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际线

朱镛

之一：谷物

2013年10月的一个傍晚，我站在故乡的家门前，看村庄对面的远山，我第一次发现，远处的天际线不仅把天地物质上下分明，使时间也出现了分野。黑夜在大地上已经大致就位了，天空中分明还是白天。

我走到田野处，看见还有一些人，手提着镰刀，在立着的稻谷旁，直起腰，抬头看了看天，准备在干一会。但是，当他们弯下腰看地，却是该收工回家的时候了，因为夜幕已经升起。并且，周围四方，出现了一种表面上的安静，紧接着，天空也仿佛把黑暗一口吐了撒下来，与大地上的黑夜同流合污，形成了黑色的同党。这样，他们不得不收工，提着割谷的镰刀走上了回家的路。

我仿佛成了故乡生活的旁观者。他们走进了，我才发现，天色已经黑咕隆咚还在劳动的这些人，尽都是上了年纪的，体态弯曲。在这样丰收的季节里，我看到他们的神情和田野一样平静。我不知道，他们对今年的庄稼，是喜还是忧，尽管，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谁都很清楚，人的生命和庄稼之间，有着最亲密的生死关联，但是，从虚弱的劳力和孤独的灵魂中，他们没有表现出大丰收的狂喜。我就静静地站在路上，每遇见一个人路过，根据村中的辈分，我就谦卑地叫着他们：大爷爷、二爷爷、大奶奶、二奶奶、大妈、大爹、叔叔和婶婶，他们拖着疲倦的身体，却非常客气地回应我，热情地招呼去他们家坐坐，就像我他们的儿子回来了，或者把我当成来这个村庄做客的人。

回到家，对于今年故乡庄稼的丰收，我心里带着惊喜，也带着悲凉。

秋天自古都是冲着庄稼而来的，故乡的稻谷今年风调雨顺，成熟得很好，金黄黄沉甸甸地看着大地，它们以饱满的肉身随时准备奉献给了人类的胃。但是，连日来，阴雨绵绵，稻谷无法及时收进粮仓。再加之每家的劳动力都不多，只有一个两个身影在田野里忙碌，尽管稻子在有限的劳动力中，最终还是一片一片地被割倒了，但由于劳力的因素和急需奢侈的阳光的紧缺，使得割倒在田野里的稻谷，在雨水和泥土上捂出了芽。

丰收而没有颗粒归仓，又会是怎样一种无奈，打击和心痛？

我始终相信，关于米香的味道，每一个人应该从出生就从鼻孔里弥漫进去过，只是不会辨识而已。于我而言，我从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就更应该熟悉，并且，它和我童年时候光着脚丫跟随奶奶去拾稻穗的味道一样，谷粒一样，只是童年时候所见到的谷粒，和现在我所见到的谷粒，它们是同一粒，还是隔着时间的另一粒？我只是不知道，是否有一粒谷种成为了所谓稻谷之神一类的东西，在时间中永生。我想，对于自然的万物，它应该是得永生的。或者，它应该像大地一样，本事就有着一种古老的持久性，自有天地开始。种过庄稼的人，谁不喜爱和爱惜那一粒谷物？它维系了一个个具体的生命。

这都全靠大地。

关于大地，在我小时候，我认为大地的具体具象，走出村庄看前后左右，大地其实就这么一点地方，周围的远山与天相接的天际线，我就认为那是天边，它就限于这个圆圈里，装下了自然万物和人的活动，应该从史前开始就丝毫不变，仅此而已。大地究竟有多大？我偏执地认为，它反正不是世界的全部，大地就是我的故乡这么大，它包含了生长庄稼的部分，生长植被的部分，生长村庄的部分，生长河流的部分，还有生长墓地的部分，其余，我一概不知。

在今天看来，大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了。故乡的人和事，正在因世事变化而随波逐流。开始的时候只是偶有出走者，或者，男人出去寻找他们认为富有金矿的城市，留下妇女照管孩子。但近年来，却是成群结队，男人女人，走出了故乡的这块大地，少部分带着孩子出走，大部分留下孩子给老人。也有年轻单身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离开故乡，分布于各处，时间长了，相互之间，有亲人，有朋友，有血缘姻亲，形成了另一种故乡。不管是一家人，还是一个人的出走后，都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只留下包谷，洋芋，稻谷，和六十年代或者是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一茬人，还在用双手和汗水，从春天埋下种子，盼望着秋天的来收获。

