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从明器到生活，中国釉陶的高峰和拐点

 导言:

 贯穿大唐文明史的奢华工艺

 “我们这场展览已经策划两年了,已被国家文物局入选全国2016年十二个重要展览之一。这次共计展出130余件精品,囊括了陕历博、西安博物院、洛阳博物馆三家主办单位的镇馆之宝级藏品。是难得的观展机会。”陕历博陈列部副主任姜涛这样介绍。

 展览内容分为四大单元:唐三彩的起源、窑址、分类及其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其中,第三单元为重点,包含了人物俑、动物俑、三彩器、镇墓俑、建筑材料及模型五大类型。

 这是场“文博界奥斯卡级别的大展”,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李兆楠边看边感慨。这次作为协办单位之一,也带来五件作品参展。

 展览按时间线和展品类型双线进行,观者徜徉其中可以非常明晰看到唐三彩初、中、晚不同时期的工艺演变和所折射的时代背景。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禚振西先生曾主持陕西铜川黄堡三彩窑址的出土发掘工作,这次也来到展览现场,笔者陪伴左右听她讲述,“早期的三彩多为罐、盘、豆、注 子、器盖类,或是日用器具的模型榻之类。”禚先生便指着展品中的三彩双联盘便说,“这个双联盘是李凤墓出土的,是目前为止发掘出土最早的唐三彩,产于高宗时期。你看其只有简单的白色和黄、绿色釉,色泽也不够华丽,造型也简单。表明在唐三彩创烧的初期,其成型制作工艺、装饰技艺和烧造水平均处在探索时期。”

 “中期的唐三彩是八世纪初到八世纪中叶。这个时候随着经济发展,带动了艺术的繁荣。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了,器皿、人物俑、动物俑应有尽有,丰富多彩产量极大”,禚先生便观看便讲解,“但是中期的三彩又分为前期和后期。你比如1995年陕西高陵县唐李晦墓出土的三彩釉陶持鼓男骑马俑,是中期前期的作品。”骑马俑通体多为黄色,仅马鞍上等处有褐色和绿色。这时候的工艺并非全部用釉料,而是和彩绘相结合。此为前期最大特点。同时,这个时候的雕塑水准已逐步成熟,人物俑和动物俑的造型和神态都更加多样。

 唐三彩最顶峰之作都在中期的后期。这个时候的釉色多元,黄绿红蓝紫褐等全部出现,并被运用的淋漓尽致;也不再使用彩绘,而是纯粹的彩釉;技法上诸如点染、蜡染等各种手法都被娴熟使用,体积上也更加庞大,造型上更加复杂。其中代表便是此次作为展览画册封面的国宝级文物三彩载乐骆驼俑。“这是件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通高58厘米,长41厘米。骆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驼背上的驮架为一平台,铺有色彩斑斓的毛毯,共有八名乐手。其中七名男乐手身着汉服,手持胡人不同乐器,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中间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呈现了一个流动演出团。”禚振西便介绍便指点着造型的细节比如乐器的种类、毯子的色泽,造型的精致繁杂,无不令人折服。同时,唐时代的浪漫开放和国际化特性尽显。更令人惊艳处在于,它沉睡了千年,出土时依然光彩夺目。正如陕历博唐三彩研究专家闫存良先生所言:“釉彩是三彩的魂。”

 唐三彩后期是八世纪中叶到唐末。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国力下降、民不聊生,社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唐三彩的产量降低。考古发现墓葬中的唐三彩逐渐减少。这个时期唐三彩开始从明器转向生活用品。展览中的三彩釉陶莲瓣纹瓦当便是代表。

 明器到生活用品的时代拐点

 唐三彩釉中加入了氧化铅作助溶剂,此种低温铅釉熔融后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最终完成三彩变幻莫测的魅力。但同时,铅是有毒的,无法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唐代则有“事死事为生事 ”的厚葬之风,故大多唐三彩成为达官贵人的墓葬品。

 但是,唐代晚期,唐三彩逐渐从明器转向生活实用品。

 法门寺博物馆馆长姜捷曾任职陕西省考古所,主持过唐三彩醴泉坊窑址的发掘,醴泉坊窑址所处时代正是晚唐,其中出土的大量日常器皿证明了唐三彩从冥器到生活用具的转型。这是三彩考古学上的新发现。

 “当然,这也是有时代原因的。”开元年间,唐国力依然强盛,长安依然是国际化大都市,厚葬之风依然盛行。但是,玄宗李隆基提倡节俭国策,分别于开元20年和开元27年颁布了《大唐开元礼》和《唐六典》,对于官员的葬品配置给了限定。在开元29年又再次颁布诏令,制定了更加明晰的禁令标准。

 于是,大规模的明器三彩制造逐渐减少,“但是,掌握这门技艺的匠人们还在,大量的制作工具和窑炉还在。于是,唐三彩产品逐渐转型到民间用品和建筑饰品的生产。”姜捷同时提到,醴泉坊窑址位于当时的西市北边,也可以断定窑产三彩会对市场销售。这些对市场销售的产品多为实用生活用品以及建筑饰品。

