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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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摄影大师，吴家林的摄影史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于1942年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大吉街，1961年在云南大学附中毕业后回到昭通，先后当过小学教员、县文化馆员，后到云南新闻图片社当过新闻报道员，担任过副社长、社长等职。他从事摄影工作已有三十多年，他的作品，高山、峡谷、山地、土豆以及农民的艰苦朴素、与世无争的生活就是他摄影创作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这个世界级的摄影大师，如果以貌取人的话，他的外表比本地人还要“土”，显得没有一点“侵犯性”，相反倒属于那种看起来更容易受“欺负”的角色。用他的话讲就是“我跟《云南山里人》中的人物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手中的相机与他们手中的农具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吴家林只不过是―个不自觉地把相机当作‘傻瓜’的摄影家，把相机当作农民手中的锄头一样来使用的艺术家，这也许就是他的照片为什么令世界著名摄影大师马克・吕布(MarcRiboud)怦然心动的原因。

吴家林的作品主要是黑白照片，这虽然缘于他从事摄影之初的家境贫困，但出乎意料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他发现通过黑、白、灰三种色调更能艺术地抽象地反映生活。即使在彩色影像可以完整地记录着五彩缤纷的世界的时候，即使在数码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即使在AdobePhotoshop能弥补和创造摄影奇迹之际，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黑白胶卷，并用黑、白、灰三种色调把古朴的、真实的、美好的、积极的、乐观的世间的人和事不加雕琢、不加导演地反映出来，并传递给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也许就是当今“世界摄影十杰”之一的――亨利・卡帝埃-布勒松（HenriCartier-Bresson）赞赏他的原因之一。

吴家林说，我是幸运的，一生中尽遇到好人，他们中有我的父母、妻子、老师、同事、领导和朋友，其中有三位特别值得一提，一位是我的母亲，一位是新华社的肖敬致老师，另一位就是我的好朋友――国际摄影大师马克・吕布。可以说，他们是我一生中学会如何做人和怎样做事的关键性人物，也是我能够在摄影创作方面有所成就的重要人物。

我从小在昭通长大，母亲原是一位教师，但在那个多事之秋的年代，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一家人生活过得挺艰难，母亲后来连书也教不下去了，于是就辞掉工作另找活路，她靠学织布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的顽强和坚韧，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她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精神支柱。后来母亲克服种种困难，还把我送到了省城――云南大学附中读书。在母亲的鼓励和我的刻苦努力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毕业时本想考一所理想的重点大学，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只好回昭通另谋出路。

到昭通后，我跟我的一个同学到人事局去报道，那位同学当时有个亲戚就在人事局当领导，当时我想，该同学一定比我的工作安排得好，不料，结果是那位同学被分到苏家院教书，而我却留在了城里，在师范附一小任教。为这事，共产党的正直无私就在我心里已留下了极深的烙印。

我除了教语文还教美术，为了让学生学到真正的东西，我把自己的茶罐、口缸等搬来给学生当静物写生，有时也带学生外出写生，深受学生欢迎。但在文革期间，正常的教学秩序都被打乱，我就被安排到县文化馆写标语，当时文化馆有一台照相机，这东西在当时可算是个比较“稀罕”、“神秘”和“奢侈”的物品了，但当时“掌管”这台相机的一位姓王的老师因为工作忙的缘故，他要我帮他“接管”相机，去拍摄图片资料，我说自己对照相一窍不通，后来王老师就把如何对焦、取景、用光等技术一一教给了我，我按王老师的方法，通过几次实践，果然拍出了在当时较为理想的图片，这下我对摄影可感兴趣了，成天摆弄着那台相机，当时虽然拍的大多是“政治题材”图片，但内容与当时的形势极其“吻合”，因此作品还在省市报刊上发表过，连县委领导也知道了文化馆还有我吴家林这么一个“人才”。后来县领导有几次还确立了拍摄主题专门叫我去拍，记得当时的县委书记还把自己的吉普车让给我坐，他自己却走路下乡。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把照片拍好呢。后来又在杨华岳等老师的帮助和指点下，我的照相技术逐步提高，特别是反映农村题材的图片放大后又拿到农村的田间地角去展览，农民朋友们很是喜爱。从此以后，我对摄影便产生了浓厚兴趣。