在今年庄稼长势特好的年成里，我触目所见的人中，那些在我印象里还在年轻力壮的大妈、婶婶、大爹，叔叔，甚至爷爷辈的人，如今只有苍老，他们的脸上失去了见到丰收后的喜悦，失去了曾经充满活力的体态和容光，只有冷静，僵硬，木讷，任劳任怨。我记得在这块鱼米之乡的土地上，和人性是那么完全地融合在一起，现在，人的离开，加剧了这块土地的虚空速度，使得这块大地，虽然不呆板，也不沉闷，但却多了份冷清，仿佛被亲近的故乡人冷落。唯独只有还在活着的老年人耕种的庄稼，依然一茬一茬地生长，只有河流，依然流向远方。

晚上坐在火塘边，没有了串门子的人，没有了摆农门阵的人，没有了从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和神话随着烟圈从豁着牙的老人嘴里说出来了，也没有了扯声曳气怪腔怪调唱老歌的了。连在一起打牌赌酒喝赌烟抽的人，也凑不齐了。在屋子里听着热闹的，大多数人家是一台彩色电视机，在叽里呱啦地说着中国的外国的国事天下事，或者是唱歌的武打的战争的古装的现代的真的假的剧情播放。

但是，即便晚上是以这样方式的热闹，时间也不长，差不多十点左右，他们就洗脚睡觉，连村庄也开始睡眠。直到次日，鸟儿先醒来，把翅膀打开，叫醒熟睡的村庄。

太阳终于冒出来了一回。

但是，秋天和冬天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日出的方位已经从东北挺进到了东南，日落方位也从西北退却到了西南。这种日头方位的变化，使得时光仿佛比实际来得要晚些。同时，因为太阳位置的移动变化，使得在这个季节的风，依然冷凉。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走在田埂上，秋风徐徐的吹来，也不禁会打寒噤。在田野里，我听见在村庄里我喊奶奶辈的两个老人的简短对话。

“他婶，这时有多大时候了？”

另一个老人抬头看了看天说：“该走了，大概十二点了吧！”

“哟！你看你看，我老晕了，孙子都放学了，饭还没做饭呢！”于是，匆匆忙忙收工，十万火急地上路，大步流星地赶回家。她身后的土地上，还弥漫着她留下的体温和新割断的谷杆的气味。

我听到这种习以为常的对话，和原本缓慢却在那一刻急匆匆的身影，竟刺痛和震撼了我。在这些话语的背后，她们还保持着日渐远离的原初意义上的生活，她们的使命，除了一直与泥土和大自然保持着基本的联系，把儿女抚养成人，还肩负着照管孙辈的重任。这是一种崇高。但使得原本是小与大的对比关系，是否重新谋求秩序，乡村只能成为小与老的对比关系？在我印象里，家里家外的活路，都是顶梁柱的那一拨人，现在已经老了。连我的二叔，我发现，自我父亲去世后的这几年时间里，他也老了，模样也越来越像我的父亲。二叔和众多的老年人一样，一声不吭地生活在村里，尽管岁月划过，世事变迁，但他们一直留在这块乡土之上，和大地一样，仿佛什么事情也未发生，继续在消逝一天，又消逝一天的日程中，完成自己庄重的使命。

关于土地上的劳作，在我的人生岁月中，从我记事开始，我记得我的母亲，一个在村子曾经是女性劳动力的象征，她在诸多男人干的活路中毫不示弱，别的女性出不起的劳力，她都能出。为此，母亲在村里需要劳动力的人家就受到特别的尊重，连吃饭都会叫母亲带上我。母亲因此会流露出些许自豪。我也为此自豪过，因为母亲用劳力去帮人，换得了不止是她还有我的饭食，并且，我跟着去了人家，吃饭还吃得理直气壮，恨不得每天都有人上门来请母亲干活。现在想想，我巴望的这种方式简直没有道理，她当年的劳累，如今积累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上，让我感到更多的是不安，担忧和心痛。特别是母亲去年股骨的一次断裂，尽管手术后行走如常，我还是在梦里时常惊醒，担心她又到地里去。一有空，我就会迫不及待地往乡下跑，我知道，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从小到大，我所了解的母亲，亲和又倔强。她很疼她的每一个儿女，但就是要死守着那块土地，连一座老房子她也不愿离开。我说了多次，却让我无法从嘴里吐出一个带温度的汉字，把母亲说降。新的房子建好后，让母亲搬过来，母亲却说，“人是房子的魂，我要是搬开，那座泥巴和树木搭建的窝，就会空掉和冷掉，还会逐渐垮掉。”