 晚期的唐三彩匠人们为了生活,将铅的使用量降低,开始了生产适合市场的实用物品。这样,唐三彩之前大放异彩的工艺特质和造型魅力均被改变。这也是三彩逐渐走向没落的另一因素。

 同时,姜捷还有个大胆的猜测。唐陵墓葬中出土的唐三彩皆华丽、高大,而发现的五个窑址中,从未见到实物,也未曾见到制作这些三彩的模具。“也许,开元年间的两个法典和一道诏令的颁布时,就已经将这些窑址废除了。”

 289年的大唐史,唐三彩跟随时代起伏变迁。作为釉陶的代表,在唐代达到巅峰,同时影响了后世的陶瓷技艺。但是唐之后,再无釉陶辉煌期。

千年前的国际化

 唐三彩所用釉料是从西亚得到的,而三彩俑中的骆驼、狮子、胡人等皆来自异域。“唐三彩是中国艺术首次大规模和异域发生关系。这是空前的。”姜捷认为,唐三彩正是当时国际化的典型产物。

 从洛阳邙山唐墓开始,唐三彩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不曾间断。

 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五处窑址。其中的河北邢窑和四川邛崃窑均远离唐朝两京。其余三处为:河南巩义黄冶窑、陕西铜川黄堡窑、西安西郊机场醴泉坊窑,三窑均位于大唐两京地区,与两地出土的唐三彩有密切的关系。

 西安醴泉坊窑是发现的唯一处于长安城内的窑址。其发现很偶然,1999年的五月份,当时还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姜捷刚从考古现场回到单位,恰好遇到省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将醴泉坊有可能发现唐三彩窑址的信息告诉他,要求其尽快处理。这个事情姜捷是一直有所耳闻的,西安某空军系统老干部偶然间在醴泉坊发现了釉陶残片,并著文发布。

 来不及带工作证,姜捷就到了现场。组建考古队和申请经费来不及,窑址已经被破坏太厉害,必须迅速展开发掘工作。姜捷临时找了俩技工,从自己存折上取了5万元,搭建了简易住所,就开始工作了。

 五个月的发掘工作完成后,出土了三彩标本、单彩器物、模具。还有天王俑、仕女俑、马、骆驼等。醴泉坊窑址位于当时著名的西市商贸市场的附近,西市是经营外贸生意的,但是住满了胡人。而唐三彩的交易,是和胡人密不可分的。可见,唐三彩承担了东西文化、商业交流职责。

 而上世纪80年代陕西铜川黄堡窑的发现则与禚振西先生密不可分。黄堡窑在漆水河边,禚先生领命发掘中遇到一个关键问题:技工挖到生土层面开始停止,继续下去就是考古界的笑话。禚先生根据经验和知识判断出生土曾下面还有熟土。这是应该被河水发水时淹没的窑址。在其坚持下,果然发现了一群三彩工作坊。完整保留了其现场原貌。“当时技工不肯继续挖,一直问挖穿了责任谁承担。我当时一口应承自己负责。”禚振西先生回忆起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发掘工作也是在艰辛情况下进行的,同样没有影像资料记载。“那个时候还都是黑白照片呢。没有钱,也没时间顾上这些。”好在,2004年政府在窑址上建了博物馆,完成了展示型保护。

   随着考古的深入,出土唐三彩中不断涌现反映当时的厚葬之风和社会风貌的物证。“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奢靡而伤风。”贞观年间太宗的感慨,从李凤、李晦、哀皇后、郑仁泰、武则天等众皇族墓中大量出土华丽三彩中可窥一斑。

 尤其三彩俑来出现之后,墓葬中女俑、胡人俑等纷纷呈现。唐代开放,坊上、回民街的大小学习巷等地聚集外国人,他们在学习巷学习汉语,在西市和回民坊进行贸易。那个时候,西市中摆满西域甚至欧美的货品,各国人在此交易。也有长期生活在长安的胡人,他们进入宫廷当官,在政治上施展抱负。展览中三彩釉陶武官俑、胡服男立俑,都体现了当时盛世大融合。

 而女俑在三彩中更数量不菲。根据出土的不同时期女俑可以看出,唐代女性的生活环境非常自由,地位极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慢束罗裙半露胸,裙拖六幅湘江水”等诗句也阐述了唐代女人们在服饰上深受胡人影响。她们开始穿窄袖轻便衣服,贵族女子之间,以胡妆为流行。唐朝女人和男人一样骑马、打猎,有的皇后甚至带自己的女骑手队伍出行。

 结束语

“占地面积达86平方公里的唐长安城遗址,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建设性的破坏,唐长安醴泉坊及其醴泉窑和绝大多数唐长安内城内的各类遗迹,都不可挽回的消失了”。姜捷在考古报告中忧伤地写到。

 历史已经消失,《唐两京三彩精华展》上,可以看到千年前国际化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