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雍君：增长率目标适当下调是好事的六大理由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将经济增长率目标下调至6.5%-7.0%的区间，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也不乏担心。许多人设问：当前的经济阵痛何时过去？我的答案是：只要调整到位，应该就快了。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较长周期的调整时期，包括经济模式，也包括经济政策的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方式。增长率目标的下调，就是调整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下面我给出六个理由，说明为何担心是多余的、下调是正确的并且是必需的。这些理由都是基于公认的事实或者公理性的前提，而不是凭空捏造或无端猜测。

1.总额效应：GDP同样增长1个百分点，现在带来的经济总量增加比过去大得多。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约68万亿元人民币，10年前只相当于这个数字的约1/4。所以，现在只要增长1%，可增加约68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总量，10年前必须有4%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易言之，现在增长1%，其价值相当于过去增长4%。这一公式可简要表述为“1=4”。简单换算一下，2015年增长率虽然“只有6.9%”，但价值相当于10年前近28%的增长率！实际上那时“才”约10%。所以，中国的增长率目标下调，反而说明我们一直在进步，不是在退步。

但中国的增长目标也不能太低，6.5%至7%大致就是一个“不高不低”的合适区间。不高是跟自己以往超高速增长年份比，不低是跟国际上其他经济体相比。美国的经济总量现在约相当于中国的2倍。所以，美国增长1%，中国就得增长2%以上，否则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就无望了，更不用说人均收入了。据此，如果美国增长3%，中国就得增长这个数字的2倍多――6.5%的下限目标不是很合适吗？发达的大型经济体中，从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看，有必要假设美国的经济前景相对乐观，大致可以保持多年3%的增长率，尽管概率不高。为何中国应把美国作为参照目标？因为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3，如果总量赶不上人家，人均收入将永远赶不上！何况，中国还要考虑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

2.价值效应：在增长目标下调的同时，GDP里面许多东西的质量在提高、而价格甚至在下降。比如说电子产品吧：过去的电视机又大又贵，质量和性能也远不如现在。手机、电脑、冰箱、空调……哪一个不是如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也都如此。看看中国的高铁和基础设施，过去是啥样啊？这些年越来越好了。中国的高铁网肯定是世界棒的。交通的改善还体现在公路、铁路、民航等许多方面。宁要增长率相对较低的“高商值生活”，还是高增长但质量不咋地、价格还不低的“低商值生活”？当然是前者。

30年前，中国是短缺经济，尽快填饱肚子为第一要务。现在许多人吃得太多太好了，产能也过剩了，叫做过剩经济。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不是快走，而是走稳。走快依然重要，但不如走稳来得重要了。产品与服务质量，主要不是靠快，而是靠稳。“稳”有很多含义，质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3.转岗增岗效应：略有下降后的6.5%-7%的不高不低的目标，有利于就业岗位的转换和拓展。中国每年需要转岗和增岗的人数，规模堪比许多中小国家的全部人口。这些岗位来自“增岗”和“转岗”两个方面。增岗就是新增加的就业人口需要走上工作岗位。转岗指原来的岗位消失了，因为技术和产业进步使这些岗位创造的产品与服务，不再被消费者认可了。市场依然需要钢铁，但不是原来那种，而是更好的钢铁，这意味着太大钢铁产业各个链条上的工作岗位，也需要相应转换。这就是转岗。转岗的麻烦似乎更大，因为需要适应以前不适应的环境、技能和岗位。当然，转岗成功带来的成果也会更多。这是一把双刃剑。

放大一点来说，就是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4.0版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一个充满机遇、自然也蕴含风险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当然也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中国不幸错失了前面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这次我们再不能错失了，实际上现在也没有错失。这是当代中国的大幸。4.0版的核心就是由数据技术和互联网为纽带联结而来的分享经济，基本要求就是高度整合与集成各个价值要素，并将成果分享给尽可能多的人。

从就业而言，影响主要不是减少岗位总量，而是转岗：从过去的“傻、大、粗”的中低技能岗位，转向“高、精、准”的中高技能岗位。这个过程出现了大量的不适应症，而消除症状需要耗费时日。这就是中国经济遭遇“阵痛”的一个脚注。其他原因还包括海外市场（贸易）低迷等因素。

