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良：中国儒家文化才是社会浮躁的根源

前两天，自我写出《蔡元培当年为什么要废止读经》一文后，有读者反馈回来信息说，蔡元培当年废止读经是因为要把中国人从僵化的思想中拉回来，那时必须打破陈规陋习，才能够革命。而今天中国社会则完全不同了，到处世俗功利浮躁，因此必须读点儒家经书，重新回到儒家文化去才能够压压当下中国社会的功利浮躁。我想有这种认识的人可能还很不少。然而，果真是这样的吗？

确实，中国社会很功利，很浮躁，但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国社会为什么浮躁？浮躁的人究竟拥有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一点可能正是值得我们好好探究的。

说中国社会现在很浮躁，其实也就暗含了一个说法，就是以前的中国是不浮躁的。可是，在中国，什么时候不浮躁呢？举例说孔子时代不浮躁吗？那时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飞，各家各派纷纷上路，已经不是浮躁二字可以了结了。而孔子本人其实就是功利浮躁的祖宗。他“十五有志于学”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做官，做大官，做对别人有生杀予夺的朝廷大官。一朝权到手，便把人来杀，与他竞争生源的同僚少正卯先生，就这样不幸死在了孔子的手上。他为了做官，四处跑官要官，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一旦有点点希望，他便向主子信誓旦旦：“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做官，我一个月就能够见成效，三年就大功告成。这样的心态与这样的行为，还不浮躁吗？孔子仕途不得志之后才收门徒，而且收门徒的目的也是为了做官，他办学的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收门徒的目的，所谓读书、仁政与“六艺”都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弄个官做，从而享受世俗的荣华富贵，而没有别的追求。为了功利最大化，孔子不顾当时办学条件的简陋与师资力量的薄弱，硬是以自己的家为学校，以自己一个人既为校长，又当教师，却收了三千个学生，名为学生，实际上是忽悠来的家奴，学生交足昂贵的学费之后，却没有什么可学的，只是整天为孔子家打理家务，劈柴喂马，收藏粮食，四处奔波，自己还吃不饱，穿不暖。乃至孔庙里“四配之首”的颜回，因为长年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又要跟着孔子四处奔波，劳累过度，短命而死。对这样的现象，孔子从来不反思自己，反而赞叹颜回的过份节俭，仅仅为了多节省一些钱粮。（“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样办学效率自然就极其地低下，三千门徒中，只有七十二个勉强合格，这些所谓七十二贤人中，两个最有名的，一个颜回，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得病短命而死，另一个子路，听信了孔子的教导：“君子死，冠不免”，打仗的时候，帽子掉了，不顾身家性命，而是冒死捡帽子，结果被人刺成了肉酱。孔子以浮躁之心求官，以功利之心办学，失败是可想而知的，孔子本人被圣化之后，其个人的思想言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社会浮躁与教育功利的祖宗。

中国人二千多年来，捧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为至圣至理，不可有丝毫冒犯与丝毫怀疑，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极大悲哀。孔子创立的学说其核心，其实就是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为了维护这个等级特权，不惜大力推广愚民治国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对晋国铸刑鼎，怕老百姓知道了国家的法律，而要求权贵也去遵守，从而不能够落实他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特权制度。他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及儒家思想，硬把人分成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形成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延续不断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人不得独立思考，不得自由发展，世代终身为奴，并且以为奴为乐。

