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笔记

朱镛

1、疼的是钱

母亲今年年满七十，在故乡的土地上，爬过的高山，比我走过的路还多，身体一向硬朗得很，即便有时出现一点小病小痛，也是拖延了好起来，很少进医院。只要一说进医院看病，母亲就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但是，母亲这一次例外，不像以往那样固执。

2013年1月15日晚九时半，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电话是大哥打来的，声音急促，说母亲股骨可能断了，动不了，摸不得，母亲一直疼得喊天喊地。听到母亲的情况，我不知所措，没来得及问太多，挂了电话，慌忙火急请了一个好朋友，一同往家里赶去。

接上了母亲，看着母亲无法挪动的腿，她伤痛的喊叫声，像针一样刺在我的心尖上。从我记事开始，我从未见过母亲面临一点伤会如此地痛苦不堪。那一刻，我恨不得立即到医院，医生能及时把母亲的疼痛拿走。

终于到了医院。

但是，进了医院，遇见一位医生，他的引导让我变得茫然无措。按照医生的指示，先把母亲拉到放射科照片，然后把片子再拿给医生看。片子照出来后，母亲的股骨已经断开一寸左右，由于骨头断开处位置的特殊，这位医生建议我们选择治疗方案。他说，就母亲这种股骨的断开，必须用一个金属的骨头更换掉才可以。而昭通，目前还不具备这种技术，做不了这种手术，必须上昆明。这个医生还说了，母亲当前的情况，只能躺着，不能坐，非得要用救护车。因为每动一下母亲，她的疼痛就锥到母亲心里，让母亲疼痛不堪，那一刻，只要见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都心存敬畏，感激，所以急诊科的这个年轻医生和我们说的话，我开始深信不疑。只要能医治母亲的病，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毫无置疑医生的好建议。后来发现，这个白大褂是另有所图，让人无可思议。

开始母亲进医院时，像孩子一样听话，和她说什么，她都答应。但是，一听医生说她的病痛需要手术，母亲就不愿意了。其实在母亲的心里，进了医院，只要手术，就要花掉一大笔的钱。母亲的脚，疼得再痛苦，实在受不了，母亲只是由不得自己地哼和喊出来，却没有因激烈的疼痛而掉一颗眼泪。但当这个医生说完母亲的病情必须要做手术时，母亲流泪了。

那晚，在医院里，母亲反过来劝我们，母亲说，“就点骨头断，没得啥子，不能听医生的。”母亲说她坚决不做手术，要我把她送回家，请草药医生。没得啥子，多轻松的话呀？母亲还说：“草药医生接骨厉害得很，只要有医院照的这个片子，拿给那些乡间的草药医生看了，用药敷上，自己慢慢地养伤就能好起来。那些瓜果豆秧，折断了只要扶了缠好，过段时间，就又长起来了。”当然，我明白，母亲并不是不知道这种严重性，骨头断了，回家慢慢养着就能连在一起，这怎么可能？其实，母亲想请草药医生包扎治疗的原因，是可以节约一大笔的钱。

母亲所承载的一切，让我想起有人曾经有过的比喻，把大地比作母亲，大地承载一切和哺育着生命。但是，我觉得，母亲却不像大地，因为大地永远年轻。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即便沉睡了一个冬天，只要春天一开始，它又生机勃勃。母亲不一样，母亲过了一个春天，便苍老了一岁，尽管冬去春来，母亲依然像往年一样，重复着春耕的劳动，但是，一年一年的冬去春来，母亲却慢慢地变变老，骨质变疏松，疼痛变得麻木，动作，语言，逐渐变慢。这些在老年人身上出现的特征，与生俱来。对于母亲这样的人来说，她和大多数的乡下母亲一样，她们一直固执地认为，身体的病，只要没危及生命，就不算病。在母亲的心里，所谓病，意指死到临头或饭食不进。像她这种无意中摔疼摔断骨头，除了疼，还吃得起，没有影响五脏六腑就统统都不算病。可是，母亲却不知道，身体的伤，如果不加以治疗，依然会引起其它的并发症。

