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仇和落马反思“权力任性”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与他在公众场合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形成鲜明对比。几天前，“两会”云南团的小组讨论会上，仇和说：“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曾高调亮相在公众视野中的仇和，以同样“高调”的方式落幕。通过仇和落马案，我们希望探究腐败案件中的个性和共性，从而总结一些反腐败的经验和教训。

仇和的身后是风暴？

段修健

4.4公里，10多分钟车程，这是人民大会堂到真武庙职工之家的距离。全国“两会”期间，云南团的大巴车来回十多天后，在最后一趟空出一个位置。全国人大代表仇和的政治轨迹被按下了停止键。不管之前跑得多快多耀眼，到底没能熬到终点线。

中央纪委不是要抢风头，而是用行动为记者会上总理的反腐表态做注脚。它告诉人们，不要以为“两会”刚结束，工作还得等一等看一看。此外，“两会”也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是否会出事的“试金石”。暂时让你出席，并不意味着组织上已经决定放你一马。

如果想形容仇和被查的社会反响，“惊讶”必然有心无力。之所以反应强烈，很大程度缘于他身上“明星官员”的身份，以及如今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一前一后，反差太大。尽管曾经饱受争议，但仇和主导的“宿迁模式”广受推崇，甚至一反常态，毫不避讳“求天求地不如仇和”这样的舆论渲染。他的做法不但走进大学行政管理课堂，也被写入公开出版的《公共管理案例教程》，成为各地官员学习的“改革榜样”。

如今“偶像”坍塌，有些议论很正常。这至少意味着，明星标签并不能成为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护身符”。名声再大，口碑再好，有病在身者迟早还是会倒。组织不会舍不得，也不会有打击改革积极性的顾虑。中央一直强调，改革和反腐并不冲突。怕出事不能成为不做事的理由；同样，为改革做点事也不必然就不会出事。政绩和廉政不矛盾，想要惊喜还是惊吓，关键还是看自己。

仇和的铁腕一度带来“惊喜”。在单纯追求效率的年代，强势和铁腕确实能够快速推动一个地方的“旧貌换新颜”，可以快速实现某个阶段的特定目标，但却不适应可持续发展和“新常态”的需要。“独断专行”是把双刃剑，不仅会造成决策不民主，更危险的是，它会导致失范的权力系统很容易被腐败扒开口子。目前尚不知道仇和到底因何出事，但显而易见，不管在宿迁或者昆明，大刀阔斧的改革举动背后，都存在着实打实的利益空间。医改、教改和城建开发，都会成为权力寻租的沃土。

有媒体曝出，仇和曾对某位媒体人说，“我是被一路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仇和已在接受调查，无法核实此话真假。不过回顾他的仕途，确有几分吻合，其“自信”不无道理。在宿迁强势推进各项改革时，当地的反对声音不小；在昆明推行老城改造和新区建设，也饱受非议。不过，争论声都因他的升迁暂时放低音量。

2011年10月，我曾在昆明和当地党报某中层领导讨论“仇和现象”。他的判断是，提高政治待遇意味着组织对其做法的肯定。这不是个别言论，而是流行于社会的一把尺子。但现在看来，很多理解其实都是误解。

按照媒体梳理的数据，仇和应该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66位省部级以上高官。尤为特别的是，仇和与张田欣是昆明市委书记这把座椅的前后主人。省会城市接连两任市委书记先后落马，这在目前尚属首例。在此之前，同在南京搭班子的杨卫泽和季建业也相继被查。对于类似的“一锅端”，舆论总会担心“会对当地官场造成负面影响，人心惶惶，不利于继续开展工作”。事实证明，这么做没有“裹乱”。中央不是不知道此举对当地官场造成的震荡，但要实现“有腐必反”，这些都不在考虑之中。

没有法治的改革会为腐败开路

杨涛

从江苏宿迁市起步到云南高原执政，仇和被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他的铁腕整治吏治与超常规的改革力度，使他成为“另类官员”的代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改革明星”却在腐败道路上落马，怎么不引发人们的争议呢？

有人因为仇和的当年改革与政绩而为他鸣不平，认为这是个好官;也有人因为他腐败落马而否定他以前的所有的改革和政绩。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不妥，一个官员，既不能因为他腐败落马了而否定他确实做出的业绩，以及一些正确的改革措施，当然，也不能功抵过错，因为他有政绩而免除他的违法犯罪的处罚，功是功，过是过。但是，我们还是要深刻地反思，是什么让一个当年的“改革明星”堕落为一个路人皆侧目的腐败分子呢？

在仇和身上，展现的恰恰是所谓“成败皆萧何”，他的所谓铁腕整治吏治与超常规的改革，成就了以前的政绩显赫的仇和，也造就了一个双面的仇和。解开这个问题的密码，不妨追溯到2008年，在那一年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仇和强调，要冲破“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

仇和宣传的这些理念，与现代法治理念是相违背的。现代公法的理念是“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公民权利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因为公职人员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必须法律所赋予才能行使，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而绝不是什么没有明令禁止就可以干。而在实践中，仇和走得更远，有些事情哪怕是违背法律，仇和也在“改革”和整顿吏治的名义下强力推进。比如，仇和要求居民公寓楼阳台周围的防盗笼必须拆除，这既无法律授权又明显侵犯公民私有财产，而他仍然不管不顾，通过行政命令强力推进，引发怨声载道。

“改革无禁区”的名义下，很多工作的确很快推进，诸如环境卫生、征地拆迁、招商引资，这让经济增长更快，官员的政绩更突出，属下官员也不敢乱作为，但同时就是破坏法治，侵犯公民权益，同时更是为自身的腐败鸣锣开道，这跟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因为，官员铁腕改革与整治吏治，造就了官员本人的“一言堂”，没有人敢反对他，而他个人的私欲在无人监督和制约的环境下就会膨胀，滑向腐败的深渊。

因此，仇和的落马昭示我们，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多次强调，改革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因此，我们必须重申遵守法治的理念，像习总书记所指出的依法治国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于“改革明星”的官员，不仅要看到他做出了什么业绩，更要看到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手段，别再让仇和式的悲剧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