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文化简沦

   近年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开展，国内外对长江文化及文明研究已成为时尚，其学术成果亦大量问世。究其原因，诚如江苏人民出版社《长江文明丛书》出版说明所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其文化与文明贯穿着整个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进程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长江文明的古老性及其旷世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随着云南元谋猿人化石的发现，以及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太湖地区马家滨和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一认识才真正被确立起来。今天，一个对长江进行全面认识，科学评价和综合开发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个地域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对经济与文化的全方位研究。长江流域的现代化，自然离不开对长江流域文明的发生、发展、特色以及规律的总体研究。”作为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其文化与文明的研究，近年来亦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与长江中、下游文化及文明的研究相比，仍处于相对滞后阶段。因之，有关学者正大力推进此工作，以期能够获得较平衡的发展。笔者今对金沙江文化客体简短论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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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江文化为一地域性文化，其命名来源于金沙江流域。金沙江系长江上游，古名绳水或泸水，因沿江盛产黄金(黄沙)或沙色似金而得名。此江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的西南侧。从源头至当曲河口称沱沱河，长358千米；当曲河口至青海玉树巴塘河口称通天河，长813千米；巴塘河口至四川宜宾岷江河口称金沙江，长2308千米。金沙江在宜宾与岷江汇合东流，始称长江。金沙江自玉树巴塘河口南流，在石渠境内有一小段成为青海与四川的界河，然后主要成为西藏与四川的界河，直到四川巴塘的仁波河口。仁波河口以下进入横断山区，峡谷连绵，为典型高山峡谷地貌。江流至云南石鼓突然折向东北，进入哈巴雪山与玉龙雪山之间的虎跳峡，峡长16千米，落差达200米，为世界罕见的深切峡谷区。从石渠西界至云南金江街1174千米范围内，以峡谷为主，岭谷高差在1000-3000米之间。江流至金江街以下折向东北，穿行于川滇两省之间。金沙江流域面积50万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雅砻江、龙川江、普渡河、牛栏江、横江等，尤以雅砻江水系最大，有小金沙江之称。右岸云南境内支流较短少，水系极不对称。金沙江虽流量较大，但高山峡谷，水流急湍，弯急滩多，其中上游不利行船。正由于此，水力资源丰富，蕴藏量高达10918万千瓦，可开发的装机容量达8700万余千瓦，是我国水力资源最丰富的河流。沿江两岸矿产资源极其丰富，是西南地区贵金属、稀有金属、有色金属、黑色金属主要产区之一。作为钢铁、煤、水电基地的攀枝花市即建立在川滇结合部的金沙江边。除此之外，这一区域的林业、农业、畜牧业、旅游、野生动植物资源等，亦具有重大的开发价值。①
                      
    以现今行政区域而论，金沙江流域包括青海、西藏、四川和云南四省区的部分州、地、市。具体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东部部分地区；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东部的江达、贡觉、芒康三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以及宜宾市的大部分地区；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地区以及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昆明市和昭通市的大部分地区。广义而言，金沙江流域均可视为金沙江区域。狭义而言，金沙江区域有时仅指金沙江的干流所流经的县市区，即从青海玉树县以下直至四川宜宾市的翠屏区，大约有38个县级单位的地方。但无论如何，金沙江流域从地理的角度而言是多元的，这里的文化均可视为金沙江文化。
                      
    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中，有自北向南流的六条大江，按由东向西的排列，它们是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其中，大渡河是岷江的支流；岷江与金沙汇合后称长江，故一般将岷江视做长江的支流，甚至在明末以前还一直将岷江当作长江的主要源头；雅砻江汇入金沙江，是金沙江的主要支流；澜沧江和怒江另有一些支流，并均最终流人太平洋与印渡洋。这六条江的上游，从地理而言，包括川西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滇西高原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这
                      ①  《四川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6-497页。
 一区域在民族学中称为“藏彝走廊”，或称“民族走廊”，自古以来即是藏缅语族诸民族由北南下，以及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和孟高棉语族诸民族由南北上的交通走廊和他们融合交汇之所。迄今这一带仍居住这些民族，不过以藏语支的民族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所以以其为代表称做“藏彝走廊”。金沙江便是上述六江中最主要的一条江河，其流域之内的居民以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为主，数千年来即是如此。
                      