我们至今还常常听到中国人的感叹：“活在中国，即使做个乞丐，也要跑在前面才行”。这难道不是中国儒家等级思想与等级制度造成的恶果？无论什么行业，什么职业，哪怕是一个做乞丐的，一朝落后，终身受欺。更不要说中国人的官场了。那个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更不用说了，有时官位的竞争，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分水岭，是生与死的分界线，能不拼命吗？从前的宫廷内斗你死我活，不择手段，十分残酷，今天中国人的官场商场又安能够安稳平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把人按照高低贵贱的等级排列，你敢不挖空心思地去钻营？你敢不尔虞我诈作你死我活的去作垂死争斗？你敢像老子说的那样：“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吗？在儒家创立的文化环境里，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还有你敢像墨子所说的那样：“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只臣也。”吗？在这个儒家世界里早就没有了你的生存立足之地。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老庄的道家，这样提倡道法自然的学说会成变得渐渐式微，而倡导自由、平等、兼爱，互惠互利的墨家更是会销声匿迹，至今几乎无人提及。在这样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儒术独尊几乎就是必然的。可以说当年的儒生董仲舒与汉武帝合作搞“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式的思想垄断那也是必然的。这是儒家“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本质性质决定的，是其价值导向与内在逻辑决定的。

自从中国人生活在孔子至圣的巨大阴影里，挣扎在儒文化等级特权文化里的中国人就没有了第二种选择的可能了。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是按照儒家价值观与等级思想而来的。假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儒家的大同世界没有相同之处，儒家的等级特权与阶级划分不相类似，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不能够相通，儒家的“至圣”与伟大的“导师”不能够通约，中国人会接受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吗？中国人即使面对鸦片战争时的“三千年不遇之变局”，面对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与法治制度，以及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所能够想到的也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再变也只是技术细节上的改变，而不可能改变儒家维护的皇权文化价值观念与等级特权思想与制度。

都说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公权侵入到私人领域的恶果，却没有想过，这恰恰是儒家文化的必然产物。儒家的孝文化早就为每家每户制定了与计划生育政策看似完全相反，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生育政策。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是用公权对你说“不准你生”的话，那么儒家孝文化则是用公权对你说“不准你不生”，特别是“不准你不生男孩”，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的三种不孝，在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中，在“无后为大”下面有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你生了个闺女就算是有后了，在中国儒家孝文化里，无论生多少个闺女都算是断子绝孙的，因为女人不算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就是说，即使勉强算人，也只能够算到“小人”一类。三不孝中的“不娶无子，绝先祖祀”这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罪过，以及最大的失败，不论你现在多么荣华富贵，多么耀武扬威，但是，后继无人，断祖宗的香火，能够逞能到几时啊？按照此说，那些热衷倡导儒文化的人得好好掂量一下自己是否够得上资格，如果你不做官，不发财，又不是男人，甚至也不生出一个男孩来为自己续香火，断了祖祀，就跟在后面追随儒家学说，到时你迟早会很痛苦的。

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才是中国社会变得浮躁的根源。在中国无一朝代不浮躁，那些读书入科举仕途、追逐功名的儒生学子不浮躁吗？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里，那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兴亡交替过程不浮躁吗？那些你死我活的宫廷内斗过程不浮躁吗？在中国，不浮躁的人，只有那些仕途失落，真正看破儒家文化本质的田园诗人才不浮躁。像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可以算一个。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仕途不得志者都不再浮躁。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终南捷径”的典故似乎很能够说明问题。这个故事出自《新唐书・卢藏用传》。说的是唐朝进士卢藏用没有官职，他来到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以扩大影响，听说皇帝经常路过终南山,终日打听皇帝的行走路线，不时调整具体的隐居地点，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次“碰巧”遇到了路过此地的皇帝，后来朝廷终于让他出来做了大官。后来同僚司马承祯先生想退隐天台山,卢藏用先生极力建议他隐居终南山，那可是他独特的成功经验。司马承祯说：“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儒文化之下的社会浮躁并不限于庙堂之高，也不限于江湖之远，甚至不远不近的“终南山”，也是浮躁的捷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今天儒学再次被大规模、高规格地倡导，官场人士趋之若鹜，纷纷出版儒学心得体会著作，其实不也是欲走终南捷径吗？那些想以儒文化平抑社会浮躁之心的善良人，实在是太天真了，也太缺乏历史文化常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