但是，不管母亲如何认为，母亲现在躺在病床上，她的腿，非得做手术才能最后站立起来。其实这个手术，就像现在的果树嫁接一样简单。可母亲终究固执，她怎么也不答应做手术。

我理解母亲，她一生为生活拼过命，什么痛没受过，什么苦没吃过，她为什么担怕一个手术？因为在母亲一生中，物质的贫穷让她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如何亏待自己。

我无法劝说母亲的固执。我只得请一个医生朋友来和母亲解说手术的简单性，可是，母亲总是摇头。后来，我把姨娘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我们一致劝说母亲的口径都很统一，说现在国家好了，要为病人报账，手术也要不了多少钱。并且，我们全都咨询过了费用，不管怎么治疗，最后自己承担两三千块钱的费用。

这样，母亲听说钱要得不多，才勉强答应。但母亲的心里还在担心着钱，进了手术室，母亲又反悔不做了，医生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终于做了手术。

手术就在市医院，是因为遇上了另一个有良知的钟洪才医生，要不，还得把母亲折腾到昆明，还不知后果会怎样。

手术后，由于母亲常年劳作的身子骨，体质很好，恢复很快。才一个星期时间，人扶着就可以下床站一会了。

为了让母亲高兴，不担心经济的费用，在母亲面前，我们每个人一直保密着医院的费用。每个去看望母亲的亲戚和朋友，我都喋喋不休地悄悄地请他们帮我一起瞒过母亲，如果母亲问起费用，都一致说两三千块。但是，母亲却一直想知道具体的医疗费用。

在母亲出院的头一天，下午我和妻子才到医院里，看着母亲躺在白色的病床上，眼睛茫然地看着白色的墙，一动不动，动的只有眼里饱含泪水的眼珠。我问母亲，要不要起来走走活动。母亲说，不想走，声音有气无力。我问母亲这时想吃点什么，母亲还是以同样的方式和语气说，不想吃！

我不知道母亲为何这样，每天盼着好起来赶紧出医院，临到要出院了，母亲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反而一脸的忧郁。后来二姐转过身悄悄告诉我，早上医生去查房的时候，母亲问过医生，她这次住院要花去多少钱？医生和母亲说，四万多块。母亲听了医生说的医疗费，眼泪水一下就出来了。二姐说，母亲从医生告诉她医药费那时起，就一直眼泪汪汪，话也不说，动也不想动，饭也不吃了。

听二姐这么说后，我也感到心酸，眼泪水控制不住地跑出来。我非常明白母亲的心理，她疼的是自己的儿女，疼的是钱。她觉得我的生活不容易，不愿让我背负沉重的生活负担。

那天，在母亲的病床前，我慢慢地把话题说到医疗费上，母亲只是软软地说：“医生都说了，四万多快。这么多的钱，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挣到。”母亲一生所付出的，劳作，养儿育女，无暇他顾，这是用一生挣多少钱能衡量的吗？母亲说的这句话，让我再次控制不住眼里的泪水，我只得走出来，擦掉泪回去故作轻松地和母亲说，医生说的四万多快钱是医院里的总数目，现在到处都可以报销了，农村医疗合作、民政、乡镇，农村实在困难，还可以申请其他部门报销一部分，最后自己名下，就只出两三千块钱了。我列了一堆母亲没听说过的部门，说了一大串。身边的朋友和亲人一同肯定我说的都是真的，母亲才开始有点相信，情绪慢慢地好了起来。母亲最后说话有了力气，但她还是觉得花去的钱可惜。母亲说：“从来没走过这样的运气啊，三千块钱，在农村也要一年到头喂一头大肥猪了！”

母亲回到家，村邻曾问过母亲，去医院里花了多少钱。母亲回答说：“听我儿他们说，两三千块！”

