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藏中国版画

建立于1759年的大英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中国版画收藏，涵盖从7世纪晚期至21世纪长达1300年的整个版画历史。近日，大英博物馆亚洲部研究员史明理在上海博物馆带来讲座，介绍了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中国版画，以及版画在中国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分别起到的作用。

一、版画的发明与佛教的传播

版画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纸张，公元3世纪左右中国人就已经成功推广了造纸术，版画则在公元700年左右发展起来，所以中国是具有最长版画历史的国家。

20世纪初在敦煌佛窟发现的一组佛教印刷品很好地勾勒了佛教与版画之间的关系。在洞窟中共计找到42000幅印刷品、手稿、绢本绘画和织物，根据断代最晚的一幅手稿判断，封洞的时间在11世纪左右。

洞窟被封存的确凿原因人们不得而知。一种猜想是11世纪喀什葛尔穆斯林对敦煌地区的攻击不断增多。1006年信奉佛教的和田地区被信奉穆斯林的突厥人攻占，这是塔里木盆地伊斯兰化的开始，伊斯兰势力一度向西拓展到敦煌。另一种猜想是魔法概念的影响，佛经中有预言称佛法的终结将会在11世纪发生。

敦煌的版画多为黑白的，只有少数几幅有着色。有一组《圣观自在菩萨》的木板拓印，和《金刚经》差不多同时制作，就发现了黑白和着色两幅版画，说明两者是由同一块木板制成。版画的上面是图下面是字，被称为上图下文的模式。

二、早期彩色版画

多版彩印是中国17世纪发展起来的技术，运用这种技术时，每种颜色都要单独制作一块木板，一块一块印刷在同一张纸上，直到整幅作品完成。

大英博物馆藏有目前已知最早、可能也是质量最好的彩色版画作品――17世纪初南京一位叫胡正言学者发起制作的《十竹斋书画谱》。其精湛之处可以体现在精确的着色上，作品中竹子的绿色正好贴着黑色的边线，没有丝毫重复，色彩渐变十分自然，就像用画笔刷出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好的一批版画藏品来自俄国的弗拉基米尔・加利齐纳王子（Prince Vladimir Galitzine）。1917年加利齐纳家族因俄国革命出逃，1920年代逃至伦敦，王子就在伯克利街开了一家美术馆。1930年代包括《十竹斋书画谱》和其他作品都在这个美术馆展出，后来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同样有名的还有《芥子园画谱》，也是由南京的一位私人学者制作的。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这些版画藏品都是由原版木板印成的。

另一组多版彩色版画来自苏州丁氏。苏州是17-18世纪重要的版画制作中心，质量上乘。丁氏的版画模仿的是恽寿平的花鸟，通常是成组制作，带着吉祥安康、富贵长寿的寓意，用来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这些版画最多的时候会用十块木板来制作一幅画，难度很高。

大英博物馆拥有28幅上述制作精良的版画作品，它们来自汉斯・斯隆（Sir Hans Sloane）的收藏，是博物馆最早收藏的一批中国版画。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汉斯的收藏最早是为了自己在植物和昆虫方面的科学研究，而非艺术上的追求。1753年，汉斯・斯隆去世后，他将自己的矿物、植物、昆虫、古物、手稿、版画等收藏都捐献给了英国政府，他的捐赠成为了现在大英博物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的基础馆藏。我们通过汉斯斯隆去世的年份对他的藏品进行断年，最晚可以断代至18世纪前半页。其他类似版画作品还收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德国德累斯顿图书博物馆和日本，就我们目前所知，在中国没有收藏。

三、年画

年画也是大英博物馆馆藏的重要部分，大部分是上世纪80年代征集的，由著名的法国收藏家的让・ 皮埃尔・杜伯秋（Jean Pierre Dubosc）捐赠。1929-1947年杜伯秋在北京的法国外交部工作，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是中国绘画和年画收藏的先锋，因为当时对年画的收藏和研究被认定是毫无价值的，而今天各大博物馆都收藏有年画，在学术界对年画的研究也占有一席之地。

年画是色彩明艳的单张画，大都在新年时张贴，所以叫年画。

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幅1837年的灶神形象。中国家庭通常会在灶头上贴灶君，起看护和记录家庭生活的作用。年末人们会把这幅画烧掉，这样灶君就会去见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这一年的生活。人们相信汇报的好坏会影响来年的生活，所以老百姓会在灶君的嘴上涂上蜂蜜，让他多说些好话。