吴家林说，妻子是昆明人，她来昭通“支边”，到过师范附一小代课，但成家后没几年她就调回昆明邮电局工作，从此我们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为支持我照相，妻子还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给我买胶卷，冲照片。

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我才调到昆明，当时在商业局下属的一家废品收购公司工作，后来到了省文化厅新闻图片社工作，再次“玩”起了阔别已久的相机。

二

在云南新闻图片社工作之初，我主要是干记者工作，图片记者工作很辛苦，因为要深入实地，抓取最能表现主题的瞬间，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当时新华社下来的肖敬致和劳季芳两位老师对我特别关照，他们不但在业务方面给予了我很大支持，而且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为我树立了榜样。

吴家林说：“两位老师正直的品格，娴熟的业务让我佩服，可以说，除了母亲外，他们是我人生中学会怎么做人和如何做事的又一重要人物。”在当记者期间，因为对工作比较称心，因此我在工作上总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面对苦活累活从不挑三拣四，特别是到边远贫困地区，很多人都不愿去，领导几乎都是叫我去，我也从来不推辞，而每次出差，妻子都是全力支持，她总是对我说：“你就放心去吧，家中的事我顶得住。”但后来我才知道，每次当我出了门，她都要偷偷地大哭一场，哭完后，又坚强地承担起了家中的生活重担。

吴家林说，其实家中的困难我是知道的，但为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我工作，我时时以工作为重，把家里的一切重担甩给了妻子。当时我们的四个孩子都还小，家里收入又不高，经济较困难，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们全家人都去卖《春城晚报》以弥补家用。

每到周末，只要单位没有要紧事，吴家林就带着妻子背上相机，或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外出拍照，苦了一天，累了一天后，晚上还要走进暗室冲洗胶卷，看到自己的劳动在冲洗中逐渐“显现”出来的时候，自己那个开心和快乐也许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到，什么烦恼事、不快事统统抛在了九霄云外。后来妻子好像读懂了我的心，她也就没再说什么，而是更加理解我、支持我，只要有空，她就会陪我一起外出。后来我才发现妻子经常陪我外出拍照，除了做好我的后勤保障工作外还有别的原因。记得有一次我在云南边境上拍照，在独龙江有一比较特别的景致吸引了我，当时为了抓拍到那精彩的一瞬，我爬在悬崖边就拍，当时妻子吓坏了，她立即从后面扯住我的衣服，等我拍完后才发现自己当时的处境的确很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万丈深渊，而我们两夫妇的举动刚好被一家新闻媒体的记者拍了下来并登在了报刊上。

吴家林说，我在摄影创作中喜欢用黑白照片反映世间的万事万物，因为彩色照片太真实，凡是进入镜头的，它什么都反映，这恰好又是新闻照片所需要的，所以我认为艺术照片还是黑白的好。

无论是在昭通工作期间，还是在云南新闻图片社当记者的时候，我都喜欢深入基层，在人民大众中去攫取“艺术营养”。渐渐地，我发现在我们发展中国家，在我们这个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历史文化深厚，有着丰富的摄影创作题材，于是我在摄影中常常以现实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又是人类生产生活离不开的东西作为创作素材，在云南这块红土地上，高山、深谷、民居；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村民的纯朴、善良；农民躬身于大地的优美线条；牛、羊、猪、狗、猫等动物与人的和谐相处、相依相存・・・・・・这一切成了我画面的主要元素，成了我创作的主要题材。拍摄画面上的很多人虽然生活在基层，生活在贫困地区，有的甚至连温饱都尚未解决；虽然他们的贫困不是因为自己的懒、也不是笨所造成的，而是恶劣的环境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虽然他们中民族不同，信仰各异，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大都是相同的，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坚韧和顽强、对生活充满积极乐观的态度，对未来充满着无尽的希望，作为一个摄影艺术家，谁也没有理由不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他们，没有理由不用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审美观念去发现他们，反映他们。这也许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镜头聚焦于此、把自己的摄影艺术植根于人民大众的真正原因吧。

认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自己的追求就永不停歇，因此在新闻图片和艺术图片方面获得了双丰收，新闻图片曾荣获过国家级和省级的多次表彰奖励，曾获过中宣部、文化部对外宣传“七个一”工程一等奖，自己的艺术图片也多次在国内外大小刊物上发表过，展览过，并荣获过各种奖项。