      金沙江流域居民的民族成分，除汉族外，以现今行政区划而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主要是藏族，以及一部分彝族和少数纳西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和宁蒗彝族自治县，主要是彝族；四川攀枝花市和宜宾市、云南昆明市和昭通市亦主要是彝族；云南丽江地区主要是纳西族、彝族；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主要是白族、彝族、纳西族。当然，上述民族自治地方和地市也有不少汉族居民。总之，金沙江流域居民的民族成分，现今除了汉族以外，主要是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等少数民族，而在古代当汉民尚未大量进人时，则主要是以这些少数民族的先民为主。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数据，对金沙江流域主要少数民族大略统计：藏族人口约100万人，彝族人口约250万人，纳西族人口约27万人。
                      
     金沙江流域的初始居民为古代的氐羌族系，其后裔即今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古代氐、羌往往并称、互用，最初原为一族群，后逐渐分化。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羌人的活动即见于记载。后来羌人从西北向四周迁徙，其西迁和南下的部分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演变为今日藏缅语族中的各民族。今日金沙江流域的藏族属藏缅语族藏语支的民族，而彝族与纳西族则属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民族。同一语族说明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相近，而同一语支说明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尤为密切①。
                      
     藏族形成于7世纪的唐一吐蕃时代。早在秦汉时期，今四川藏区及其相邻地带即居住着许多羌人部落。如今阿坝州一带有冉、■部落，今甘孜州南部有白狼部落，今平武及甘肃武都一带有白马部落，今雅安地区有徙、笮、青衣等部落，大多处于文明初始阶段。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设置郡县，密切了与当地部落的关系。当6～7世纪的隋唐时，今川滇藏区与西藏东部仍聚居着众多诸羌部落，其中较大的有东女、哥邻、白狗、南水、弱水、悉董、清远、咄坝等，号称“西山八国”，基本已进入文明阶段。其时，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部落崛起，经过几代经营，在其赞普(王)松赞干布的统率下，终于统一了西藏诸部，建立起“吐蕃王国”。接着吐蕃势力东渐，扩展到今藏东昌都及四川西北一带。吐蕃本是由西藏土著与西迁羌人融合而形成的，当其统治了今藏东及川滇藏区以后，遂与当地诸羌部落逐渐融合，并发展成为今日金沙江流域的藏族。
                      
    彝族的形成在金沙江流域，其族源亦与古代羌人有关。约在汉初，今四川南部安宁河流域居住的越■羌与今云南西部居住的昆明夷，都是彝族的先民部落。大约在秦汉时代，在今川、滇、黔结合部的金沙江两岸，居住着武、乍、布、默、糯、恒等六个彝族先民部落，彝族史籍称之为“六祖”。六祖
                      ① 
李绍明：《四川各民族历史与现状的民族学研究》，《巴蜀文化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30页。
时彝族已进入文明。魏晋时，彝族先民被称为“叟”，成为南中“爨”氏政权的支持者。隋唐时彝族称为“乌蛮”，其一支的首领蒙细奴逻曾在南中建立“南诏王国”。元代以来一直称彝族为“罗罗”，当时川滇一带的“罗罗斯宣慰司”即以此命名。秦汉，金沙江流域有不少濮人部落，今安宁河一带也有一个称为“邛”的濮人部落，已经定居和农耕。彝族先民当时以游牧为主，他们逐渐融合了一些濮人部落，并以农牧为业，逐渐发展演变为后来的彝族。
                      
     在金沙江流域的藏缅语族的民族还有纳西、白族等，都是从古羌人中分化出来的。纳西族的先民在晋代称为“摩沙”，唐代称做“磨些”，一直居住在川滇边境的金沙江两岸，唐时在云南曾建立磨些诏(一称越析诏)地方政权。白族在秦汉时称“■人”，今岷江与金沙江汇合处宜宾一带曾是他们的大本营。后逐渐南徙，经过今昭通、滇中，后逐渐定居于洱海一带。白族先民在唐代称“白蛮”，五代至宋时白蛮段氏在南中曾建立“大理国”政权。此后称白族为“白子”或“民家”。
                      
