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探源

如今，人们总习惯地把报纸上刊载文艺作品和消闲文字的专栏和专版称作“副刊”。但老一辈文化人或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人们回忆起来则说：“‘副刊’本应是‘附刊’之意，是编辑了一类‘消闲’文字的稿件或一些其它刊物的文章附在新媒体――报纸上发表。”记得笔者的老师、著名老翻译家、昭通第一中学退休的高级外语教师傅举晋先生就曾对我如此说过。他还说：“我曾参加了创办于抗战时期袁方、胡庆钧、金慰天等知名学者创办的学术刊物《文林》，就附在当时的长沙《大公报》上。”有一年，笔者在浙江省绍兴文联主办的《野草》杂志上读到了署名柳虞慧撰写的《炼狱中的圣火》，文中写道：“上海的东方艺术研究会创办的宗旨就是在艺术上把各种复杂思潮引导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叶天底由这个研究会派去编辑设于《民国日报》的附刊《艺术评论》，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发表评论文章，把艺术看做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工具。”这句话不仅说明“设于”是副刊的本意，而且直接点明“附刊”。故应还其本来面目，附设于报纸上刊载文艺作品或短小学术论文的专页或专栏应叫“附刊”，而不是“副刊”。此种说法也符合报纸“副刊”的由来和发展历史。

查阅《辞海》载：“中国报纸的副刊起于清末，最初称副张或附张，大都刊登‘消闲’文字。五四运动前后，出现过一些提倡新文学、传播新思想的副刊。”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商人美查等人合资创办的中文日报《申报》，当时就有刊载诗词曲语等文字的附张，这可说是报刊副刊的雏形或前身。

“副刊”名称的正式使用始于北京的《晨报》。据《辞海》载：“晨报副刊，原为北京《晨报》第七版。1919年12月改革，李大钊参加工作，宣传新文化运动。1921年10月12日改出单张，名‘晨报副镌’着重宣传新文学，首次发表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1920年，孙伏园继李大钊之后接编《晨报》，刊登学术、文艺的第七版。翌年10月该报第七版改出单张，取名“晨报副镌”。当时，孙伏园为了慎重起见，就请鲁迅先生为其命名为“晨报附镌”。“镌”在这里与“刊”相通，都是雕刻书版的意思，附镌同于附刊。孙伏园请精于隶书的《晨报》主编蒲殿俊题写刊头时，因隶书没有“附”字，蒲殿俊灵机一动，挥毫写成“副”字。这一刊头使用了三年之后，蒲殿俊提议将“镌”字改为“刊”字，于是1925年4月1日更名为“晨报副刊”。从此，“副刊”一名逐渐在全国各地报纸上使用起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陈剑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