我非常清楚，母亲所说的话是她一生磨难的经验，曾经的贫穷让她早已学会了如何亏待自己，现在要更改，就像把一棵树从土里拔出一样。像母亲这一代出生的人，在故乡的土地上，如今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仿佛天边的天际线，从中割开，分为两极。

其实，不止他们，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一样，除了对生活抱着希望，对未来，谁也没有决定权。除了肉身，在灵魂深处，或许所祈盼的，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土地和人和人性的完整，像开始一样，完全融合。

之二：田野

太阳的位置无论从田野的哪一个地方看，它都移向了南回归线，即便站在故乡靠南的群峰之上，它还是靠南。不过，他们满不在乎太阳的远近，反正秋天就是冲着收获而来。他们一如既往，尽管年岁已去，照样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拼尽全力，把稻谷从田野里搬上了腾空的打谷场。以我之前跟随母亲从早到晚劳作的亲身感受，我非常清楚，只要庄稼成熟，劳力再怎么欠缺，谁都不会把成熟的果实，撂下一粒籽。

我看见，天空打开，大地打开，阳光潮水一样漫在空了的田野上，露出一排排错落有致的谷桩。但一切都是静的，仿佛世界都有一种安静，天地连为一体。我不知道，那么多奔奔跳跳的孩子，他们在放学的路上飞奔，却对田野不屑一顾，要是退回十多年前，它会令无数奔跑的孩子，在上面，欢欣鼓舞。我记得在我的儿童时期，田野是我们的疆场和天堂，一帮孩子，捕鸟，追逐打闹，放牧，翻跟头，或者在上面，实施各种体育竞技，玩得忘乎所以。而在今天，田野的平静，和一潭死水别无二致。

但它给我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发现。在之前我始终认为，土地只有沉默，如此而已。而在这个秋天的季节，我发现，它会说话，从春天到秋天，没有停过。它的沉默，只是一种表面的沉默，而实际上，它和所有在它上面劳作的人，有着亲密无间的对话，它不断地讲述，从春天到秋天的事情。从劳动者给它下种子的那一刻开始，它就和人们说，种已播下，一定要抢在冬天来临之前，把孕育的果实，用勤劳的双手，给即将空了的粮仓重新填满。它永远知道，在它上面劳作的，都是些厚道，朴实和所求有度的庄稼人。

在我的记忆里，每家场院上的谷堆，从没有哪一年有过这样的金黄黄和沉甸甸。我记得在1998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前所未有的收成，那一年，他们相互间谈起丰收就让人激动得发抖，话语结巴。但都不能和今年比，而在今年，相互帮忙打谷，他们都不谈丰收，谈谁家的儿子儿媳冬天就要回来了，谁家的要过年才回来，谁家的，可能要明天开春才回来，再是谁谁谁家的，又要明年过年才回得来。说着说着，是一声“唉”的叹息！就什么也不说了，就自顾自地做事。

我承认，从离开故乡到现在，我成为了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并且，再也返不回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踏上故乡土地的时候，那些记忆和场景，全都灵魂一样附在我的肉身之上，童年对田野的那种依赖，还有什么比它更快乐？唉，也许真的没有了，没有了。现在即便双脚陷进松软的泥土里，也再用不着刨根问底，为什么会没有了？一切都开始散失，在精神上，谁都孤身一人，即便村里的儿童们，他们除了尾在爷爷奶奶的身后，大帮小补，更小一点的，跟屁虫一样贴着老人，还能相互吆喝结伴而玩？时代真的改善了物质，改善了房屋，也改善了村庄，但为何没有改善曾经因贫穷和苦难在土地上挣扎了一辈子的一代人？他们为了不让丰硕的庄稼，到了这个份上还不能归仓，只得拼上老命，起早摸黑，一步一喘地干活，但谁也不会在乎！尽管这种劳力的喘息，是无休无止年复一年的喘息，尽管，他们的光阴，最后全都堆积在脸上，像贴上一张揉皱了的白纸，他们还是一如既往。