2、医道

母亲这次能成功手术，恢复极快，我得说说两个医生。

开始进医院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黄智，他到处为母亲去咨询这样的伤情，究竟用什么方式治疗为好。那时，我们见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都把他们认作是能把病人的病痛赶走的救星。所以，在急诊室那个医生，他告诉我们说，市医院根本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并且成功率不高。开始我非常感激，认为他好像一切在为病人着想，为了病人的疼痛不再增加，最好一直躺着，不能用一般的车辆，只能用救护车拉上昆明。这个医生帮我们先联系医院，他说只有他们联系了才能尽快手术，叮嘱我们不管怎样考虑，明天做好决定，需要了，他就帮这个忙。当时，这个医生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不能做这种手术。既然不能做这种手术，成功率不大，我们肯定不敢在市医院住下去。我想，只要母亲能站起来，就请这个医生帮忙联系昆明的医院。

但是，当我们了解了医生说他联系的那个医院时，却不是昆明的正规医院，是一家从未听说的私立医院。我又犹豫不决，毫无主意。好友黄智说，先别急，等天亮，他咨询身边有过类似病情的人。

第二天天一亮，黄智和我拿着母亲拍的片子，就到处去咨询，包括民间的草药医生。在民间草药医生处，他们的说法不一，但都保证能医治。只是说年纪大了，保守治疗最短时间是一年半载，最后站起来的机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我听了这话，他们仿佛没有说，也就是说那百分之四十的概率是，母亲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这将是怎样一种后果，我心里空空的。好在一个朋友认识了骨科里的一个老医生，叫钟洪才。我们把片子拿去给他看，他毫不犹豫地说，必须手术，并且手术就是一两个月就能站起来走路，成功率高。他的话说得干脆利落，他还补充说，这种手术早在八十年代这个医院就已经开始做的了，并且没有后患。

听钟医生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出现了亮光，也抹掉了犹豫不决的心理。最后终于说服母亲，在市医院进行手术。

母亲的手术恢复很快，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用助行器就可以行走。

在母亲住院期间，我曾遇到过刚进医院时要帮助我们联系医院的医生，那天，他穿着一件120急救的衣服，也就是说，他的工种应该是专门在救护车上进行的。

但不管怎样，通过母亲术后的恢复状况来证明，那个仿佛一切为病人着想的好医生，我还是得感谢他。因为母亲的情况，那晚无法住院，在急诊上不收留，要叫我们把母亲拉走，急诊科的床位即便闲着，也不能让病人在上面睡一夜的。可母亲实在不能再搬动了折腾，我们和他说，让母亲就在急诊的病床上躺一夜，我们考虑决定，明天早上请他帮忙联系昆明的医院，好在他本着为了人民币的医道，那一晚夜半三更，他把急诊科的一个床位，让母亲在上面躺了一夜。

同一个医院，两名医生，视病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钟洪才医生是让我敬重的一位医生。敬重的原因也不全是他帮了母亲的大忙，而是他的医术和医道，是他对任何病人都有的一颗悲悯之心。他讲起过，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病人，也是腿断了住院，是他做的手术。但是那个病人很穷，腿好办出院手术的时候，欠了医院二十多块钱，钟洪才帮他垫了付给医院。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他都忘记这件事情，那个他曾经手术后的病人，终于在医院里找到了他，把当年欠下的钱赔他。这件事反而让钟医生非常感动。用他的话说，在病人恢复健康后的喜悦中，他就有着一种成就感，病人对他求助的目光，感激的目光，一直激励着他，感动着他。他非常理解病人和家属的心理，有时病人的疼痛，就是他心里的疼痛。他就凭着一种内心的精神，在医学上做出了自己的权威。这样一个有着良知和道德的医者，在这个时代真是弥足珍贵。从他一生做医的经历，我认为，他虽然说不上伟大，但他一生的医道，总是凭着一颗良知和责任，对于一个平凡的医者，已让多少人感激和敬畏。

可以说，我的母亲，也是因为遇上了这样一位有责任和良知的人，才又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

母亲是一个把关心庄稼比关心自己的身体重要的人，她很少去过医院，平时的小病痛，就是拖，实在拖不下去，才打点小针或者吃药解决问题。那时，她要为儿女的生计着想，她舍不得花钱，即便是看病也舍不得。

