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法”厉“治”：法治反腐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从尊崇党章执行党纪、坚持作风建设、坚决遏制腐败、从严治党落实到基层、净化政治生态五个方面提出了从严治党、坚决反腐的系统举措，这是一次从治本角度对反腐倡廉进行的总体阐述，是从法治反腐高度进行的制度设计。

法治反腐：惩治腐败的根本之途。腐败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肌体的毒瘤，古往今来的朝代更迭和政权变迁皆与腐败导致的民心丧失有关。制度改革不配套，权力监督不到位，资本触角无序伸展，人情社会关系网中负能量产生的正反馈效应等，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

根治腐败，当然需要思想教育，需要道德自律，但制度的他律作用同样不可或缺。法治反腐是有效惩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因为，腐败蔓延导致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盘根错节，很难通过个人化的道德自律或高压式的权力反腐得到彻底、全面而持续的遏制。

法治是围绕制约公权、保障私权所建构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法治反腐把反腐败纳入法治轨道，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法律系统来限制、规范和监督公权行使的方式、手段、范围、条件和程序，使公权行使者或利益相关者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从而达到减少、遏制和消除腐败的目标。法治反腐是反腐实践的总结升华，是法治建设积极推进的重要标志，是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克立拉德曾经用公式C=M+D-A来描述腐败，即腐败＝垄断＋随意－责任。“垄断”的内容是权力和资源，“随意”的核心是缺乏有效监督，“责任”的意蕴是垄断主体的职责约束。虽然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政治学的权力监督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腐败问题及整治思路，但要真正遏制腐败，还需要在推进法治反腐中强“法”厉“治”。

参与公平意味着为群众提供有效的参与反腐的条件。党的群众路线要求相信和依靠群众，有效惩治盘根错节的腐败也离不开群众。面对腐败人人想反，如果想参与少渠道，想支持缺平台，想主张欠权利，反腐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查处公平意味着老虎苍蝇都要打，既不搞“法外施恩”，也不行“法不责众”，毫不动摇地在反腐中坚持逢腐必查。惩罚公平意味着惩治腐败采取相同标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量刑，宽严不误。切实做到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出现腐败，都要按照相同标准严惩不贷。

二为系统性。众多腐败案例证明，“牛栏关猫”既“笼”不住权力，也平不了民怨。法治反腐既要造就“不敢腐”的心理自觉，更要夯实“不能腐”的制度基础，实现这一目标，贵在法制体系的系统性。

从根本上看，法治反腐需要有规范的指导思想、严格的基本原则、可行的主要目标、翔实的基本内容、协调的法律衔接、可行的适用原则、科学的管理机构、明确的职责权限、严厉的责任追究，这需要从法律体系层面进行总体的反腐法制系统设计。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提出的：“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从具体方面看，目前反腐立法主要集中在政策规定层面，法制体系内部各部门有效关联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一些法条因程序性规定和配套措施缺乏而致操作性弱；法制规范性不足致解决某些实践问题无章可循而存在执行盲区；法条突出原则性而弱化操作性，个别领域的法条内容存在欠平衡重形式轻实效现象。所以相关反腐法律应当配套，核心内容必须细化，相关的保障机制、司法程序和问责程序应该更具体化。

厉“治”：强化法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厉治的途径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权威性。法治反腐不仅要有腐必须反，更在于行腐必遭反，由此才能强化法治反腐的权威性。这需要在反腐立法、司法、执法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下硬功夫，从而确保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正如弗兰西斯・培根针对司法腐败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却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只有“行腐必遭反”才能大大强化法治反腐的权威性。

二为有效性。“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法治生命在实施，法治权威靠落实，法治的有效性应当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对腐败坚持“零容忍”，不允许“打折扣，作选择，搞变通”；需要在反腐实践中把源头防腐、过程监腐、结果惩腐结合为“一条龙”；需要把握关键点让法治举措由软变硬，细化标准线让反腐筛网由粗变细，设立切入点让反腐承诺由虚变实，建立考核点让反腐责任由宽变严。（作者：曹阳昭中共四川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