不这样又能怎样呢！人人都无可奈何。故乡对年轻人的召唤，声音减弱，没有了力量，成为了遥远。而物质在时代一意营造的发展和升华中，照样蜂拥而来，长大一茬年轻人，照样又出去一茬。以这样一种方式的冲刺和速度，人类无法想象，它是否会在内里隐藏着一个小畜生，跑出来撒野，它是否会让人类变得自我膨胀和自作聪明，总是以为物质就是一切，缔造了物质就是缔造了伟大。但是，冬天还未来临只是临近冬天的季节，人人都自以为是地认为，寒冷还在遥远，而当太阳戴上云层的面纱之后，北风一吹，寒气从大地升起来了，悄无声息，不知不觉，不用你知道，不用你准备，它就来了，无孔不入。冷了，方又才仿佛忽然想起，温暖，火塘和温度。

那一天，在村庄门口的田野里，我遇见了村子里叫一撮毛的老人，凭辈礼，我应该该叫他爷爷。他为什么叫一撮毛，是因为他鼻子右边的脸上，莫名其妙地长出了一撮毛，像长锋毛笔的笔尖。所以，在村子里，大人娃娃没当着他的面，都叫他一撮毛。这次见到他，他的面容让我吃惊不已。虽然我常回家也只是偶尔遇到他，但是，在我的印象里，见过他也好像没多长时间，最多一年的时光。而在这一年的时光中，他的胡须全白了，头发全白了，那一撮毛也白得像白羊毫的毛笔了，特别是头发，白得和山顶上冬天的积雪一样。我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吃力，却在用颤抖的手捆着稻草。

我记得在1990年的时候，那时，他还在年轻，村子里的人，说他日怪得很，当然，也说他有本事。

事实也如此。我还在上小学时，就听到大人们只要一说起他，没有一个人不公认。他们说一撮毛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手，特别是他家田里的稻谷，一样的种子，一样的肥料，却总是在一大片的稻田中，成熟得比别人家的早，也比别人家的好。但是，一撮毛却没有安心种庄稼，他是我们村庄里最先以为外面的世界是有着更加肥沃的膏土去追寻的人。在1992年，他离开了村庄。谁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听说他去了浙江，去了江苏，还去了上海，回来的时候，买了手表，买了自行车，还买了一台熊猫牌的电视机。特别是人们听说他去那些大地方，坐过火车，又坐过飞机。在那寂寞和漫长的乡村史中，在村人们听来，他走过的城市，是遥不着边的世界，乘坐过的交通工具，是长龙一样在地上跑和飞鸟一样悬在天空的高科技和现代化。他的经历，从此成为了乡村人串门子谈论的话题和资本，人人对他坐过火车和飞机都无比地羡慕和崇拜，以至于成为了一些家长教育孩子的教材，“好好读书，长大了生本事么像一撮毛那样，去做哈火车，做哈飞机去。”也成为了一些人们吵嘴相互打击对方的工具，“你能得很，有本事么，还怕像一撮毛去过大城市，去坐火车坐飞机嘛！”再逞能的人，听到这样的打击，觉得自己是没那样的本事，就脸红红地回不了话。先说出这话的人，就得意洋洋，仿佛自己也和一撮毛一样有资本。

然而，当人人都在羡慕和崇拜，并让他如果还出去就带上几个人也跟着闯一闯的时候，一张吉普车进入了我们村庄。从吉普车里，下来了三个警察，用一根粗大的麻绳，把他捆牢了带走。当时，人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躲在后面惊得眼珠子都凸出来，交头接耳，“这是咋啦！这是咋啦！”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后才听说，他是掘人家的祖坟发了财了。再之后，人们也再不说他坐过飞机了，而是说他从天空中飞回来，天空中只有长有翅膀的鸟能飞，说他是一个鸟人。

在我们这个非常注重讲道德的村子里，他的家人，进出村子都把头低着，觉得无脸呆下去。他的老婆，带着都满二十岁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儿子，把门一锁，不知去了哪个地方。直到他蹲了三年的牢房，回来后，门前长起了蜘蛛网，院内铺满了灰尘、枯草和落叶，只有粮仓里，干净得像夏天晴朗的天空。

什么都空了。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都重来。他把生了绣的锄头找出来，翻挖土地，再也没有离开过村庄。

