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声响起

周远清

我正恋着被窝，睡梦中仿佛听到有人敲门，大清早，又是周末，我以为是幻觉，又睡了过去。“咚咚咚！”敲门声再一次响起，我一个翻身，披着衣服打开门，原来不是幻觉，门外站着村民陈宝山。他见我呵欠连天，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睡觉了。”我把他让进屋里，问他有啥事，他一脸的歉意，嗫嗫喏喏说了半天，原来他过几天要嫁女儿，让我给他在陪嫁的箱子上画上一个“喜鹊闹梅”的图案。

陈宝山住在学校背后，我们经常去他家地里买菜，地里种着白菜、青菜、蒜苗、莴笋等蔬菜，我们选好菜，就讲价钱，他很客气，说随便给，从不多收一分钱，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让我给他画柜子上的图案，我当然非常高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上完课后，自己又不能去哪里，再说，那时也不能像现在能上网聊天打游戏看新闻，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从指缝里流失掉，所以，我乐意为他服务。吃罢中饭，我就带上笔墨来到老陈家，在那个大大的碗柜上作画。听说请老师画“喜鹊闹梅”，一群婆娘、汉子、老人、小孩围了过来，叽叽喳喳地议论，直夸我画得好，说那喜鹊活灵活现，仿佛要从柜门上飞下来。图案画好，主人家留我吃饭，临走还给我一把面条、半碗酥肉作为酬劳。闲暇之余，不过是举手之劳，又吃又拿，我竭力推辞，陈宝山说：“老师不收，就是看不起农民，是不是嫌我们的东西脏。”我无话可说，不收是不行了。

那些年，交通不便，加之贫穷，山里人娶亲嫁女，多数是请山木匠打家具，说是打家具，并不像现在有沙发、衣柜、橱柜、组合家具之类的齐全。家具不过是一个碗柜，两个板箱而已，而且做工粗糙，样式也老套。打好柜子，涂上板栗色或红色的油漆，就是请人写上一个大大的双喜字，或者画上一个热闹的喜庆图案就行了。

山民们听学生说我宿舍里挂有不少自己画的画，就偶尔上门相求。我虽说不上是画家、书法家，但作为一名教师，我在师范里学过素描、写生，水彩画，也临过古代几个书法名家的帖子，公社开大会的标语是我写的，漫画专栏是我画的。我那点水平现在看来，实在很一般，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成了山里人眼中能写会画的人。所以，七十年代，在山里那段苦涩的日子里，我在备课、改本子的时候，常常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我便知道有人相邀，可能是来叫我去写喜字写对联或者画画的。那时，在中学里，只有我一个人有那样的“待遇”，感到特别的幸福。说实话，在那种物质贫乏的票证时代，很多时候，一个月难吃上一次肉，我偶尔还能帮村民画画，改善一下生活，润润生锈的肠子，感觉是幸福瞬间溢满了胸膛。

那时山里没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吃财政饭的职工靠每月供应的那点少得可怜的煤油，还得省着用，一灯如豆，要把头靠近煤油灯才看得清字，不注意会烧着头发和眉毛。山民没有煤油，天黑就干不成什么事。学校、村舍、公社，包括那些卫生所、粮管所、供销社都在一个大峡谷里，天一断亮，山黑、树黑、房子黑，仿佛一瓶墨汁从天上倒下来，那黑织得很密，浓得化不开，看不清方向。村民遇着办喜事，白天还好说，晚上就抓瞎。只有我们中学有汽灯照着学生上晚自习，一盏汽灯相当于三百瓦的电灯，亮啊。一般情况下，汽灯不外借，但如果是学生家里要办事，还是要提供方便的。

汽灯由我管着，当学生家长敲响我的门，来请所有老师赴宴时，我知道请我们的目的就是看中汽灯了。我请示校长，校长说，那就走吧。十几个老师提着汽灯一路说说笑笑到主人家贺喜，待酒足饭饱，天一擦黑，就打亮汽灯。顿时，雪亮的灯光万丈光芒，刺破天穹，伸向四野，把山村照得如同白昼。灯光就是诱惑，灯光就是召唤，那些看热闹的人从家里出来了，到处挤满了人。在汽灯下打牌的，吹牛的，追逐的，热闹非凡，一个山村都沸腾了。主人家热情招呼着大家，脸上流淌着自豪。我们也被待如上宾，烟抽着，茶喝着，说着笑话儿。那情景，啧啧，蛮幸福的。

汽灯用的煤油是免费的，虽然我们也送了礼钱，即便人家要给油钱，也不好意思收。那些年，借汽灯的敲门声偶尔响起，我们那盏汽灯射出的光芒，映照着山村那些漆黑的夜晚，教师们与山民相处得其乐融融，心里常常拥有着一份温暖。

工作变动到城里后，我有了一间一百多平米的房子，住宅被钢筋水泥森林裹挟着，每天匆匆忙忙上班下班，呼吸着污浊的汽车尾气回到家里，疲惫的身子跌坐在沙发里就不想动，想听那动人的敲门声，想同朋友、乡亲聊聊家常，说说家乡的变化，释放心中郁结的块垒。但敲门声却很少响起，偶尔有声音传来，急忙起身开门，原来是别人的门响了。

现在回想起来，对于当时枯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来说，那轻轻的敲门声，感觉悦耳，亲切，它伴随我我度过了一个个幸福而快乐的时光。

咚咚咚，多么温暖的声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