幕,我们再次深刻地感受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让博物馆展陈、服务、安防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既体现在数字技术为展览带来的炫目效果,也体现在博物馆展厅许多不起眼的角落。例如,博物馆展柜的玻璃就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悄悄发生着改变。

 艺术收藏展示早在14世纪就已开始。当时的人们找不到一种既不妨碍观赏,又能保护文物的材料,因此文物、艺术品仅仅被摆放在木托、桌子之上,条件稍好的就用博古架分门别类展示。由于得不到有效保护,文物只能摆在特定环境中供皇亲贵戚把玩鉴赏,阻断了藏品对公众开放的可能。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促使各行各业飞速发展,平板玻璃的加工生产也随之出现,人们将平板玻璃结合木几、博古架,设计出初期的展陈道具――展柜。这一突破使得一般民众有机会接近文物,公众教育功能也成为可能。然而当时的平板玻璃受工艺限制,尺寸较小,可选厚度有限,造价昂贵且生产缓慢,每块玻璃都要花大量功夫去磨光,以达到可观赏的平整度、透明度。只有少数博物馆支付得起如此高昂的费用。

 1959年,英国阿拉斯泰尔・皮尔金顿爵士研制成功“浮法”工艺,能够多快好省地生产平板玻璃,使平板玻璃面积扩大,多种厚度玻璃的生产成为可能,制造成本也大幅度降低,使得平板玻璃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博物馆自然也能大规模应用了。

 中国博物馆玻璃的研发、应用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中国早期现代化先驱人物张謇于1905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座由国人独立创办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此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玻璃的能力,文物只得存放在传统的木几、博古架中,文物安全也只能依靠道德的约束和安防人员的威慑。1925年故宫博物院创立之时,中国已经有了第一家平板玻璃生产工厂,平板玻璃在故宫博物院的应用,使其展陈形式得以改善。这时期设计的中式展柜主要以我国传统家具的形制结构为外观基础,并充分考虑展品对外展示和安全防护的需要,将玻璃嵌入木质结构之中,“金丝楠木配平板玻璃”或许就是当时展柜的顶级配置了。众多珍品被陈列在新型展柜之中,尽显高贵华美,明清帝王所用所藏的传世珍品得以呈现在广大民众眼前。

 然而,故宫博物院的展柜开启方式十分繁琐,木质柜体与玻璃之间都有木硝子锁住确保安全,打开时需要先卸下木硝子,打开机关,小心翼翼地将玻璃搬下来,才能取出文物。这为文物的日常保养和换展增添了不少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难以大规模生产平板玻璃,只能依靠从国外采购,成本居高不下。直至1981年洛阳浮法玻璃正式面世,博物馆才得以“旧貌换新颜”。随后,中国的玻璃研究生产进入了新时代,各种加工手段层出不穷,其中可以增加玻璃表面强度的钢化玻璃红极一时。然而钢化玻璃存在自爆的隐患,随时可能炸裂飞溅,伤及文物和观众。

 2005年,第一片国产超白玻璃在山东金晶集团下线,比起之前看起来绿油油的玻璃,超白玻璃干净、无色、更透明的视觉效果着实让人惊喜。与此同时,钢化玻璃的自爆率也因超白玻璃内部杂质的减少而降低许多。到目前为止,超白玻璃已成为各大博物馆展柜选材的标配,观众最大的感受就是玻璃由“绿”变“白”了,大大增加了颜色还原的真实性。

 近年来,玻璃爆裂引发的安全事故,观众对文物观赏效果的不满,让博物馆人逐渐认识到玻璃在加工环节的种种问题,包括尺寸不准、钢化自爆、夹层气泡、无法密封等。在发展文化产业政策的推动下,“博物馆展柜玻璃”这一专门品类应运而生。专门的博物馆展柜玻璃以玻璃原片为主材,根据文物展示的需要,在展示效果、安全、文物保护、维护和安装等方面均有提升,博物馆玻璃被赋予更高“使命”。

 现今,专业博物馆展柜玻璃往往采用刚柔并济的夹层结构,一方面能够在暴力入侵时为安防部门争取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夹层具有很好的韧性,能有效吸收暴力冲击的力量,并在玻璃破碎时仍然能够牢牢粘住玻璃碴,保护文物不受侵害的同时也保障了观众的人身安全。

 此外,精良工艺还可以确保玻璃严格密封,将文物的微环境与展厅的大环境彻底隔离开,因此就可以很好地控制展柜内的温湿度以及防止有害气体的入侵。其次,玻璃边部精细平整的抛光工艺,为两块玻璃良好拼接提供保障,能确保展柜的美观,结束了“密封不够、打胶来凑”的时代。不少玻璃还具备防紫外线的功能,因为许多纸质、丝织文物等有机物、纤维材料对紫外线十分敏感。虽然部分博物馆采用无紫外线灯光照明技术,但是大多数博物馆并没有进行彻底的照明改造,甚至有些博物馆需要采用自然光照明。现今还有博物馆配备了低反射博物馆展柜玻璃,不仅降低了反射率,让观众看得更清楚,还能有效隔绝99.9%以上的紫外线,给文物一个更安全的微环境,帮助文物“延年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