     金沙江流域古往今来，除藏缅语族的诸民族外，还有濮越系的民族(即今壮侗语族诸民族)与三苗系的民族(即今苗瑶语族诸民族)杂居其间。比如，前已言及安宁河流域的“邛人”属濮越系，滇池四周秦汉时的“滇人”的主体亦属濮越系。不过，这一系属的民族现今在金沙江流域已不占优势。现今川滇边境金沙江沿岸居住着一些傣、壮、布依等族的居民。但他们多是明初或清代从滇中或黔南等处迁去的。属苗瑶语系的苗族在金沙江两岸亦有分布，他们也主要是明清才从滇黔等地迁往的。当然，金沙江流域的另一支主要民族是汉族。汉族迁入金沙江流域为时甚早，秦汉时即有一部分迁入，此后各代均有迁入者，不过明清两代的屯垦与移民才奠定了现今该流域汉族构成的基础。
                      
     沙江流域从古至今都是多民族地区，因此就民族文化而言，亦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地区，并无统一的所谓一元的金沙江民族文化。当然也不可否认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金沙江流域古今的各民族都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均可视为金沙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金沙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异彩纷呈，反映出当地的古代文明已有高度发展，而并非所有的人所想象那样所谓的荒漠之区。
                      
     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较多，其中以金沙江流域元谋人遗址最具代表性。据测，元谋人的时代距今170±10万年，属于早期直立人。①近年又在昭通城北过山洞发现一枚人类左下第二臼齿化石，据研究属早期智人阶段。②在云南金沙江流域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有丽江木家桥发现的丽江人和昆明呈贡龙潭山发现的昆明人。③在四川的金沙江流域，有筠连人化石的发现，属晚期智人阶段。④此外，在四川攀枝花仁和区回龙湾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四川甘孜州雅砻江
                    ①  张兴永、周国兴：《元谋人及其文化》，《考古》1978年第2期。
                    ②  郑良：《云南昭通发现的人类化石》，《人类学报》第4卷，第2期，1985年。
                    ③  李昆声：《云南文物考古五十年》，《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论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④  游天星：《四川筠连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云贵川古人类旧石器时代考古交流会论文集》。
                  上游的炉霍、道孚一带，从20世纪初期直到80年代均采集到一批旧石器。①，说明这一带早有古人类的活动。
                      金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异常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在云南有如下数处。②
                      
     云南大理州宾川白羊村遗址，发现陶器、石器、骨器、牙器、蚌器516件，房屋遗址11座，墓葬24座。房屋周围有夭折儿童的瓮棺葬10座，其习俗与元谋大墩子遗址和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村遗址相似。
                      
     云南楚雄州元谋龙街、张二村、下马应登、马大海、下棋柳，永仁菜园子，禄丰十八犁田、火车站，姚安方家屯、蔡家坟等处均发现新石器，文化面貌一致，应属同一类型，而以元谋大墩子遗址和永仁菜园子最典型，被称为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文化类型与隔江相望的四川凉山州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陶质皆为夹砂陶，陶器也以平底深腹为特点，均手制，大者泥条盘筑，小者捏成器，纹饰大部分相同。石器磨制为主，圆角梯形，长条形石斧、石锛，柳叶形石镞等器物两地似出自一人之手。有人将这种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称为“大墩子一礼州类型”③。此外，云南省考古工作者在楚雄州还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棺葬(石棺墓)百余座，它们与青铜时代西南的石棺葬有何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①  晏德宗：《攀枝花市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四川文物》1989年1期；李淼等：  《炉霍的打制石器》， 
                  《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1985年，第103～107页。
                      ②  李昆声：《云南文物考古五十年》，《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论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③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云南滇池区域的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滇池、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附近，以昆明市晋宁石寨山类型为代表。遗址中往往有螺蛳壳堆积，故称“贝丘遗址”。出土泥质红陶、夹砂灰陶，以泥质红陶盘、碗为典型器物，器底往往有同心圆圈纹和稻谷印痕，石器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为特征。遗址主人种稻谷。
                      
