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艺术家的“贫瘠”

某种程度上,青年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是观察一个时代的绝佳样本。 

“青年热”亦已经持续多年,市场在谈,每年的体制内院校毕业季必然谈,至而纪念85的话题里也被过来人、现在人拿来谈。青年批评家鲍栋近日用社会学的“阶层”概念描述当代艺术家群体之“断裂”状:“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群体可能是一朵社会奇葩,这伙人一贯出现在高大上的开幕式及开幕后的酒会上,交流着巴塞尔和卡塞尔的小道消息;他们又大都生活和居住在黑桥、宋庄的粗陋工作室里,面对着涨价、拆迁的威胁;偶然或经常,一些人也在酒桌或茶席前高谈阔论,讨论着朗西埃与阿甘本的最新译本……”这个描述里必有大量青年艺术家的身影。但所有谈论里的“青年热”,与“青年热情参与”却有本质区别。比如市场里谈的“青年”,很多都是被“资本”硬拎来填充卖场概念的。这就像中国足球,青少年足球运动不真正普及开来,或体制和制度环境不真正支持参与青少年张扬个性、活力、创造力,选出来的代表就被反复证明是干瘪乏力的,青年的悲哀重复着。

身为院校教师,我无时无刻不面对着一届届青年,某种程度上,青年艺术家多少都面临着“贫瘠”问题,“何以为继”是青年艺术家的问题,应也是社会问题。

从艺术界的现实和微观生活层面,各地艺术区、艺术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背景板,比如,广州的小洲村、北京的宋庄等处,随时可遇“毕业即失业”青年艺术家生活“艰难”的诉求。

艺术家的“贫瘠”可简单视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贫困,一日三餐,要真金白银,人长期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一要有劳动收入,二要有社会保障――医保、低保、失业保等等。立志“搞艺术”的艺术家,劳动收入的主项当然是生产艺术产品换钱,但按照当下的艺术市场性质、取向和艺术家自身的创造素质,估计很多艺术家的这种收入来源并不乐观。而社会保障这边,外来无籍,此得为零,所以,艺术区、村庄偶有穷得无助、病得难保的事情发生,最后要呼吁社会救助。于是,常听到传闻说,有的青年艺术家的奋斗要靠“家保”――这其实就是倍受吐槽的“啃族”活法了。另一种是参与贫乏,人活世上,不只为一日三餐,艺术家更会如此,没有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参与热情或者有热情却无机会的艺术家,要证明自己优秀,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无户缺籍,艺术家即使长期在该地生活有年,总像只有“民工”、“盲流”身份,失去很多“主权”,大者如对本地公共事务参政议政,小者如自身利益受侵申诉,你都不是“主人”。如果艺术家再不常有受邀参加艺术展览的机会,自己也不很能“自组织”折腾找乐,他真的就是“穷得一无所有”了! 

有地方已出新政推进户籍改革,放开亲属相互投靠、放宽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入户、逐步过渡到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等,亮点颇多。这被舆论认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来颇富实质性的改革举措。早在几年前,有地方开启一项“积分入户”改革时,我也曾依此对解决艺术区外来艺术家生存困境作过“利好”假设,“籍权”成色如何,确值想象。不过,就如“车堵限车”,人堵也一定“限户”,这些涉及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公平提供和分享问题,其中的机制失衡、制度阙如等历史积压,绝不是一两日可讨论清楚的。

比较于“供养”、“圈养”、“豢养”等状况,艺术家是否能、如何能“自养”,是一个相对中性的、关乎权利平等、主体自由的问题。这就如说,社会进入现代,由于解决了契约制度问题,即使“资本家养活艺术家”,其状况也大大改善,资本、资本家“强权”也不能是一边倒的。 

有“垮掉潮流”,有“贫穷艺术”,但那些人并非真的物资贫困,有的可能还是富二代、高富帅,他们所宣称的“贫穷”、“垃圾”,可能只是工具意义上的,他们实际是自我精神放逐,反抗主流,甚或还自认高贵。在我们这里,缺乏高贵、尊严的主体精神的,知道、理解、懂得乃至“允许”艺术精神不必轰轰烈烈生离死别可以自自然然随遇而安的,也许,不单单是“穷得一无所有”的艺术家吧……

（作者系广州美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