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道门的琐碎记忆

我总不能忘怀一道门,老家旁边的那道大朝门。

这道门建于何年何月，自今无法说清楚，只是据父亲说，他很小的时候，这道门就早已森然巍立于村子中了。那时候这道门看起来就很古旧，一如它那破裂剥蚀的木纹，无时不折射出岁月的沧桑。当年修建这个庄园的主人和工匠都已经像经年的尘土被子一阵风卷走了，只留下一座在风雨飘摇中森然挺立的庄园，自己却像迁徙的候鸟一样已是雁过无痕。熟知这道门建筑历史的老人早已如脚下的灰烬在哗哗流淌的时光中灰飞烟灭，于是这道门便成了一桢古旧的风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底。虽然伫立于人们心中，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准确地误地说出它的年龄，一如门前那两个青石凿就如今已被顽童和村人用屁股搓得光滑如玉的门礅，人们虽然和它朝夕相处，却不知道它的历史一样。人们忙于讨亲嫁女，人们忙于栽插点种秋收冬藏，人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它，虽然有时也会在茶余饭后说起，也不过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般地点到为止，从人们零星的琐碎的谈话中，我也只是懵懵懂懂地记住了有关这段历史的一鳞半爪内容――这个庄园的最后一个主人是个地主。这是大人们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在当年，这一信息的获得竟让我激动不已。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满足了我从小就爱寻根问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它的获得使得我童年的游戏变得颇具教育意义，而又不乏生动有趣。

那时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斗地主。我们把戏台设在了大朝门前,然后三五个人押着罪大恶极十恶习不赦的地主开始了我们的游戏,是地主就得戴瓜皮小帽,就得挂纸牌。当然瓜皮小帽是没有的,我们就用一个掏空了瓤的南瓜用刀从中一砍两半来代替。那时映得最多的电影是《渡江侦察记》、《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我最想演的角色是张军长，最怕演的角色是地主。因为当英雄威风，当英雄光荣，当地主则说明自己是大坏蛋极其耻辱的了。一次，我就在争江山和划指头的失败中被迫当上了地主，我给几个小伙伴拽着又是提头按颈又是低头认罪，弄得鼻青脸肿十二分的委屈，一下子哇的哭了起来，心里十二分地恨死了地主。

爹告诉我，当年斗地主的情景远比我们玩的游戏残酷得多，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爹在叙述这些往事的时候，脸上挂满了翻身农人的喜悦，随着父亲的叙述，那个久远的年代便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我们村是1951年解放的。随着几阵隆隆的炮声过后，一个王朝就在无奈的秋风中和历史老人告别了。和全国一样，我们这里也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斗争场景。一群分了田地财产的地主被工作队的同志牵着，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泡眯肿眼地走到大朝门前来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他们的身子在哆嗦，手在哆嗦，这场突然而至的暴风骤雨早已在瞬间把他们的矜持和骄气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有的来自城区，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同的经历一样的命运使他们阴错阳差地走到了一起，用他们的话来说，这就是命。父亲说，其实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起今天的某些贪官污吏和当时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之类真是小巫见大巫，没法比的。他们家中也有少许金银和田产，大多都是通过几辈人的辛苦操劳勤巴苦挣得来的，有的甚至还没有享受到地主之福就被革命了。我们村里的一位刘姓地主就属此类，他家本是老老实实的庄户人家，只是在解放前夕因给人打碑立墓赚了几个钱，就从几个破落户手里买了些田地来种，还没到三年，解放了，他就成了专政的对象。

父亲给我讲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来自城区的地主婆。这些白日里只会颐气指使的太太小姐们，不知是哪辈子造了孽，被人剥了鞋袜，精脚亮板的到田垡子上去体会劳动人民的辛苦，她们在红了眼的群众的吆喝声中像是一群落入猎人包围圈的兔子四处逃蹿，她们连滚带爬双脚布满了血泡，血珠珠直冒，但是谁也不敢停下来，只有等疯了的人们心满意足了，折腾累了，才有她们休息片段的份。当时的我对什么阶级仇民族恨并不懂,因为我出生在七十年代,那时的事情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从儿时起,我便对这些人心里多了一份同情。

我曾经问过父亲，这道大朝门的最后一位主人当时是不是也受到了人民的改造。父亲说，没有。看着我狐疑的目光，父亲又说，早在昭通解放的前三年，他就一命呜呼了。他为人尖刻，仗着自己有钱有势，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家的大门平时是不许外人出入的，就是一鸡一只猫误闯入也不行，不是被他拎着头和脚扔了出来，就是一刀结果了性命。他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据说有三四个强盗到他家行劫，被他发现，他仗着自己会使些枪棒，就和人家斗了起来，结果又拳难敌四手，被人家一顿乱刀结果了性命。他当时也喊过抓贼和救命，但是没有人吱声，这个地主就在当晚死了。父亲说，他姓李，人称李小老板，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原先就是他家的后花园。

许多年过去了，故乡的人和面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唯一没变的是那道大朝门，每次回家我都要去看一看它，在夕阳的余辉中大朝门的身影依然高大，只是那两只被人掏走门环的眼睛木然的望着一切，让我毫无羁绊的心一下抽紧起来。

(王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