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

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怎样？

近些年我在各地调研，时常听到人们发议论：某某领导懂经济，某某领导不懂经济。那么怎样才算懂经济呢？老百姓看的当然是实惠，如果我们的领导同志，你为官一任，却不能造福一方，大家肯定认为你不懂经济。但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懂不懂经济，就是要看你是否了解基本的经济理论，能不能运用这些理论驾驭经济工作，按经济规律办事。

驾驭经济要懂理论

阿基米德曾经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转动地球。如果我们把经济活动比作地球，经济政策比作杠杆，那么经济理论就是那个撬动“地球”的支点。对于我们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来讲，天天与政策打交道，或是制定政策，或是执行政策，但如果没有掌握必要经济理论，难免会打乱仗，事倍功半不说，很多时候还会弄巧成拙。

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同志都知道，经济学中有一个资本收益递减规律。其实，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它的效应也是递减的。经济生活不像物理实验，它的变数太多，几乎无法控制。1998年以前，治理通胀是主要任务。谁料想我们这边“着陆”未稳，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接着是一场大洪水。原来的经济过热，一下子变成了需求不足。问题变了，政策当然得跟着掉头；否则，无异于南辕北辙。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它的生命周期。比如股市，政府放出一条利好的消息；当时也许会立竿见影，大盘猛涨，可待以时日，便又会风平浪静，说不定还会止涨反跌。政策还是原来的政策，可这一前一后，效果却截然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联产承包”刚出台，一时间，可谓是呼风唤雨，威力无穷。只要上缴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这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所以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连上台阶。可到了1984年，这项政策就走到了它的拐点。现如今，我们要搞规模经营，如果不配上“土地流转”政策，原来的家庭承包，反而就成了负面因素。国家制定政策，算的都是大账，考虑的是整体利益。但政策到了基层，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本小账。两笔账能算到一起固然很好，但很多时候，根本就算不拢，这就难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济学上管这叫博弈，说白了就是下棋。面对这种情况，国家要想实现自己的意图，就得出新招、出奇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能让对手摸到路数。像程咬金那样老是那三板斧，来回使，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如何让经济政策随机应变，趋利除弊，扬长避短，学习一些必要的经济理论，肯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经济政策既然要适时调整，常变常新。那么，我们怎么评价政策？从根本上说，还得靠实践。一项政策好不好，有没有效，必须让实践说话。但单纯由实践来判断，难免会成“马后炮”。好比一个人置身在沙漠中，沿哪个方向可以找到绿洲，哪个方向是死路一条，他必须事先就做出定夺。绝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走下去，走对了是万幸；可一旦搞错了，等到将死的那一刻，实践出了结果，而他自己，也要埋尸黄沙了。果真如此，岂不是代价太大了吗？评价政策也是这样，如果一项政策刚刚出台，效果还没出来，或者在不同的决策之间，需要我们做出选择，怎样才能多一点理性，少一些盲目呢？这就需要经济理论、经济分析。

经济工作需要理论指导，可是有人会说，经济学如此复杂，各种学派多如牛毛，对同一个问题，三个经济学家，可能拿出四种答案，你让我听谁的？的确，今天的经济学，千头万绪，着实令人生畏。一不小心，你就可能迷失在这片丛林里，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别说用它来分析问题，就是弄清原委，都可能茫然失措，大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感觉。但这绝不是说，经济学是屠龙术，如果我们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它最本原的东西梳理出来，你就会发现，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其实并不多。我这里讲的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则：1、道理简单，容易理解和掌握；2、经得住实践验证，能得到普遍的接受。现在的经济学教课书，越编越厚，经济理论，也似乎变得越来越深奥。但依我看，不论经济学多么庞大，假如用以上两个原则去过滤一番，能剩下的东西，充其量不过一掌之数。不信你可以随意打开一本西方权威的教科书，其中很多理论，不仅不能用实证的办法检验，而且理论与理论之间也相互矛盾。就连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也承认，“经济学的某些重要命题，还不能用事实证实。”而1995年卢卡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诺奖主席魏林又说：“卢卡斯已经使得直到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部分经济理论站不住脚。”既是如此，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当然不能说它一定正确，站不住脚的理论，更不能说它管用。

基本理论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

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怎样？经济生活千变万化，而经济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把握了它，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就都具有了看家的本领。

为什么说这“三个假定、三个原理”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呢？因为二百多年来，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比如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即是如此。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举个例子，前几年我们银行接连降息，目的是为了减少居民存款，扩大内需，但如果老百姓不自私，任你银行利率如何降，人们都无动于衷；国债利率如何高，大家也不稀罕，那么政府刺激消费与投资，不就落空了吗？事实上，我们这几年降息对扩大内需，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正好说明，人是理性利己的。再说，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无私奉献？因为人们客观上都是自私的，能做到无私不容易，所以对能做到无私的先进人物，理所当然要予以鼓励。但鼓励是一回事，客观存在又是另一回事，假如我们把要鼓励的东西，当作已经存在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最典型的就是把政府官员都当作无私奉献的圣人，所以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结果如何呢？一是政府效率低，二是腐败屡禁不止。各国经验表明，高薪未必一定养廉，但低薪肯定导致腐败。