三

吴家林说，在摄影界认识了很多朋友，可以说，是朋友把我的摄影艺术推向了较高境界。1993年夏天，我去深圳出差，无意中与姓肖的朋友邂逅，肖告诉我说，这几天他正在陪马克。另外一位姓杨的朋友透露说，他们要请马克为广州摄影界的朋友指点“迷津”，我很想认识马克，也就想方设法的跟着去了。

马克看作品显得是那么的不经意，对每个人的作品就只有那么三、五分钟，评价也很简单，对好一点的说了些肯定之辞和鼓励的话，对一般的作品就问问作者的拍摄意图，之后拿了他的一些画册叫他们在旁边看。当我最后一个把作品送给马克看时，我才后悔当时只想省钱，舍不得把照片的尺寸放大一点，随即又发现马克对我的照片很感兴趣，他将我的照片摊在床上反复地看，嘴里咿里哇啦不知在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翻译才说：“马克先生问你照片还有没有？”我赶紧说“没有了，只有底片。”马克立即叫我把底片给他看，我将底片和随身带的放大镜送到了马克手中，马克又将我的底片看了一个多小时，看样子马克很欣赏，但当时他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与马克的见面使我对自己的创作之路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将这一组照片经过精心挑选出版了一本画册，命名为《云南山里人》，画册一出版我就立即寄了一本给马克，也许是“天公作美”，就在马克收到这本书的当天，美国休斯顿国际摄影节主席鲍德温刚好在马克家里，两位世界级的摄影大师迫不及待地打开我的画册，边看边评论，认为虽然处在不同国度、不同地域，在表现艺术的方式上、在审美的视角上东西方人却是如此的相似，他们激动不已，他们好像对东方这块土地、中国这块土地又有了重新的认识，发现我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

又过了一个月，鲍德温向我发出了邀请函，叫我寄两本《云南山里人》画册过去，他们准备在第七届休斯顿国际摄影节上展出，鲍德温还说，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作者，一切费用全部由基金会来出。当时我异常感动，认为能与世界级摄影大师的作品同登大雅之堂，这种机会不是每一个搞摄影创作的人都能遇到的。

在作品展览期间，我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基金会在我的住处新买了冰箱、微波炉及各种中西食品，还为我提供了冲洗照片的暗房，聘请了一名大学教师为我当翻译。《云南山里人》在展出中也得到了世界各国众多知名人士和摄影家的好评。每天晚上，基金会都要请我去参加当地很有影响的亿万富翁举办的“派对”晚会，而且是每晚一家，在各具特色的晚宴中，我领略到了美国上流社会的这些商界巨子的风采，他们才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在休斯顿期间，自己好像成了“明星”，成天都有很多“追星族”围着，特别是在休斯顿留学的中国大学生，他们觉得我为祖国争了光，同时也为他们争了光，就异常的崇拜我，我遇到困难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我。

在休斯顿展出就要结束时，基金会为我订购了从休斯顿到香港的飞机票，可就在这时，远在巴黎的马克却打来了电话，邀请我到他家里作客，这是世界上很多摄影知名人士梦寐以求的事，可我想到回国的机票都已订好了，票作废太可惜了，于是就婉言谢绝马克，这时马克急了，在他的反复追问下我才告诉他是因为机票的事，他说，若没钱，到巴黎后一切费用全部由他出，这事又被休斯顿国际摄影节一位叫比尔的知道了，他拿了我的一些画册，拉着我就往外走，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到了一所公寓，进屋一看，屋内坐着很多华人，墙壁上还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像，我正在纳闷，比尔却咿里哇啦开始演讲，一会儿，场内引起了一阵躁动，大家在争相买我的画册，之后，比尔又拿出一个箱子，看样子大家要往箱子里投钱，我似乎明白了，于是上前马上制止，因为大多是中国人，我的话他们都听得懂，我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我现在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接受大家的捐赠，如果确实有困难了我再找大家。”我话音刚落，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时我和在场的人都很激动，大家七嘴八舌，说能得到马克的约见是多么荣幸的事，无论如何也要赴约。在这种状况下，我只好答应了大家。后来在中国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买到了飞往巴黎的优惠机票。在我飞往巴黎那天，我嫣然是一位国际影星，又宛如一名国家元首，很多人都抱着鲜花，带着礼物到机场为我送别，进了机场，我又受到特别优待，偌大一个国际机场，只有我一个人进入了贵宾间，服务员热情地帮我拎包引路，当我登了机后才发现我的同行朋友和很多外国人都还在排着长长的队等待登机，当时的我已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到了巴黎，马克亲自来接我，一见到我他就哈哈大笑，叫我把飞机票给他，我知道他要给我报机票，就偏不给，而是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他看，说自己还有钱，他知道了我的意思，抱着我笑得更开心了。后来我在他们家住了半个多月，每天他夫妻俩都陪着我，还生怕我吃不饱，每顿都给我准备好多菜，在巴黎游玩的日子里，一切费用都是他们争着给。当时在巴黎的朋友特别羡慕我，后来很多中国朋友都纳闷了，因为他们知道法国人最讨厌有外人住在家里住，这样会打乱他们的生活规律，而我在马克家竟然能够呆半个多月，真有点不可思议。这种跨越国界、冲破习俗和语言障碍的友谊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红娘”就是摄影。

