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公众别把学院知识分子当天敌

一部《红楼梦》，从来是非多。刘心武央视开讲《红楼梦》，将已近一潭死水的红学界搅成一锅粥！

在这次红学事件中，最值得惊讶、也最值得关注的，并非红学家对刘心武的批判，而是文化界对红学家的反击；事件的意义也不在红学本身，而在由此透露出来的文化症候。

这样的“捍卫”是对“言论自由的反讽”

文化界反击红学家的理由，是所谓捍卫刘心武的话语权。我以为，这实际上是无的放矢，不得要领。

对此事件，据说网络民意大多持“支持刘心武，人人都有研究红学的自由”的立场；朱大可、张闳、薛涌等评论家也力挺刘心武，多以“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理由立论，认为他应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红学界没有资格进行学术围剿。如张闳就说：“在这个事件中，最首要的是对刘心武的表达权的维护。至于刘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究竟如何，那是在言论权利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够去甄别和讨论的。否则，即使是正确的结论，也可能转化为话语霸权，进而成为谬误的辩护士。”

――所谓“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当然是最冠冕堂皇的话，但它是否正确、是否有意义，要取决于具体的语境。简单地说，“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说辞，只有针对弱势者而言才是正确的；相反，假如是针对强势者而言，则不仅毫无意义，更会成为强势者话语霸权的藉口，使强势者更强，弱势者更弱。那样，言论自由的实践就会走向其反面，构成了美国法学家费斯所说的“言论自由的反讽”。而在红学事件中，刘心武明明一开始就占据了央视这一传媒制高点，拥有了远大于红学家群体的表达权，他何曾需要我们来捍卫他的话语权利呢？相反，真正需要维护表达权的恰恰倒是红学家群体。在网络舆论的多数声讨中，在文化界几乎一面倒的指责中，在媒体推波助澜的造势中，红学家的声音事实上被弱化，甚至被负面化了。刘心武当然有他的言论自由，但红学家更有批判他的言论自由，否则，以捍卫刘心武表达权的名义，打压红学家的表达权，那就成了学术自由的反讽了。

红学家循规蹈矩，刘心武“旁门左道”

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中心奠定的新红学，是民国以来新学术的典范之一，也是至今为止红学界的主流；而新红学建立的前提，是对“索隐派”的否定，对猜笨谜式的旧红学的否定。现在，刘心武，作为将黄庭坚“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名句当成自己作品的老作家，以“秦(可卿)学”的名义使“索隐派”借尸还魂，因此而遭到主流红学界的群起而攻，那是情理之中的。

红学家对刘心武的批判，本来是“考据”与“索隐”的学术方法之争，是捍卫学术规范的问题。但文化界对红学家的反击，就完全将争论重点转移了：他们并不关心刘心武的是非问题，而只关心红学家的态度问题。他们实际上将红学内部的问题，置换为红学外部的问题；将捍卫学术规范、反击伪学术的问题，置换为捍卫言论自由、反抗学术霸权的问题；也就是将纯学术问题，置换为知识社会学的问题。

比如朱大可就借此将批判的对象，由红学界延伸到整个学术体制：“……与红学命运相仿的是各种文学研究会行业。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畸形繁荣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浪潮，不仅‘四大名著’皆有自己的研究会，就连那些被官方认可的现代作家，也相继成为各大学术庙宇的神明。以鲁迅为旗帜的鲁学，以茅盾为偶像的茅学，以老舍为对象的老学，如此等等，形成强大的‘研究会体制’。……这些官办‘研究会’，20多年来把持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见解陈旧，话语僵硬，缺乏真正的创见和活力，却全面垄断资源(科研经费和学术刊物)，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少数人专营的‘饭碗’。”

朱大可支持刘心武的怪论，打击主流红学界的霸权，毫不令人意外；这跟他支持苏三所谓“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的谬说，以打击正统史学界的霸权，完全是一贯的思路。他早前认为：“苏三的观点可能有大量漏洞，却意味着一种顾颉刚式的‘自由史学’的复兴。中国史学家正在开始重建独立的‘疑古’立场。我们看到，在近代史(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现代史(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等诸多领域，史学家在大力破解由旧史官编织的谎言。正是他们逐步挤开了窥见历史真相的门缝。”将苏三跟顾颉刚、茅海建、高华那样的史学家并列，那真可谓是对顾颉刚、茅海建、高华的侮辱！