又过了三年，他的家人回来了，但是，却只有他的妻子。他问妻子，“孩子们呢？”妻子一边说一边豆大的眼泪往下滚，“女儿们无脸回到这个地方，已经出嫁在外了，儿子出去好吃懒做，偷东西被人活活打死。”回答了他的问话，又补了一句，“都是因为你做了缺德事！”接着又泣不成声，眼泪把地下的尘土，一砸一个坑。

我猜想，一撮毛一定没有想到，厄运的到来，比他当初掘墓时还丧心病狂。一连串的遭遇后，他和妻子，很少经常再出门。从那以后，他开始护卫着自己的良心。

做活路时，他和妻子，要么比别人早下地，早回家，要么比别人晚下地，晚回家。如此又过了三年，才抬起了头，和正常人一样，出工收工，串门摆龙门阵。

我这次见到他的时候，只是感觉他老得太快，但他的神情，很安然。他脚下的田野，已经翻挖出来了一截。我就想，在那个人人都坚守道德的年代，他自认为的聪明，滋长了他肆无忌惮地以盗墓的方式去发财，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不是不道德，是他根本就没去考虑道德，才导致他当初丧心病狂的举动。

我发现，土地一年四季在讲述的故事，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得专注，谁也别想背叛。一撮毛脚下这块肥沃的稻田，在他坐牢期间，没有长出一粒谷物，没有讲述从春天到冬天的故事。它只是在上面，疯长了一片蒿草。而自他重新护卫自己的良心和亲近这块田野之后，它又才开始孕育稻谷的性命。我从他的背后望过去，尽管空旷的田野之上，就他一个人，但那种人与土地的温暖，还在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和平精神和状态，还在天空之下显现。这个场景，仿佛一丝光亮，照亮来自我童年时代对田野的印象。

故乡在小的，地域性的地理上来说，那里长出的稻谷，相对闻名，鱼米之乡，不是空穴来风。

在很多年来，村里人与稻田的关系，还是人与生命的关系，一切尚未分开。曾经把土地看着命根子的这一代人，他们即便耗掉一辈子最后的光阴，也舍不得对一田埂宽的位置，去荒废，去马虎，他们的灵肉中，还激荡着创世之神的意志。我只是不知道，在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沧海桑田性的变迁中，是否在人的肉身里，灵魂还会敬畏一些神造的东西？如果这种自然和人的生命处于一种不融洽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灾难来临，如果那时才开始挽回，真的是晚回了。我注意观察过很多生命的即将逝去，包括我的父亲，我亲眼目睹他们总是在生命的最后，会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触目所见所有的亲人、邻居和朋友，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如何挽留即将逝去的生命，但是，已经走到那一步了，连科学和医学，都无能为力。

再之后的时光，就不会再属于他们了，白天夜晚，于他们来说，都万籁俱寂。阴阳之间，就像天际线的一线之隔，一半在天堂，一半在人间。隔在阳间的人，心在哭，肠在碎！

之三：村庄

冬天并没有一下子就到来，但是，在我的老家，雾罩一起，冷北风就来了。我无意识间发现了一个现象，北风呼啦啦地吹过村庄的时候，却没有带着树叶哗啦啦的响声。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北风带着树叶在空中或者地上的声音，我早已耳熟能详。

现在，天暗得很早。冬季好像是黑夜的近亲，傍晚六点一过，它就起身去迎接黄昏的暮色了。站在老家门口，我觉察出四周的景物有一种显而易见地互相凑拢的趋势，但没有高过建筑的那些影像了，却是一团的并过来的。我突然想起村庄里那些高大的树呢？我知道，关于这种普在的生命，一般人不会去注意它，不一般的人也不会去注意它，我之所以突然的意识，是因为它们封存在我的记忆里，又猛然地跳了出来。它虽然只是一个村庄的陪衬，但它会给村庄提供一种安全感，使得村庄在内部，在深处，在某种事物的后面。