从认识马克到现在，一晃已经有十多年了，在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彼此间谈得最多的就是摄影，相互间都要把作品送给对方编辑、分类，即使见不了面，也要定期把作品寄给对方。时间渐渐长了，虽然我们都还没有学会对方国家的语言，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靠翻译，因为我们彼此心中的那份感情是翻译无法表达的，我们更多的是用眼神和手势来表达，双方都能心领神会。十多年来，我们一起接受各新闻媒体的采访，也时常外出拍照，虽然马克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他仍很精神，在野外拍照我们都从不服输。针对我俩的关系，法国一家电视台还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马克・吕布与吴家林的友谊》。

马克对吴家林的摄影是这样评价的：“……长时间地欣赏每一幅作品，从中你会发现爱与幸福的秘诀。”在吴家林的摄影中，看不到丑恶，怪物或暴力，更没有那些成为杂志卖点的媚俗照片。相反的，带给你的是视觉上的惊喜，他们不乏幽默甚至超现实主义色彩。这些惊喜是他的眼睛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的，他不造景摆弄，不制作，不弄虚作假。就像真正的艺术家，吴家林并不以艺术家自诩。他从不谈论艺术或创作，却独具风格。这便是艺术家的特质。

四

吴家林说，因为我的《云南山里人》这部作品在休斯顿国际摄影节上引起了国际摄影界的极大关注，很多国家在举办国际摄影节时都邀请我参展，因此该作品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等西方国家展出过。但在休斯顿和巴黎的两次展出特别令我难忘。因为在休斯顿的展出是我的作品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而在巴黎的展出马克又给了我一个特别的“惊喜”。1996年，我应邀到巴黎参展，在开幕式上，马克和鲍德温向我引见了一位“贵客”，他就是德国徕卡公司公关部的主任，他将一台徕卡FM2相机郑重地送到我手中，说是应马克和鲍德温这两位国际摄影大师之托向我赠送的相机（据说当时我是中国唯一获徕卡公司赠机的人，后来听说该公司还赠送了一台给杨立伟），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表示要更加努力拍出更好的作品来感谢徕卡公司。

马克告诉我，当他与鲍德温听说我还没一台属于自己的上档次的相机、却又拍摄出如此好的作品时，他们要想办法让我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相机，虽然徕卡公司的相机赠送的都是名人，都是对世界有着重大贡献的人，但他们知道你的情况后就欣然答应赠送这台相机给你。我认为，我在使用相机时我只把它当作农民手中的锄头一样来使用，无论怎么高档的相机在我手里只不过是一个“傻瓜”，问题的关键是自己如何支配好这个“傻瓜”，拍摄出更好、更优秀的作品来奉献给广大群众。

在国际摄影界人士眼中，布勒松简直就是“神”，马克很想把我引见给布勒松，但因为布年岁已高，身体欠佳，多少次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没能见到，但布勒松对我的作品很感兴趣。2003年，当时我在贵州一个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村寨拍照，马克打电话给我，叫我把《拉家常・1999成都》这部作品中的“猫”在四天内寄给他，说这事对我很重要。这事可把我急坏了，因为我当时在贵州边远山区拍照，要赶到昆明至少需要一个星期，后来还是想办法如期寄到了马克手里。