其他年画形象包括门神，门神一般穿着军服贴在朝外的门板上，保护宅子起到驱邪的作用，褪色的或撕坏的门神形象就被认为不再具有镇宅作用了，所以人们每年都会换新的门神。

我们可以从风格上判断年画的产地。苏州的桃花坞和北京的杨柳青都是著名的年画产地。后者色彩艳丽华美。17世纪的时候，杨柳青年画作坊一年可以生产超过100万张年画，虽然他们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但我们很难对其进行确切的断代。

大英博物馆目前藏有最早的一幅年画是18世纪上半叶产于四川绵竹的一幅门神图，也是由汉斯・斯隆收藏的。

四、宫廷版画

清代满族皇帝为了宣扬政治统治、展现疆域拓展和军事成功也制作版画，18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在宫廷供职，西方的版画技术也传入中国。

其中之一是康熙时期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尽管铜版印刷很早就在中国被用于纸币印刷，但马国贤是第一个把欧洲的铜版印刷术传到中国的人。1713年康熙皇帝在六十大寿前任命马国贤制作版画描绘承德避暑山庄的36景。1724年马国贤回欧洲时途经伦敦，当年9月24日的《每日邮报》报道说马国贤和他的中国同伴见到了乔治大帝一世，他们有幸亲吻了皇帝的手。马国贤留在英国的铜版印刷作品现在就藏于大英博物馆。

乾隆皇帝在1755至1759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扩大了满清的版图，于是他希望通过铜版印刷来表现自己的胜利。他首先任命下属制作高4米长8米的绢本绘画挂在紫光阁，接着又让传教士绘制了小尺幅的版本，送到巴黎，由欧洲最著名的雕工尼古拉斯・柯钦（Nicolas Cochin）据此制作铜版画。最后共16块铜板和200多幅版画被送回中国，乾隆帝看到后非常满意。

五、现代中国的版画

20世纪中国是个动荡的年代，这一点也反映在版画上。1911年清朝灭亡到1949新中国成立间，既有抗日战争还有国共内战。在这个动荡时代，现代版画运动起到了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幅版画描绘了1931年鲁迅邀请内山嘉吉来上海进行一场关于版画的讲座，这个事件标志着现代版画运动的开始。鲁迅本人不是版画家，但他收藏有比利时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和德国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以及苏联和日本的版画家作品，并将其介绍给中国的版画家。在他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他大力呼吁政治和社会改革，同时他也认为版画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呼吁变革的媒介。当时许多版画家都参加了左翼运动，其中不少还遭受到国民党的迫害。

抗日战争期间版画家们面临着两个选择，去大西北的红军抗日基地还是留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共产党领导下的版画家被鼓励运用版画和剪纸等老百姓熟悉和喜爱的视觉语言进行创作，同时反映共产主义下的美好生活。延安根据地的罗功柳创作于1944年的《新窗花》运用了剪纸的视觉语言，勾勒出一个卫生模范，反映了当时乡村扫盲教育运动。

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版画艺术家则更多创作反战题材的作品，也经常实验不同的艺术手段。一个例子就是荒烟创作于1943年的《末一颗子弹》，颇具戏剧性的画面展现了中国士兵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斗争的场景。其线条精美有力，是单色版画的杰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代，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艺术院校应该成立版画院系，这对提升版画作为艺术媒介的地位起到很大作用。那一时期，版画大多被用来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下人们美好的生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政治经济改革，他鼓励艺术家探索新事物和新的创作方法，中国逐渐对国际开放，重庆、北京、杭州等艺术院校的版画作品也开始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杭州的中国美院就有两位非常活跃的版画家：邬继德和林亦香。邬继德的《茶话》描绘了两个在茶馆内聊天人的形象，他对色彩渐变有很好的掌控，还敏锐地捕捉到江南百姓的闲适的瞬间。林亦香的《乡里人》刻画了超市中一位乡村妇女拿着一个机器人娃娃。她用幽默方式展示了农村和现代商业、城市世界的冲突。从技术上讲，这是一幅剪贴版画，她用纤维去达到纺织物的质感。

过去的八年里，杨泳梁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经电脑处理表现城市景观的版画图像，他想表达对于飞速发展的世界和城市的担忧。这种通过电子处理的版画已经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各地展出，而当代艺术中电子化处理和新的艺术命题相信也可以带出更多有趣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