关于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我想争议不大。市场经济所以强调要合理配置资源，就是因为资源稀缺，资源如若不稀缺，能敞开供应，需要多少有多少，那么还要我们研究资源配置做什么？现在有一种观点，说随着科技进步，资源将不再稀缺。比如煤烧完了可以烧油，油烧完了，还会有新的能源出现。而我要问的是，既然有煤烧，当初何必去勘探石油，现在有了石油，人们还何苦劳神费力地去开发新能源呢？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每一种资源都是有限的。科技再发达，恐怕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至少资源无限的说法，至今尚未得到实践的检验与支持。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主要是基于效率的原因。假如我所有的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你可以随便拿，那我也不是傻瓜，也不会努力工作，更不会积累财富，需要时到别人家里去拿好了。可是大家都这么想，谁会积攒财富呢？若如此，社会怎么进步？经济怎么发展？所以保护个人产权，实在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

有了上面的三个假定，再作进一步的推理，就有了三个原理：第一个原理，利益最大化原理。既然人是自私的，必然就会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语，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资本主义生产为什么会过剩？马克思的解释是，资本家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倾向，故而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缩小，所以产品就会卖不出去。我们现在为什么也出现了生产过剩？因为市场经济下我们的企业也是经济人，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规模也要不断扩大，人们的收入跟不上这种增长，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买方市场。第二个原理即供求原理，这是由经济人假定和资源稀缺假定导出的，既然资源有限，人们又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就出现了供求问题。当某种资源一定时，需求越大，价格就越高，反之，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下降。经济学中的需求曲线，自左上方沿右下方倾斜，就是这个道理。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价值规律。第三个原理，等价交换原理。自从产生了社会分工，人们就难以自给自足了。我生产粮食，你生产布匹。可我需要穿衣服，你也需要吃粮食。粮食和布匹的产权又是受法律保护的，就是说，我不能去你们家随便拿布匹，你也不能上我们家随便取粮食，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交换。并且这种交换还必须等价，交换双方都要感到合算。否则，倘若有一方觉得吃亏，交易都会达不成。所以，是社会分工与个人产权的保护，导致了等价交换。

运用上述假定和原理分析经济问题，还需要三个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静态与动态）、均衡分析法（静态与动态）以及帕累托标准。前两个方法，大家都很熟悉，而帕累托标准，需要略作解释。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人们简称为帕累托标准。意思是说：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否则，就是帕累托改进，而不是帕累托标准。举个例子，现在有20人要过河，但一只小船只能载19人，假如我们已经让19人上了船，船已满载，此时，我们就称之为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如果再多让一人上船，就会因超载而给另外19人带来危险，损害别人的福利。反之，如果本可以载19人的船，我们只让上18人，也不符合帕累托标准，因为此时还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福利，而不会损害到他人。

上面这三个方法，是作经济分析最常规的方法。现代经济学的体系，其实就是根据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构造起来的。比如，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根据利益最大化原理，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形成了厂商（生产规模）理论；从资源有限的假定出发，根据供求原理，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就形成了市场价格理论；从保护个人产权出发，根据等价交换原理，运用帕累托标准，就形成了按要素分配理论。这些假定、原理、方法，不仅适应微观经济分析，而且适应宏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不过是微观经济的放大，它也得服从基本的经济规律。现在经济学界，尽管流派纷呈，学说五花八门，其实只是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些假定、原理、方法时，加进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或者是作逻辑推理时，各人的功力不一样，而基本的理论，却万变不离其宗。萨伊提出“萨伊定律”，是因为他认为货币只起交换媒介的作用，所以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凯恩斯推翻萨伊定律，是因为他发现货币还会被人们储藏起来，导致供求失衡、生产过剩，所以他提出国家应干预经济；弗里德曼又革了凯恩斯的“命”，是因为他发现了人们的消费，不仅仅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而更主要是由持久收入决定的，所以他认为从长期看，市场能够只求平衡，无需政府干预。这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虽然不同，但运用的基本理论，却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立论的条件与背景。

如何用理论驾驭经济工作

学习经济理论，就是为了驾驭经济工作。那么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际经济工作呢？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虽然只有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但它就像中国的八卦，一旦把他们组合起来，却博大精深、变化无穷。孙子兵法，说起来只有三十六计，但要运用得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兵家审时度势、用计准确，方可得胜。作经济分析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先弄清经济问题产生的背景与条件，选择恰当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合乎逻辑的推理与判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让我们先来看看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效益不好。国有企业效益为什么不好？因为它只追求产值最大化，不讲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为什么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经营者是国家干部，企业盈利要全额上缴，而产值可以出政绩、政绩出干部。所以国企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要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经济人）地位，承认经营者和员工是经济人。承包制也好，股份制也罢，其实都是为了把企业变成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实体，迫使它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央提出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的也在于此。可是现在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改造成股份制了，为什么效益还不见明显好转？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还没有明显提高？因为经营者还是国家干部，职工还是国家职工，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人”。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就得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取消经营者的干部身份，取消职工的国家身份。经营者和职工一旦成为经济人，必然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怎样把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转变为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这恐怕是我们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基本路子，对不对，还需要实践检验，但理论分析，就是如此。