后来的事更让我惊喜，这有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因为事隔不久，马克给我寄来了一本画册，名叫《卡蒂埃・布勒松的选择》，在这本书里，布勒松挑选了世界上1888年至1999年间85名著名摄影家的作品，在这85名摄影家中，有46位已经作古，健在的仅有39位，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我的作品已入选了《卡蒂埃・布勒松的选择》！当时我比《云南山里人》系列作品获美国琼斯母亲基金会“国际纪实摄影奖”还要高兴。

在经过了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后，我在摄影创作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也正如我背着相机，提着三脚架，步行于云南这块红土地上潜心拍照所留下的足迹一样，即使道路曲折，但每一步都是实在的，其收获也是丰厚的：1989年在台北、高雄举办《云南行脚》展览；1993年出版摄影集《云南山里人》，结识法国著名摄影大师马克・吕布；1994年10幅作品参加《大陆・香港・台湾当代摄影展》；1995年《结扎之后》获《人民摄影》报“雄霸杯”全国摄影佳作赛大奖；1996年3月应邀到美国休斯顿FOTOFEST第7届国际摄影节上举办《云南山里人》影展，同年11月应邀到巴黎第9届国际摄影节举办《中国・云南》影展；1997年6月《云南山里人》系列作品获美国琼斯母亲基金会“国际纪实摄影奖”，同年7月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举办《云南山里人》影展，同年7月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与马克・吕布一道举办影展马克・吕布：《中国摄影40年》，吴家林：《云南山里人》，同年10月在德国赫尔腾国际摄影节上举办《云南山里人》影展；1998年应英国维多利亚艺术博物馆馆长MarkHaworth-Booth之约，为卡蒂埃・布勒松摄影精品展的中国部分撰写馆藏评论；1999年4月参加瑞典斯德哥尔摩艺术博物馆组织的《艺术走向民众》大型地铁影展，10月参加美国纽约光圈（APERTURE）基金会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大型影展巡展；2000年获新西兰《家庭・友谊・爱情》摄影优秀奖，获云南第三届王中文化奖，6月应《纽约时报周刊》邀请，为该刊拍摄创意时装摄影作品；2001年在山西平遥国际摄影节和昆明T′CAFE/GALLERY举办“黑白人间”影展；2002年9幅作品入选英国PHAIDON出版社出版的《世界100位摄影新锐》（BLINK）摄影集；8月在昆明诺地卡（NORDICA）举办《人与自然》2002年作品展；2003年代表作《拉家常・1999成都》被卡蒂埃・布勒松收入《卡蒂埃・布勒松的选择》影展及摄影集，同年6月10幅作品参加在俄罗斯SAMARA美术馆举办的“FOTOFEST1992-2002”精选13人联展；2004年9月出版摄影集《时光》，其中6幅作品参加家乡人在昆明举办的“文化昭通”系列展示活动，10月在法国蒙坡利耶博物馆举办《中国・云南人文环境中的动物》影展，参加巴黎“国际摄影月”活动・・・・・・

吴家林认为，中国在摄影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很多摄影人士却始终受到主题、思想及题材等束缚，有的只会“复制”，不能放开手脚大胆实践，有的亦步亦趋，只能照着名家大师一味模仿。我喜欢用黑白胶卷，通过黑白灰反映大千世界，但我从不反对别人用彩色胶卷，更不反对别人用数码相机，因为这只是“使用工具”方面的差异，关键是摄影者如何把握好相机，支配好这个“傻瓜”为我所用。作为艺术创作，更多的是创作者的思想，创作者的视角，创作者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感悟人生，去反映世界。因此我认为，做人做事不能走极端，因为那样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所不容，但搞艺术可以走极端，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和创作方式，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创新，只有大胆实践，大胆探索，才能走出自己的路子。而作为东西方文化，因为地域不同，文化底蕴不同，所以艺术的价值取向也就各有不同，但表现手法上却有相似之处。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文化传统，把人民大众中的最真实、最美好的东西表现出来，反映出来，创造出来，把艺术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艺术才能最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张国华）

吴家林给昭通影友讲授摄影创作知识