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话已经说尽，痛仍然存在

又到冬天，又是矿难高发期。11月25日、26日两天，黑龙江舌耕内鸡西、云南省富源和山西省临汾先后发生矿难，造成至少77人死亡。其实，今年11月以来，引起媒体注意的重大矿难(超过10人死亡)已有7起，遇难人数接近200人。

实际的矿难死亡人数应该不止这些。据有关部门统计，2002年以来，我国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在6000人左右，平均每月500人。而11月份属于矿难高发月，伤亡人数肯定要超过平均水平。平均每天有十几个人死在矿下，但是我们显然不是每天每月都在关心这个话题。有更多的矿难，更多的死亡，没有被媒体报道。其中原因，多半是媒体已经不那么关心，媒体已经有点不耐烦。简而言之，矿难已经不那么具有新闻价值了。

2003年，矿难还可以引起媒体和公众很认真的讨论。在2004、2005年，由于几次特别重大的矿难，媒体给出来相对深入的报道和相对全面的反思。去年8月广东兴宁矿难、11月七台河矿难之后，有杂志将矿工列为2005年年度人物――有关矿工的舆论似乎就此达到高潮，能够说的话全都说尽了。

其实矿难的问题确实并不复杂，成因也不难厘清：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官煤勾结情况很严重；矿主当然不是菩萨，为了巨额利润当然要拿矿工的生命去冒险；矿工当然都明白下矿井的风险，既是生活所迫，也可以说成是自愿的选择。再有就是，煤矿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大量的私人小煤矿事故多发，难以监管；以及煤矿行业整体的生产设施落后，安全基础薄弱。

将上述因素分析清楚之后，人们又进一步找更为根本的背景：社会底层的劳动力定价普遍过低，以及工作机会过少。生活所迫，人们不得不接受生命得不到尊重的采矿业，这无疑是令人悲哀的选择。也恰恰是因为劳动力供过于求，采矿业根本不需要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利润，在东北一些煤矿，伪满时期的设备还在运转。而且，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属于高能耗型，对能源的需求推高了煤价，在客观上鼓励矿主冒险。另外，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员对政绩的片面追求，权力与资本的非法勾结，往往成为中央监管采矿业的重重迷障，以及法律和舆论照亮黑暗的层层遮掩。

将这些更大的背景都梳理清楚之后，人们几乎只能发出一声叹息。似乎从中国的发展阶段看，几乎可以说，矿难，就是中国当前的一个现实，是发展必须经历的痛楚，是某种意义上的必然。但人们在翻出西方的例子来证明这种必然的同时，似乎忽略了，西方已经经历过的解决之道，足可以为我国借鉴，无论是以立法手段加强监管，还是以经济手段加以约束，矿难都是可以避免的。

媒体，公众舆论，将矿难作为一个议题来处理，通过追溯原因，分析局面，将矿难嵌入了它生发的背景，也将注意力从矿难转移到了它所生发的背景。于是现实之痛就变成了现实。现实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接受。这是多么狡诈的路径，媒体和它所揣测的读者们，一举排遣了矿难所造成的心理不适。有关矿难，能够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能够采取的措施似乎也都已经采取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然而矿难还是矿难。它还在发生。从历史的社会的大视野里抽离出来，抛开所有关于成因的分析和辩论，直截了当去想每年6000人的死亡，去想这6000人曾经的人生、可能的生活，去想700万煤矿工人面临的风险、正在经历的生活――矿难其实很简单，它让人感到原始的人道痛感，它让人感到自己身在其中的这个社会，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错。痛感的存在就是为了引起注意，就是为了警告疾病的存在。麻痹疼痛不等于消除疾病，保持疼痛才能持续关注疾病，持续关注之后才有希望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