我最开始滋生敬畏之心来自于树。在我还没有换牙的时候，我们家的茅房旁边，种着一颗核桃树，很粗大，我要一抱才能把它合围。过年的时候，村庄都会在年三十晚晚饭前先举行祭祀活动，张贴门神，祭财神、灶神、土地神、树神和日常生活中遇见的种种，一一祭完，让众神归位，才开始吃年夜饭。那时，我最感兴趣的是，父亲每年都要去祭那棵核桃树，目的是为了来年核桃的丰收。在祭树的时候，父亲总是提一把斧头，端上米饭和肉，带上我去充当那棵树，实质是充当树的灵魂对白。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用斧头轻轻砍开树皮的一小个裂口，问，“你结的黑桃多不多？”我就站在核桃树旁替树回答，“多！”父亲就喂了那个裂口一嘴米饭和肉，又砍一斧头再问，“结的黑桃大不大？”我就答应，“大！”父亲又再次喂上砍开的裂口一嘴饭和肉。到了来年的时候，黑桃真的又多又大。我真不知道，是否在众神归位之后，就会出现美好的气象？

一如既往，又到过年祭神的时候。我很熟悉地站在那棵核桃树旁，父亲问“多不多和大不大”的时候，我故意咯咯咯地笑着，还神气十足地回答，“不多。也不大。”父亲看了我一眼，说“乱说！重来！”。看父亲变化得阴沉的脸色，我只得认认真真地再一次重来。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来年开花结果的时候，那棵核桃树结的核桃，没能如父亲所愿，结得又少又小。我后悔至极，准备再到过年时，我一定要非常虔诚地回答。不幸的是，我换牙了，他们说换了牙的人说话不灵验，我以此再没有资格去充当那棵树的灵魂了。从那以后，我真的相信，万物都有灵，山有灵，树有灵，一棵小草也有灵，即便一只蚂蚁，上帝都赋予了它一个灵魂，所以，对于村庄的一切，看见它，总会让我变得虔诚起来，尊重起来，谦卑起来，内心永远充满着敬畏。

如今，那棵树早已不再了，父亲也离开了我好几个年头，现在想起父亲当初的问话，我才发现，我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面对父亲的愿望和他生活的沧桑，我怎么可以那么神气十足地说话。更何况，与父亲的对白，那是一种神灵之间的对白。别说一棵树，就是一个村庄，它并不仅仅是代表着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现实，它也是神灵的化身，因为在它的内核里，居住着各路神灵，人只不过是它永生永世的子孙。

以村庄南面的土地神为例。人们一直认为，村庄的五谷丰登，是它的保佑。谁家发生了不寻常的灾难，会去那里，寻求保佑。谁干了坏事，家人都会认为，不是他自身去干坏事，那是他的魂已不在，被魔鬼附身，都要去土地庙，为他喊魂。谁要是做了亏心事，不愿承认，只要到了那里发誓赌咒，即便是再怎么狂妄的唯物主义者，面对它，都会感到恐惧。

而对于一种日常的普在的树木，尽管它没有土地神一样让人们内心充满着敬畏，但是，它是会让村庄对它充满敬畏的，它永远是村庄的守护神。从小到大，我太熟悉它们之间的关系了，内部与外部，深处与表面。还没来得及吃饭，我就急匆匆地从村子里绕了一圈。我发现，路边没有树了，村子中央没有树了，房屋建筑的前后没有树了，我走到小学时上学放学经常走的林荫小道，还是没有树了。我又走到曾经像伞一样遮住的水沟边，依然没有见到一棵树，只见到光秃秃的两根小道，被枯草覆盖，像被人无意中丢下的两根大麻绳，曲曲弯弯地盘踞在水沟的两旁。唯一见到的部分树木，都是矮墩墩的苹果树，或者零星的几棵核桃树，樱桃树和梨树，它们都躲藏在房屋的后面。以前高过房屋之上，树枝伸向天空，仿佛接住上帝撒下阳光的那些树，不见了，一棵也不见了。它的成长，在我的印象里是无数年，而它的不存在，却在我的无意识之中。这种消失胜于成长之间的关系，仿佛有着某种速度或者紊乱。当然，这种关系，它也不止于我所说的树木，例如季节，我就发现了刚逝去的这个秋天，它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寒冷来了，仿佛是冬天的样子，而冬季的来临，却吹起了春季才能独有的火南风，它给我某种错觉，仿佛一个年代走远了，另一个年代又到了我们身后。

我现在只在乎村庄里的树木，它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亡失。我感到内心沮丧和怅然若失，村庄是否重新谋求了另一种秩序，被改头换面？

