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货郎

夏文成

客观地说，刘货郎绝对是一个老男人加丑男人。或许是长期货担压身的缘故，刘货郎的身子永远站不伸展，整个身形极像一个阿拉伯数字“５”，双腿弓成一个英文字母“n”。脸上永远挂着一种黏稠的暧昧的谦卑的笑，并因人而变换，变脸王一般。尽管刘货郎又老又丑,却颇受妇女儿童欢迎。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刘货郎五光十色的货担，绝对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

乡村踏实的睡眠，常常被刘货郎那清脆嘹亮的拨浪鼓声唤醒。乡村是寂静的，总在期待刘货郎带来生机。鼓声由远及近，女人、孩子们像麻雀瞅见了金黄的谷粒，扑腾着双翅汇集到老槐树脚下――刘货郎歇脚的地方。女人们手拿针头线脑、几尺头绳，一匹花布，与见多识广的刘货郎说东道西，讨价还价，有时也说一些隐晦的孩子听不大懂的荤话。孩子们则拥挤着、尖叫着，眼巴巴地盯着货担里花花绿绿的糖果流口水……乡村贫寒的生活中，所有对于快乐的向往，就锁在刘货郎的货担里。刘货郎的货担是丰富多彩的，里面的物什总是闪动着神秘的光彩。能够发出爆响的火纸，一含就化的水果糖，五颜六色的玻璃球，会飞会叫的小气球，五颜六色的头绳和丝带，零零碎碎的针头线脑，构成了乡村妇女儿童生活中最具诱惑力的念想。他们积攒着每一枚硬币，用预备好的每一枚硬币迎来激越的鼓声。

随着与村人熟识程度的日益加深，刘货郎与其他游走在乡村里的货郎就渐渐有所不同。其一，刘货郎是城里人，却常年呆在乡下；其二，刘货郎不像其他货郎在村寨之间四处流动，而是就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换句话说，就是常年住在某几户人家里。刘货郎最喜欢在“老背锅”家（村人喜欢称驼背为“背锅”）。老背锅70多岁，无儿无女，只有老俩口四目相对，靠队里救济，熬着残余的岁月。刘货郎呆在那里倒也清静自在，与老背锅老俩口亲如一家。由于刘货郎的存在，老背锅家常常人来人往，门庭若市。

刘货郎与村民关系十分融洽。小儿爱夜哭，或头疼脑热什么的，村民们不到医院治疗，而是不约而同地将孩子过继给刘货郎。好像一过继到刘货郎膝下，有刘货郎“保着”，就会百病全消似的。于是，刘货郎在村里的干儿子干女儿不计其数，只要刘货郎往村子里一走，货担四周便团团围满了“贤子孝女”，“保爷”（干爹的俗称）之声不绝于耳。逢年过节，请刘货郎吃饭的人络绎不绝，人们都以请刘货郎到家吃饭为荣，因此，刘货郎的“贤子孝女”们常常为争取刘保爷的光临而发生争斗。其实，人们拼命请刘货郎到家做客，心里自然打着个“小九九”，因为在酒足饭饱之后，刘货郎免不了要给孩子们一点压岁钱、小礼物什么的。其实，一顿饭，烟酒肉茶吃下来，岂止才值刘货郎给的那几文小钱？不过是满足一下虚荣心罢了。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讨好巴结一下刘货郎，好请刘货郎进城时，顺便给他们捎带一点烟茶酒之类，贪点小便宜而已。

老背锅老俩口死后，刘货郎将老伴接到乡下，在村卫生所租了一间房定居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刘货郎的货物也日渐丰富了起来，在满足村民需要的同时，也给自己多挣了几个酒钱。刘货郎嗜酒如命，腰间时常晃荡着一个漆得通红的酒葫芦。葫芦酒常满，刘货郎的脸常红。脸红心热的刘货郎总是向围在货担边的婆娘们探出粘粘糊糊的目光，有时还顺手捞一把便宜，惹来一片哄笑和嗔骂。小日子也还算滋润。

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刘货郎的老伴撂下他去了另一个世界，剩下刘货郎独自守着那个破败的屋子混日子。也算有缘，一个同样嗜酒如命的村妇，莫名其妙与刘货郎搭上了火。每每村妇光临，刘货郎就以酒相待，俩人你一杯我一杯，喝得脸上红霞飞，喝得两个身体亲密地交织在了一起。直到有一天，村妇的男人一步一棍将其打回家之后，刘货郎便从此陷入了恒久的孤寂与困顿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村里的小商店乃至小超市日渐多了起来，刘货郎和他的货担如同一部过时的黑白电影，被人们渐渐遗忘了。

当刘货郎最后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已怀抱酒葫芦，醉意朦胧的去了那个遥远的天国，找他的老伴去了。

岁月如书，二三十年的光阴被日子一页一页随手翻过。然而，每当视线越过商品琳琅满目的繁华的大街，我仿佛又看见了刘货郎挑着那副五光十色的货担，从曲折乡村小路上一路蜿蜒而来，叮叮咚咚的拨浪鼓，使沉寂的乡村顿时生动和快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