正因为转岗和增岗都耗时费力，所以，放慢一点增长目标实有其必要。如果转岗增岗只是从A直接走到B那么容易，如果只要1天就走到了，增长率目标就得高一点。但事实不是这样于从A到B的过程非常复杂艰难，堪称宏大的社会经济工程，阵痛必定难免，包括社会矛盾和稳定问题，相当棘手。所以，必须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下，集合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通过适度下调增长目标等措施，腾出必要的空间和时间资源，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展开人类史上罕见的史诗般的大转岗、大增岗。站在宏大的新型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站在制造业大国转向4.0版经济模式的背景下，中国无法绕开这道坎，只能迎难而上，把握机遇。

所以，我们的目光要放长远一点。整体上看，中国不是在衰落，而是在进步。中国经济不是在衰退，而是在大转换的路上。中国经济和社会有痛，但只是阵痛，不是长痛，更不是不治之症，而是做手术过程中难以避开的那种痛。经济大转型和就业岗位大转换，不能片面理解为就业机会总量的减少。旧的去了，新的来了。生活本来不就是如此吗？世界本来不就是如此吗？今天的牺牲，是为了明天的幸福；为了明天的幸福，今天必须有所牺牲。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必须共担牺牲、共享利益、共同管控未来命运。

4.生产率效应：较低增长目标可能带来更高的生产率。生产率就是资源利用效率。随着科技和管理进步，现在创造多样多的GDP，不再需要消耗那么多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和水资源），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或者等价地讲，同样的资源，现在可以创造更多的GDP。这就是生产率的进步。这些年我们的生产率一直在进步，但并未完全反映在经济增长中，因为两者差别很大。增长率关切的通常是今年比上年增加多少，而生产率关注的是投入-产出关系。同样的GDP增长率，只要对应的生产率不同，其内在价值相差很远。大致应该如何换算呢？

GDP及增长率指标的主要意义在于说明“经济实力”。美国两位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了一个比GDP更好的衡量经济实力的方法，公式如下：

经济实力=GDP*生产率*增长率开平方

这个公式的喻意是：GDP增长率没那么重要，生产率更能衡量经济实力。具体地说，对于经济实力而言，生产率“1份就是1份”，增长率就得打个狠折（开平方）。举例来说，增长率若为9%，只能按其折后值3%计算，表明GDP总量和增长率都不能完整地代表经济实力。根据测算，201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比中国大不了多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增长率可是美国的3倍多；但按上述公式调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到美国的一半。同样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日本的4倍多，但按生产率调整后，只相当于日本的2倍多。与印度相比，当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其4倍多，但调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为其6倍多。说明中国的生产率与美日相比差距不小，但比印度好多了。

由此可知，如果关注的是经济实力概念，那么，生产率比增长率重要得多。网友们可以找找这些年中国的生产率数据，将会发现还是在逐步提高的。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得乘上一个生产率因子：生产率越高，就算增长率低一点，整体的经济实力还是在扩大。

从这个视角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增长目标下调的合理性。这是因为，过高的增长目标，不容易将经济人的注意力引向生产率这个更棘手、也更重要的目标上来。高增长目标的本质是强调“快”，但生产率目标远没有这么简单。给定其他条件，可以合理推论，越快，生产率越低，从而产生更多的“经济实力水分”。在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经济实力越来越依赖生产率，而不是增长率。

5.人均收入效应：适当下调增长目标很可能有助于人均收入增长。GDP与人均收入谁更重要？得看关切的是什么。如果关切的是整体的经济实力，GDP或增长率更重要（虽然不如生产率重要）；但就生活水准而言，人均收入才是王道。增长很快，但人民不能从高增长中得到实质的好处，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201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7.4%，高于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低”增长与“高”人均收入之间并不冲突，甚至是一致的。这里需要一些论证。但观察经验事实也可直观地发现：多年来的高增长，并未带来人均收入的相应提高。现在这个局面已被遏制，这是天大的好事。

6.问责效应：增长目标下调有助于促进GDP中心的政绩问责制，转向更为平衡的政绩问责制。经济不是一切。政府的本质是服务人民。如何引导和约束公共官员以低成本向公民提供服务的激励，需要特别加以关注。公共服务就是社会成员共享的“公共品”，比如保障干净充足的水源、保护土壤使其免受各种人造物的危害、保护植被以及保护大气质量。司法服务也是极重要的公共品。问责的另一个维度是财政责任：必须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康的。

易言之，责任政府建设，要求适当平衡经济、服务和财政责任。三者的逻辑关系是：经济问责“亲商”、服务问责“亲民”，两者都需要、也都很昂贵，所以必须在财政责任下统筹考虑。底线是：不能破坏或弱化可持续性。

在当前的问责制下，服务和财政问责偏弱，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财政可持续性很难得到真正关切。我相信，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促进问责要素间的适当平衡。兹事体大，不可不察。作者：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王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