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价格机制问题。过去我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实行的又是计划经济，不太重视供求原理，价格不反映供求关系。所以尽管经济短缺，可价格由政府确定，以不变应万变，结果市场信号失真，资源配置效率自然很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人多地少，如果不珍惜土地资源，迟早有饿肚子的一天，人们有了切肤之感，于是开始重视供求原理，提高土地使用价格。由此及彼，商品市场的价格也逐渐放开，让价格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可是价格引导资源配置，要求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所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开放生产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完善市场体系。记得当时人们对开放劳动力市场颇有疑虑，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主人，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交换。尽管很多人感情上接受不了，可经济规律如此，我们只能去慢慢适应它。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现在，10年过去了，人们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用工制度的双向选择，早已司空见惯。可是至今大家对“利率”放开问题，还多有争议。其实，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它也要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资金供不应求，利率上升，供过于求，利率下降，这样，才能有效地配置资金。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资源的配置效率，不然商品市场的价格放开了，资金市场的价格不放开，就好比骑自行车，前闸松开了，后闸还捏着，能跑得快吗？所以放开利率，是大势所趋，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除非我们不搞市场经济。

最近几年，收入分配问题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时，我们实行的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因为那时候公有制一统天下，个人不拥有生产资料，也没有资本、人力资本这些概念，所以个人收入只能按劳分配。公有制下实行按劳分配，这是合乎逻辑的，马克思当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按劳分配原则，正是基于未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消灭了私有制这样一个前提。可是，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如果我们承认并允许多种经济成

分存在，那么就得保护土地、技术、管理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个人产权，对这些生产要素的使用，不能搞无偿调拨，而要实行等价交换，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下，既然生产要素与劳动一起创造了社会财富，那么，在分配收入时，就要体现生产要素的贡献。否则，如果我们只承认按劳分配，不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样虽然是增加了劳动者的福利，但却损害了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福利，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而且也不符合帕累托标准。所以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原则。”

以上我们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的企业、价格、分配等体制性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样用这些理论原理，来指导制定或评价经济政策。比如以前几年“粮改”为例，国家为什么要出台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原因是中国的粮食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没有保护价，粮价走低，农民就会减收。可是从国家的角度看，按保护价收进来的粮食，如果不能以高于收购价的价格卖出去，财政就会不堪重负，所以国务院提出要“顺价销售”。如何才能顺价销售呢？按照供求原理，要让粮价上升，必须由政府营造一种粮食“供不应求”的小气候，否则，粮食就无法顺出去。而要营造“供不应求”的小气候，国家就得控制粮源。不然，让私人粮贩插手收购，然后千家万户一起卖粮食，供不应求的小气候无论如何形不成，所以政府要严令禁止私人粮商进入收购市场。可见，粮改的思路，从经济学的方面看，是对的，现实的难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控制粮源。粮源控制得住，肯定是一项好政策；控制不住，就会事与愿违了。关于重复建设问题，中央近些年是三令五申，可为什么地方政府还是对重复建设乐此不疲？原因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人，要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事情明摆着，上项目对地方有好处，比如增值税作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至少有25％留给了地方。所以赚钱的项目，大家是一哄而起。如果我们把利益机制变一变，把从生产地征收增值税，改为从消费地征收消费税，然后将消费税由中央与地方分成，地方肯定就没有搞重复建设的积极性了。相反，原来封锁市场的土围子也会自动拆除。所以解决重复建设问题，关键不是要反对地方利益与地方保护主义，而是要运用经济规律，摆平地方利益。如果地方政府都不追求地方利益、保护地方利益？全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哪里来？这样的地方政府，老百姓会拥护吗？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经济学家的共同智慧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的共同智慧，是人类社会有用的文明成果。我们强调要掌握这些基本的理论原理，并不是说人们无需学习高深的经济理论。在我看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更简捷、更实用一些。不过我们在应用这些原理时，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这一点尤为重要，务必提请大家注意。

经济生活复杂纷繁，千变万化，我在这里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活动时，限于时间，只是在体制与政策层面作了一些案例分析。其实，这些基本的理论原理，可有沿用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将基本的理论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基本的经济理论毕竟还是理论，如何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实际的了解与把握，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我们的理论思维与逻辑推断能力。因此，领导干部要驾驭经济工作，不仅要学习理论，还要重视调查研究。只有对实际情况有了准确的了解，理论才能发挥作用，否则，理论学得再好，也于事无补。

讲演者小传

王东京，湖南常德人。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主讲教员。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著有《国际投资论》、《中国经济难题》、《中国政策选择》等10多部专著，近年来又专门撰写出版了《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与官员谈现代金融》、《与官员谈财政税收》、《与官员谈中国改革》等，引起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