从我记事，关于母亲进医院的记录，我曾记下那么一次。在昆明。红会医院。治疗眼睛。以下便是母亲在医院那次，我记下的记录。

3、医院是个大迷宫

2010年12月6日，昆明的天空晴朗，只有少许的云朵。这是母亲住院的第一个日子。母亲是最怕进医院的。这次在无数张嘴的劝说和鼓动下，她终于跟着来了。她现在视力模糊。在昭通，医生检查说，属于白内障，由于地方医院设备不够，要到省城。开始母亲听说要到省城，就像劝她进医院看病一样，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坚决说，不去，不去。她有了更好的理由，说去了也白搭，在昭通最好的医院都做不好了，去哪里也一样。

最终还是来了。

但母亲不是心甘情愿的，加上到了医院，人多得比赶集还拥挤的情景又让母亲想退却。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母亲不来这样的医院，原因有二，一是在母亲的心里，只要是城里的医院就是她们说的大医院了。二是听说去省城，那个遥远的地方，她认为又要多花掉一大笔的钱，这才是她不愿意来真正的理由。

本来，白内障手术是个小手术，现在国家搞的亮眼工程，对白内障患者手术是免费的。母亲听着在省城也免费，勉强同意。

然而，到了昆明专做白内障手术的亮眼工程医院检查，和昭通一样，设备不够，说要到自费的眼科医院才能解决。亮眼工程的免费只限于一些简单而普遍的白内障患者。

母亲又犹豫了，她说哪里设备不一样，做不成就是做不成。母亲的意思很明白，要叫我赶紧回老家。

我没有听母亲的话。母亲老了，有时候思维仿佛像孩子。我把母亲送到红会医院，挂号，检查，住院。

在这个过程中，人仿佛是一堆蚂蚁，密密麻麻。挂号，排队。检查，排队。入院，排队。每一处人都十分密集。

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她只知道，庄稼就是播种、追肥、除草、收获这样的简单路数。但是，来医院要对一只眼睛进行手术。准备工作要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抽血、量血压、照片、B超、X光、VEP、打眼孔看泪流孔通不通等等等等。然而，付款要到西边一楼，抽血要在东边一楼，B超在三楼，照片又在另外一幢四楼，X光在一个地方，血常规检查又在另一个地方。每到一个窗口，人都十分拥挤，人群像母亲在自家的自留地里排蒜一样。检查了这样，又得到另外一个地方排队，有时刚要轮上，时间晚了。医生下班，哐铛一声把门关上。你只得继续站在门外排着等，不敢离开。因为你离开了，不想排了，别人就有耐心继续补上排着（其实天知道谁有耐心，只是谁都无可奈何）。

医生开给母亲检查的单子，都不在同一个地方。

大姐，二姐，我，还有我的一个好朋友，分别把单子送往要检查的窗口排着队。哪里提前能检查到了，就把母亲拉到哪里。

全部单据检查完。母亲被折腾得疲惫不堪。

对于母亲来说，医院就是一个大迷宫。不像她在故乡的土地上，即便走进陌生的非常密集的村子，母亲也能辨认。

又是左顾右盼，终于把检查的结果交给了医生。可以入院了，然后又是再一次的检查。医院检查分得很清楚，门诊属于检查你可否入院，住院部检查是住院部的工作，本可以相互通用，但人家为了人民，只信自己的检查。接着当然又是一番新的折腾。不过，现在检查啥都现代化了，都是用机器。母亲说，现在医生咋不像以前，各管各了，以前一个医生啥都能看，一个医生就是一家医院了。老人孩子，伤风感冒，眼睛鼻子牙齿屁股，跌打损伤，哪样不能看。我只能和母亲说，现在人家全分专科了，就是看眼睛的就只负责看眼睛，看皮肤的就只看皮肤。我只能这样和母亲说，至于外科、内科、儿科、骨科等等科，说了更把母亲弄糊涂。母亲说，那恁多医生都看眼睛，咋还做那么多无关紧要的检查呢？我和母亲说，这是医生负责，人家要做到准确无误。母亲叹了口气，说，去找老中医看病，就不像这么麻烦，不挂号，不用刀子，不打针，不左跑右跑的……这哪是来看病，没有病在这里住着都要住出病来。