当然，我知道，树木永远不会是村庄的核心。没有建筑，即便是一片森林，也无人居住。但是，它绝对是一个村庄的陪衬，护卫和守护神。我相信，这是一个村庄的真理。它与自然生灵，合为一体，它会自然而然地给你某种安全感，只是你不加注意而已。我记得在树木密集的时候，白天，大雁到了村庄里，翅膀会越扇越慢，最后停歇在树上；夜幕来临，鸟儿会在村庄里合上翅膀，最先睡去；晚上，一只鸟扇翅的拍打声，会惊破幽静的长夜；清晨它们又最先打开翅膀，你就是想睡懒觉，也有无数的鸟儿给你叫醒，让你珍惜清晨的时光。春天，它最先带着信件而来，夏天让无数劳累的人在树荫下，乘凉蔽日，秋天落叶从瓦房上掉下的声音，它完全是大自然的呢喃细语，悄悄话和情话，冬天树叶重新回到树的根部的时候，那是大地对它的又一次召唤。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种日常的普在的生命，却在村子里一下被削减。一些不普遍的树木，比如村公所后面的一棵桂花树，它也离开村庄跑到了某个城市里，并充当着某个城市政绩的小数点。我无意识看见一棵树，它们仿佛是同一棵。它被移植在城市的北边，结果才过了两年，它们却在南边生长。又过些岁月，它们出现在了城市的西边，再后来，我发现，这棵树不见了。我感到莫名奇妙，思去想来，我偏执地认为，北边、南边、西边的那棵树，它们就是同一棵，因为南边出现那棵树的时候，北边的树不见了，西边出现那棵树的时候，南边的又不见了，西边也不见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它们究竟跑到哪儿去了！但我猜测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它们又去了别的城市，另一种是它们被再次移植的过程中，活在了另一种时间里。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景象，一种时代现象，还是一种病象？

我记得在村庄树木密集的年代，生活在我们村的人，骑着单车，不管遇见谁打招呼，必须下车，否则就是没有礼貌。从村子里出去，单车要推到村门口才能骑上，从外回来，到了村庄门口，有人无人都得下来推着回家，要不就会被老辈人骂：“简直无家教！”两口子之间的称呼，他们从来不喊对方的名字。曾有一件事为例，我们村里两个男人打架，过后两个男人的老婆到了村公所去找村长解决。见到村长时，其中一个嘴快的妇女指着另一个妇女说：“她的他先给了我的他一脚，我的他还了她的他一脚，结果她的他又接连给了我的他两脚，我的他才给她的他打翻在地的。”村长是一个又矮又胖挺着一个大油肚的家伙，听了半天，全都是他他他的，不知所云，却看着两个妇女笑眯眯地说：“没出人命嘛！你们回去，要是你们的男人晚上不行了，再来找我。”另一个还没说话的妇女一听村长的话，扭头就走，说话的那个妇女也跟着出门，两人不约而同地骂了一句：“砍血脑壳的。”

说到我们的那个村长，直到后来他像村公所后面的那棵桂花树消失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他欺人太甚，社员们所有的劳力相当于都是帮他白干。他在任期间，每一年的修路，修沟和打坝，都是摊到各家各户，按照每户人家人员的多少分摊工程，完不成任务的，还要扣上交的公余粮。在他被隔离审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他所摊派的每一样工程，都是上头拨得有款项的，一半公一半劳。人们最后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长那么大一个油肚在身上，低头都看不见自己的脚尖，原来是它吸取了人民的血汗。当人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后，异常愤怒，但也只是骂了声杂种就了事，因为他在隔离审查后不久，跑掉了，至今下落不明。

之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他，是我觉得不论是村庄，还是时代，如果像我们村长一样，那最终面临的，要么是被隔离，要么是下落不明。因为某种精神不在了，某种品德、良心、悲悯和理想正在散失，仅止于一个肉身，仅剩下对金钱的多少和物质的追求，和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这样的赤裸裸并不是那么完全地美好，它缺少了一种完整性和神秘性，使得美好生活的愿望，成了一种类似于某种竞技或者赌博。这样的赤裸裸犹如现在的村庄，缺少了树木的边缘守护，只有被抛弃在光秃秃的大地之上的钢筋水泥混泥土，表象上有着无比的坚固和庞大，其实，在天空之下，在村庄内部，它们显得很小，而且渺茫。

谁也不知道，村庄的内部，是否还隐藏着一部不灭的经卷，让人迷途知返。是否还是让人们看见一座村庄的时候觉得，它的存在，不止是一座村庄，而是众神的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