其实，朱大可对官营学术体制及其学术垄断――他自己称之为“学院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攻击，是很可认同的，只可惜未免不择手段。因为对官方学术体系的反叛，并不必然就更接近历史真相，学术之是非，固然不能以“学院”之是为是，但同样不能以“民间”之非为非；打击一种体制性的霸权主义和教条主义，仍应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而不能援引另一种荒谬的伪学术。主流学界固有其弊，对红学和古史学大可反对，却不能以支持苏三那种“新天方夜谭”、刘心武那种“新索隐派”方式反对。

总之，从纯学理而言，本来红学家是循规蹈矩的一方，刘心武是旁门左道的一方；换句话说，红学家站在相对正确的一方，刘心武站在相对错误的一方。但文化界反倒对红学家群体大加挞伐，宁要错误的刘心武，也不要正确的红学家，这是为什么？这，正是红学事件中最有意味的问题；也就是说，最有意味的并非刘心武对错的问题，而是红学家为什么遭到集体声讨的问题。

“民粹”，针对主流知识分子的敌意

要理解这一悖论，不能仅囿于红学事件本身。就事论事，孤立地就红学而论，我觉得舆论界对红学家的批判实属偏离主题，对学术规范也缺乏同情；但在另一层面上，从文化背景及社会心理着眼，则舆论界对红学家的批判，又是事出有因的。

在红学事件以前，在红学家群体遭受攻击以前，经济学群体早已遭受更大的羞辱了。郎咸平对宗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的责难，丁学良所谓“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的言论，激起了民间舆论的广泛认同；以至于在11月份《中国青年报》公布的“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的公众调查中，信任率超过10%的仅有郎咸平、吴敬琏两人。本来，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全盘否定不过是一家之见，丁学良纯粹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标准的经济学论衡更是偏颇之论，但为什么他们的指责如此轻而易举地赢得压倒性的支持呢？其中因由，实非经济学界可以完全任其责的。

讨伐“主流”经济学界在前，讨伐“主流”红学界在后，我以为这两个学术领域中的两个文化事件，实际上并非孤立，而是同一种文化症候的表现：这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占据主流地位、垄断文化资本的学院知识分子――信任危机和形象危机的征兆。

在知识专业化的今天，知识分子已由兼济天下的社会良心，蜕化为独善其身的职业精英；已由眼观六路的意见领袖，蜕化为画地为牢的学术工匠。不仅如此，就连作为职业精英和学术工匠的基本操守，他们也往往难以维持。近50年来，学院知识分子在学术专业和道德品格方面，先后受到两种性质的外部打击；前30年，在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中，在自保求存的险境中，他们丧失了学术品格，也丧失了道德尊严；近20余年，在市场化的压力下，在专业利益的诱引下，他们出现了又一轮学术扭曲和道德滑坡。当今之世，在学术品格方面，学术欺诈者所在多有，一般的学术腐败更是指不胜屈；在道德或法律方面，教授嫖娼者有之，新儒学专家走私人口者有之，为企业充当利益代言人者有之；此外，陈丹青欲辞职清华，周光召等对院士制度的否定，更是学术体制内部出现的自我批判……凡此之类，都是学院体制之病，也是知识分子之痛，不断地矮化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形象，也不断地强化了民间舆论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心理。这也正是“郎顾之争”及红学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心理。这就意味着，经济学家、红学家固然有责，但民间舆论并不是为了反经济学家而反经济学家，也不是为了反红学家而反红学家，经济学家、红学家不过作为主流知识分子的代表而示众罢了。

另一方面，网络民意也加强了对主流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网络的文化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对权威的颠覆，对主流的反叛，对声名的唾弃；它使局部的偏见放大，对官方学术机制和主流知识分子的敌意因此而更趋极端，以至于形成一种“网络民粹主义”的倾向。

网络舆论对郎咸平、刘心武的支持，实质上只是对“主流”学界的反动――他们未必完全赞同郎咸平、刘心武的思路，甚至可能缺乏知识能力来辨别郎咸平、刘心武的是非；他们鸣鼓而攻的激进态度，与其说他们是认同郎咸平、刘心武，不如说他们是反抗经济学界、红学界，反抗学院知识分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