终于全都检查完了，所有的检查结果拿给了医生。医生看了资料，来到母亲的病床边，用个小手电，照着母亲的眼睛，看了又看，然后，又叫到检查室，用机器再看。再然后，换医生来检查，从男的到女的，从年轻的到年老的。结论是，母亲的眼睛因为晶体脱落，做手术医院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有非常大的风险，要求家属和患者商量，是否决定手术。手术后有两种可能，一是做成功，可以恢复一定视力，但不能全部恢复，第二当然是不成功，不成功就是立即导致完全失明。

我们很难抉择，期待着第二日再有一个医生给我们一个字，能。我们将感激不尽。

我们只有等待。

晚上，在医院里，天空挂了一轮圆月。但是照在地上，没有了亮光，全都被路灯遮蔽。在这样的城市里，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夜晚都被路灯做成了黑暗的白天。

看着月亮，我问母亲，今天是阴历几了。母亲平时记的日子都是记阴历，并且从不需要翻看日历，日历在她心中，她不记阳历。但是母亲回答不上来，她只记得她从村庄走出来的日子。在城里，她也记不住阴历的日子了。我想，或许就是因为在城市的大地上，看不见淌在地上的月光的缘故。不光是母亲，很多的人都一样，在城市里，问阴历，一般都说不出，问阳历是多少，基本都能脱口而出，今天是几月几日。

医院的夜晚被灯光照得很白。但又不像白天那样白，也不像夜晚那样黑。就夜晚来说，医院的光，不白也不黑。

4、那些针水还不如一把草草有效

头一夜，母亲失眠了。

今天是这个冬季以来较冷的一天，2010年12月7日。天空一直下着毛毛细雨。

天一亮，我们就集在一起。二姐说，妈妈睡觉一夜都在翻来覆去，不知是说梦话还是醒着，一夜都在说，不做了，不做了。

天明时，终于把医生盼来了，一群白大褂来到病房查房。五六个人跟着一个，询问病人情况的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听，或拿着纸笔记录。带头的一边了解病人情况，一边当老师回过头教年轻医生。

再一次诊断了母亲眼睛的情况，把母亲叫到检查室，结论还是一样，叫我们自己商量抉择。

我们姊妹回到病房，商量是否决定冒这个险。我们还没有决定什么，母亲就说，她昨晚梦见了父亲，父亲在一旁告诉她说，不能做，你难道要做了一点看不见才好过么？

父亲刚离开这个世界几个月。不知母亲是否真的做过这个梦。

我又跑去找医生咨询情况。最后我们决定还是放弃这个手术，不是因为母亲做的梦到父亲的那个梦，而是因为医生告知我们的结果，成功就是成功，即便成功了，视力也恢复不了多少，而不成功就是失明。我问医生，那这样的手术成功率可达到多少，医生说的话很幽默，也很准确，成功了成功率就是百分之百，不成功了成功率就是零。

医生这样的幽默，让我哭笑不得，实在高明，准确无误。但也当什么都没有说，我仿佛问的是一个套上白大褂的木架子。

一切都是白色的。

最后，我们放弃了这个手术，要求出院。

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

由于各种费用花了一千多元。母亲是有些心疼的，为此一路喋喋不休，说白浪费检查的钱了。她说她背了一背篓豆子去街上，就买了个三十多块钱，才随便买一点糕饼称一斤肉，就把一背篓豆子的钱花光了。母亲这样的说的时候，有着无可奈何的叹息，我知道母亲说的那背篓豆子，她从春天种下去，到了秋天收起来，晒干，剥壳，花了很多道手脚，才装进口袋的。母亲说，这次来这里，这个医生看看，那个医生瞧瞧，这里检查，那里照照，作用不起，钱就花了这么多，要是卖豆子，不知要多少背篓才卖得起这点钱来。再说在家好好的，何必到医院来活受罪。