    云南东北部金沙江下游新石器文化，以昭通市闸心场类型为代表。此外，在昭通官寨，鲁甸马厂、野石，大关廖家营，绥江金银山，永善大毛村等处均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闸心场与马厂遗址，出土陶器以泥质红陶、黑陶和夹砂陶为主，器型以颈部饰弦纹的单耳、细颈、小平底罐为特点，石器以有段石锛和梯形斧为主。
                      
     以上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昆明滇池周围以及其他几个遗址，均有稻谷或碳化稻谷的发现，说明新石器时代金沙江流域已是亚洲栽培稻谷的起源地，居民业已从事农业耕作。
                      
      四川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具有代表性的是金沙江支流安宁河谷西昌礼州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有刀、砍砸器、斧、锛、凿、锥、刮削器、纺轮、网坠、石壁、石臼，以双孔半月形弧刃直背石刀最具特色。陶器以灰红相间的夹砂陶为主，均手制，火候低。器形以平底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有杯、碟、盘、碗、罐、瓶、壶等，以桶形器、双联罐、管状带流壶为特色。礼州遗址中出土一种双联罐，与甘肃临夏齐家文化的一种双联罐极为近似，可能与民族迁徙或文化传播有关。①
                      ①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沦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主要有两个中心，即巴蜀文化与滇文化。此外，在两文化圈之间还有一些较小的文化类型，亦占有一定地位。
                      
     巴蜀文化在这里主要指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巴蜀地区的物质文化。一般将其限制在商周时期，一般采用早、中、晚三期的分期说，即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前期(约当商、西周)、青铜时代后期(东周至西汉)，但亦有其他的分期。一般认为，巴蜀文化早期为蜀人所创造，晚期巴人进入蜀地，巴人和蜀人融合并共同创造了巴蜀文化。广汉三星堆出土大量青铜文物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被誉为巴蜀文化的精品。关于巴蜀文化的范围，林向同志认为，它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蜀应该是殷商的西土外服方国”①。这是完全正确的。巴蜀文化的南沿据考古学资料业已到达金沙江两岸并成为金沙江流域一种古文化。据宋治民同志归纳：今凉山州越西县出土两座用白膏泥封固的竖穴土坑墓中，出土铜柄铁剑、蒜头壶、釜、洗及蜀式印章，认为其中有较多蜀文化因素。蜀式无胡戈在安宁河流域有所发现，会理瓦石田曾出土一件三角援无胡戈的石范，在盐源柏林山、昭觉城区及竹核乡也曾发现蜀式戈。他还认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滇文化中的兵器戈，与蜀式戈有相似之处，应是受蜀文化影响所致。②在川南宜宾化工厂、高县文江乡、珙县沐滩与合作乡和云南水富发现了不少巴蜀青铜文化的遗址和文物，大约
                      ①  林向：《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Q98年版。
     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因此，有人推论这是秦灭巴蜀后蜀人南迁所造成。①云南水富张滩坝、绥江回头湾及昭通营盘乙区等处，所出土的柳叶型无格剑、短骰弓耳铜矛、圆矛折腰首首钺；绳纹圜诋陶釜、陶垒、铜鍪、印章等均与四川巴县冬笋坝巴人船棺葬与涪陵小田溪巴人墓葬出土同类物相同。因此，有人推论这是秦灭巴蜀后一部分巴人南迁的结果。②此外，在贵州西部，以赫章、威宁为中心的黔西北地区，学术界多认为属夜郎地区文化范围。在这里也发现一些属巴蜀文化的器物，如无格柳叶形青铜剑(剑上有巴蜀图语)、立耳铜釜、无胡铜戈、铜矛等。这里与昭通地区相连，因此有人推断这些器物是由巴蜀传人的。③
                      