但是，不在医院里了，母亲的心里非常轻松，甚为高兴。我说带母亲转转，母亲说只要不在医院里，在哪里都好。她一刻也不想呆在医院。一离开病房，就仿佛逃离了那个束缚她的迷宫。

我的一个婶婶从老家来到昆明打工，母亲说去她那儿走走。婶婶出来一年了，离开了故乡的土地，说是来上班，在一个叫板桥的地方。

我们自个儿驱车走了足足两个小时，转到了一个山坡上。

这就是婶婶上班的地方：周围是山，山连着山，走出走进都是山。工作任务和在老家没有本质区别，一样的耕种土地，是种菜，在大棚里，一天八小时。

我们到了她那儿，看见婶婶用柴烧火，住在一个七八平米的小房子里。我看着那个场景，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在我们老家那块土地上，至少在乌蒙山区，我们老家居住的地方还算一个一马平川的洒渔坝子。她们竟然从农村走了出来，说是去大城市，美其名称为上班。实则是从坝子的农村走了出来，回到了森林的山地里。

这里能吸引她们的是，吹糠见米。一个月的工作干完了，就兑现工钱。好听一点是，工作满了一个月，就领走一个月的工资。

在婶婶上班的地方，大地之上，是窄窄的天空。

我们从深山里走出来，我对上班这个词语，充满着非常复杂的心情，说不清道不明。

我真不想再描绘那里的环境，那开门见山的山地上，一个来自他乡的农村妇女，不管晴天还是雨天，八小时轮着锄头，为人卖命。

在回头和婶婶打招呼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里，也饱含着泪水。

母亲也是劳累惯了的人。她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种地，她是有着亲切感的。其实，这么多年来，母亲在家乡的土地上，长年累月的劳作。只是在我们老家，这不叫上班。在那块土地上，母亲有病都是拖着，熬着，从来就不进医院。母亲也最怕进医院，平时就这样，小感冒之类，连药都不吃。母亲看到我的婶婶这样的工作，她有她自己的感受。回到我们硬把她拉到医院的话题上，母亲说，你看，和土地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人哪有那么弱，其实人是个贱畜生，只要一天把两顿饭吃得饱饱的，啥病也不会有。

母亲的病只是腰疼，那是几十年劳苦遗留下来的。

我曾把母亲送到医院照了片子，作了全面检查，查不出什么病情。后来我又找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诊断，他叫黄萍，这个人专门研究针灸，对治疗腰椎来说，他走在了医学的前沿。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我很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的学问和对医学的专研有多深，而是他有着崇高的人格魅力。他看了片子，说母亲的腰椎是弯曲的，无法医治。这和锄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十年像弓一样弯在土地上劳作，是积劳成疾。他说，只要不长时间弯腰，不要太劳累，就无碍事了。

可是，母亲劳累惯了，她怎么闲得下来。

对于医院，母亲总是很拒绝。她说，医院是吓人的，没有病都被吓出病了。

走在路上，母亲说，在二十多年前，她犯过一次头晕，去了医院，医生喊赶紧住院治疗，母亲的病如何如何危险。但母亲没有住院，那时我小学刚毕业，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就用自行车驮着母亲，每天跑去打针。其实，那时打小针也不算太贵，一次也就几毛钱，但是由于经济的紧缺，几次下来，也是好几块钱，母亲都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变卖成钱，屋子空空。更让母亲伤心的是，钱花出去了，病情没有一点没有好转。

母亲说，她的头晕，每天都会犯一次。后来，她听人家说，有一种叫鱼眼草的植物，找来用红糖和鸡蛋熬了吃了就能治这种病。

鱼眼草在我们老家的田埂地角边，到处长得有。牲口吃草都要让开，不爱吃。母亲顺便扯了一大把，回家就用红糖熬了，拿了两个鸡蛋，炖了吃下去，才吃了两次，头真的就好了。

真是单方治大病。母亲一直就相信，鱼眼草是民间的一种治疗头晕最好的单方。再后来，出现这种症状，母亲就以此方式，找鱼眼草，服了，一次准好起来。

其实，这也倒是很好的。因为在母亲心里，鱼眼草就是最权威的好药。我认为，她的这种心理因素其实比药更重要。最本质的，是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认为母亲是缺少营养而导致头晕的。其治疗的好药不是因为鱼眼草，而是因为鸡蛋和红糖。

母亲说，这么多年来，头晕再也没有犯过。那些针水还不如一把草有效。

5、医院是聚居着人类的一个城市

医院是什么？其解释是，治疗和护理病人的机构，也兼做健康检查、疾病预防等工作。可是，到了医院，有谁是去做预防，或有谁在那里做预防？

回想母亲在检查眼睛这两天的日子里，从大门到门诊，一路的人，穿梭往来，没有停止过。在门诊部，站着的，蹲着的，弯着腰的，人扶着的，挤满了走道。说是人山人海，一点也不为过。但它又不是海，海宽阔，流动，透明。这里却是拥挤，阻隔，站在里面看不见外面，站在外面看不见里面。

焦急的，痛苦的，无奈的，呻吟的，失神的，脸色苍白的。各种各样的脸，各种各样的表情，唯独没有看到脸上挂笑的。也没有人处于同一种状态中。

这是我和母亲去排队检查眼睛看到的一个场景。仅仅是一个眼科的科室，楼上楼下，比任何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地段还多。

每个科室都一样，每个科室的窗口、门前，都被人挤了遮蔽，要看见医生十分的难，要排到亲自看医生，更是难上加难。有时要检查一项细小的项目，都要排队一个上午，或者一整天。在这里，生活是缓慢的，也是急迫的，甚至是迫不及待的。

医生接待患者，本应先行“望、闻、问、切”的程序不在了，在这个让金钱烧的人心冒火的“改革”年代，不该忽略的却忽略了，该简化的各种频繁的昂贵的检查、化验却越来越多，越来越贵。医生操作的高科技的机械化的透视，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都十分复杂，要把这些复杂的程序全都检查完毕，然后，才回到简单，面对医生，对症下药。

在一个医院里，各个地方，省内外，城市的、农村的、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病。

看病的，陪护看病的。

男人、女人、老人、孩子。

医生、保安、医托、小偷、骗子。

车辆、商铺、药店、食堂、招待所。

它几乎是聚居着人类的一个城市。本来城市包含着医院，但是，城市也不过是一个行政地域的、商业的概念，人口的集聚地、商品交换的场所。医院的现状不再是单纯的三分治疗和七分护理，有着治病救人，也有着商业的概念，人口集聚，形形色色。

在病人身上，有时会无中生有，没病说你有病。在药品的用法上，有时换个名字就变另外一个价钱。就如在2001年第18期《半月谈》报道的一种感冒药针剂，每支成本不过六毛钱，经过包装后变了个样，一下子上升到150元一支，甚至600元一支。这个变数，比魔术还神奇。数据间的差距，让人触目惊心。

医疗改革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有病能治。但是，中国农村还是有一半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据2004年《报刊文摘》上的一篇报道，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原因是由于一些药品在国家的体制要求下，确实降价，但是出现一些真降价的药品，立即就在医院和药店消失。

我记得在2005年，具体日期已记不清，曾看见过这样一条消息：在药品降价前的8日，有记者去过王府井大街上的部分药店，还有售西力欣（头孢呋辛酯）出售。10日后即不见了踪影。问售货员，得到的回答是：“西力欣退货了，听说今天降价了，就退货了。”

同样的情况，在今天一样地上演。现在的新农合虽然给平民百姓减轻了一点负担，但是地方住院医疗费用依然很高，很多农民还是看不起病。农民到了城市所谓的大医院看病，仿佛就是到了一个逃避上帝的地方，没有了限制。

病魔当然不会怜悯人类，但是医者可否有仁心？体制给弱势群体是否带来了实惠？

特别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走进医院，有时就是走进了一个黑洞。

我得补充一句，我拉拉杂杂地纪录这些文字。如果每个字是一滴水，我希望它渗透到一些高贵的人的心里，引起对底层人的一点悲悯，和渗透到关注弱势群体的人，我的感谢和谢意能触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