    滇文化主要指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以今滇池周围地带为中心的滇国物质文化。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以其地置益州郡，复赐滇王王印，从此滇池四周归人汉朝的统治。滇文化的代表是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文化。此外，江川李家山、曲靖八塔台、呈贡石碑村、安宁太极山，以及近期在昆明羊甫头出土的同类文物，均大大丰富了滇文化的内涵。根据器物群和碳14年代测算，可将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分为四期，时代从春秋战国以至东汉初期。石寨山在墓群中不仅发现了金质的“滇王之印”，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鼓、贮贝器、青铜兵器、铜跪俑、葫芦笙、枕伞盖、啄、狼牙棒和各种扣饰等文物。在贮贝器等物件上铸、刻有大量青铜人物的像和图，反映出当时滇池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生活等高度文明情
                      ①  唐长寿：《川南蜀人墓葬和蜀国南疆》，《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
                      ②  丁长芬：《昭通青铜文化初论》，《云南文物》2002年第1期。
                      ③  宋世坤：《贵州考古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34页。
景。①在楚雄万家坝出土的古墓群是介于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两类青铜文化之间的青铜时代墓群，其文化受两方面影响，目前尚不能构成一种新的青铜文化。自此向西，在大理州祥云大波拉以发现战国时期木椁铜棺墓为著名。祥云虽在金沙江流域，但其青铜文化主要反映了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特征。②滇文化的中心虽在滇池一带，但滇文化的影响却扩散到了四周。据现所知，滇式青铜文化的一些器物已在四川西南、四川西部、贵州和广西西部一些地方发现。③由此可见，金沙江流域这两大文化亦是相互影响和彼此互动的。
                      除上述巴蜀文化与滇文化以外，金沙江流域还有一些较小的青铜文化类型的存在。这些文化有的将其命名为“川西徙文化’ 
                  (包括四川雅安市北部天全、宝兴、芦山、石棉等地)、“川西南邛都文化” 
                  (包括安宁河流域凉山州和攀枝花市的西昌、冕宁、越西、喜德、昭觉、米易等地)、“川西、滇西北石棺葬文化”(包括四川甘孜州的康定、雅江、新龙、石渠、巴塘、德荣，凉山州的盐源、木里，云南楚雄州的永仁、大姚、姚安和迪庆州的德钦等地)等等。④又如，在盐源近来发现一批具有当地特色的青铜器物，既不同于巴蜀文化，也不同于滇文化，同时又有受这两种文化影响的显著痕迹，凉山州的同志初步将其命名为“笮文化”⑤。由于这些文化类型的资料较少，
                      ①  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78页。
                      ②  李昆声：《云南文物考古五十年》，《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论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③  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⑤  关于盐源这批青铜文化的报告尚未正式发表。此据凉山州博物馆馆长刘弘同志等告知。
                  且缺乏深入研究，故其文化的内涵与命名尚待进一步研究。
                      
    金沙江流域铁器时代文化更为丰富多彩，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多样性与交融性，当然这都与汉族文化进入这一地区，以及各民族(主要是氐羌系与濮越系的民族)彼此间的交往有着密切关系。比如昭通后海子发现的东晋霍承嗣壁画墓中表现出的大姓霍氏所统率的“夷汉部曲”形象，便是突出的一例。①这更进一步证实了《华阳国志》所言“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这一史实。在此不赘。
                      
     以上笔者仅从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的角度对金沙江文化作丫简短的叙述，显然并非金沙江文化的全貌。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的金沙江文化，其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应从多方面加以探讨。对金沙江文化的认识，笔者以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金沙江文化的多元性，这无论从地理、生态、民族、考古的角度都可得到充分反映。其二，是金沙江文化的复合性，这在于共同处在一个大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内，此间各民族的文化必然会发生互相影响、碰撞和交融，甚至产生新的文化形态。对金沙江文化的综合全面、系统研究势在必行，而现在可以说还处于起始阶段，这必须运用各学科之长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方能奏效。四川金沙江文化研究专委会的倡导与研究若能持之以恒，定能取得丰硕成果。
                    ①  《云南省昭通后街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